莫名其妙地，小秦嘟囔出“*他妈”三个字，我于惊异中向他开玩笑：“真没想到像小秦这么个书生也会说这样的话。”似乎感觉出自己失口，小秦若有所悟地解释：“唉，长期混在底层队伍里，除了这些还能学会啥？”“噢！你混在底层队伍？”“我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经历，看来今天得让它面世了。”顿了顿，小秦娓娓道出他尘封已久的那段历程。
98年学校毕业，工作暂时没有着落，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他不甘心坐在家里吃闲饭，因为自己的家境不容他闲着。还在早年，父母一直不生育，按着乡下人的观念，他们先抱养了一个女孩，起名叫“带弟”，旨在女孩能给家里带来一个男孩。可事与愿违，十四年过去了，“带弟”的事仍然没有动静。养儿育女是国人的传统，更是为自己的晚年做铺垫，他们当然不能摆脱亘古的观念与传统，于是，失望中他们只好又抱养一个男孩，那便是他小秦。最初的记忆中，父母就已是中年，等他刚二十出头，父母已进入古稀之年，还没立足就得面对赡养年迈双亲的责任，他怎么能像常人一样坐在家里等待父母操办一切呢？
还在学校的时候，每年暑假，他就与堂哥相伴学做生意。每天从附近批发出冰糕后用破棉袄闷盖好推着自行车走村串户地卖，几毛钱一根冰糕，乡下的父母大多虽不富裕，但也不吝啬这几毛钱，几乎每次都能卖完，只是一天早出晚归很辛苦。一次卖完天已擦黑，他们在二十多里外的村庄，估计回家不早了，年轻人又不想多走路，就决定走山抄近路。刚爬上山不多时天就大黑下来。远离村庄，又逢阴天，星月都遮在云层后，四周黑洞洞的，辩不清是树还是草，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丛林中钻进钻出。脚下软沓沓的走不快，走不了几步自行车就被藤蔓缠绕，还得摸黑揪拽拉扯。远近树林不时传来一声声不知名的鸟叫和兽吼，伴着夜风在林间横冲直撞，听着毛骨悚然，感觉头皮发炸，毛发竖立，但弟兄俩只在无声中赶路，谁也不敢说出一个“怕”字。记不清摔了多少跌才上山又下来。快回村口的路上，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交替着呼喊他俩的名字。是家里等不着人回去，在周边四散着找他们。听到亲人的呼唤，弟兄俩的腿软得再也迈不动，紧挨着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等待。家人赶到，弟兄俩的衣服已湿透，鞋里灌进了水，踩在地上粘滑地迈不出步。原来，天不知多会儿就下起了雨，雨不大，细听才能入耳，一路爬山竟吓得连下雨都没感觉出。
一毕业谋算着想找份临时工挣点钱，起码花钱不用再向年迈的父母伸手要，可又能做什么呢？遍数家里亲戚都没一个带“长”的，没有门路，他只好重操旧业卖起冰糕，只是这次仅他一人，堂哥早在年前到外地打工了。推着自行车走在每年暑期走的村庄总感觉不自在，是的，他不再是靠父母供养的学生，已经是一个成年人，成年人的双肩就得担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靠这几分利的买卖能担得起责任吗？他不再如以往一进村就吆喝着叫卖，而是在自行车把上挂一个写有“雪糕冰糕”的硬纸牌，悄悄地在各村巷慢慢走。年年村镇都有小孩子在街巷跑跳，但每年来买冰糕的孩子都在变，他也从孩子意识的买卖过度到成人观念中的买卖。孩子们看见了就过来买一根，买卖也便有一下没一下的，到天黑连一半都没卖掉，推着大半箱冰糕往家走，炎热的夏天从早到晚炽得浑身是汗，但他没有想起吃一根，等回到家，冰糕都成一袋袋温水。
无心再像少年时无忧无虑地卖冰糕挣钱，就四处打听托人找活干。也该走运，他姐夫在一煤矿刚提某队副队长，副队长找份临时活还是不难的，于是给他在矿上找了份活，是在运搬队看风门、把罐、甩尾巴。同班干活的是一群五大三粗的壮汉，一见他这个瘦弱书生，自然少不了取笑和奚落。不知他们以前是怎样地分工干活，反正自从他上班，他们就只会指挥他干，一会儿拉钩，一会摁风门电钮，指挥得他团团转，雷同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体力劳累倒也无妨，他本就出生于乡下，劳动惯了的人，应付这些大多靠点摁按钮的活计是不在话下的。只是他不能忍受壮汉们的污言秽语，他们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女人，离不开男人和女人床上的事，有时甚至相互动手摸揣。他刚走出校门，还是个大小伙，听着这一串串不堪入耳的话语，阵阵淫笑中，他脸胀得通红，更不敢抬头看一眼壮汉们在做什么具体动作。刚刚脱下学生帽子的他真的不能接受底层劳动者的粗俗与野蛮，但一月六佰的高额工资又诱惑着他，他只得耐着性子熬度。一天他最企盼的时刻就是吃饭时间，壮汉们都是正式工，有班中餐，而他这临时工得自己解决，也趁吃饭这一会儿，他可以远离他们到附近小饭桌坐下来安静一会儿。
一次在饭桌吃饭，无意间看见斜对面有家收废品店面，饭后过去打听，铜、铁、铝等废弃物品都收，价钱还不低。他猛然想到每天工地上都有散落的铁块没人理会，何不捡起积攒多了卖钱？也是一份收入。从那天起，每看见小铁块他就捡起装进口袋。出于知识分子固有的虚荣，他避着工友捡拾这些破烂，唯恐被当笑料议论他这个穷小子。没几天就捡了半编织袋，那天午饭后他扛着去卖，刚过完称点钱，两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人员进来，他还没反应是怎么回事，两个陌生人就二话不说将他扭着带到保卫室。定神听完工作人员间的工作交待，才明白他捡这些铁块属于偷盗，要受什么惩罚他估摸不透，本不想给姐夫添麻烦，可遇事还不得不向他求助。“朝里有人好做官”，一点也不假，姐夫一来，情况完全变了，工作人员相互打趣着说了一通无伤大雅的话，然后送他们出门。
近朱与近墨的结果古人不知说过多少代，到如今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在工友们说笑中附和几句，说到动情处也参与人们的打斗，也渐渐地，工友们不再取笑与奚落他，更不再扯着嗓门伸着粗指头指使他干活，而是渐渐地对他这也算小知识分子生出几多崇拜和敬意，好多活都帮他干，每顿吃饭使出工人的把戏为他混得一份，图得只是能与知识分子同工的那份荣幸。于是，他置身于“墨”中渐渐被染“黑”了。
好景不长，刚干半年多一点，他母亲病了，是脑血管病，父亲也已年迈，能照顾好他自己就千恩万谢了，哪还敢指望能长期陪侍病人？姐的孩子上学也离不开人。父母虽不是亲生，但从记事起，他就是父母心中的至宝，父母抱养他已是中年，抚养他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十倍的艰辛。记得还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的孩子捧着叫“蛋糕”的东西吃，他回去问父母要，父母知道邻居孩子吃的蛋糕是在市里工作的父亲买回来的。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别人吃眼馋，二话不说就搜刮家里的炕席底，找出卖鸡蛋积攒的钱往市区走，为了省几毛的车票，父亲硬是步行走去又走回。等回到家已是晚上，他们姐弟俩已吃过饭，母亲没有吃，只把锅盖好等父亲回家。满天的星斗似乎也在关注他给孩子们的这份厚礼，静静地于高空屏息凝神。
面对母亲的病痛，他义无反顾地放下难得的临时工作陪侍母亲。他的意念很直白，从记事，母亲身体就不好，万一这次有个三长两短，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孝敬二十来年的养育之恩。母亲右侧下肢瘫痪，医生一再交待勤翻身，怕起褥疮。母亲意识很清楚，让还没有结婚的儿子为自己翻身实在难为情，但病不由人，只捶胸顿足地责怪自己病得与人不一样。许是小秦的孝心感动了上苍，母亲的病日渐好转，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四肢活动自如，但毕竟能靠着拐棍下地走路，又是半年，母亲的病得到控制，日常生活也基本能自理，小秦又坐不住了。
母亲住院大把大把地往医院送钱刺激着他对钱的欲望，可又做什么呢？近三个月在医院陪侍母亲期间，他见过交不起住院费而放弃治疗的病人，也见过挥金如土的富商病号。他对钱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也不再满足于煤矿打工那六佰元的工资，他想再大些数额的，思来想去却不知该做什么，又能做什么。一筹莫展中，他突然想到同病室刘姨的儿子。还是在母亲住院期间，同病室的刘姨白天很少有人陪侍，只儿子晚上过来，出于同情，小秦每天帮她打饭、打水、洗饭盆，输液换药招呼叫护士等，一开始刘姨总觉得过意不去，但慢慢熟悉后就不再客气，只像亲人般地没事就东拉西扯些家长里短。刘姨比母亲早出院几天，出院时她儿子双手拍着小秦的肩膀说：“小兄弟，我实在忙得顾不过来，我妈这些天多亏了你，我没有什么能耐，但帮兄弟找个挣钱活还是不成问题的，用的着你哥就吭气。”说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小秦。何不找找虎哥呢？他到一个公用电话处给虎哥打电话，听到是他，虎哥满口答应：“你哥是煤贩子，没有好活，但也能挣几个，一天80，你看怎样？先过来看看。”一天80，他想都没敢想过，意识中打临时工一月能挣到一千就不错了，虎哥一天给80，意味着一月能到手两千多，在他眼里可是天文数字。
活计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将装好的煤整平后上好包装，然后跟车到出售地，等卸车后清除车上残留的煤。活并不累，只是脏又耗时。第一个月下来，怀揣着厚厚的2500元钞票，欢喜的心似要飞跃。凡事总不可能一直太平，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那天清晨，天零星飘洒着雪花，心存侥幸不会下大，就出车了。不曾想雪越下越大，上高速不多时就堵车。一望无际的公路上排满了大小车辆，车内冷得如冰窖，准备的一件军大衣裹在身上仍然冷得打颤，开始三个人（还有司机和另外一个同伴）还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可渐渐地不再说话，只尽量缩着头身以减少散热。突然，一个声音惊起了挤在一起的三个人，一个满脸胡茬的男人在敲车窗。打开车门，两把明晃晃的刀已架在他们脖颈，车下还站着两个大胡荐，“识相点，留下买路钱。”三个人大气不敢出，只乖乖地翻身上每一个口袋，翻完收罗起不过三佰元，一个胡荐恶狠狠地拿起钱丢下一句“穷鬼，以后记得多带几个，否则，别想过这条路。” 三个人不再怕冷，只觉心跳加快。一会儿，听见车外有声音，循声看过去，是一群人在雪地上打架，一律都抡着车摇把，才几下，几个人就趟在雪地上，淌出的血顷刻就凝固，一大片一大片印在雪地上红得刺眼。
那次回来已是第三天下午，他休息两天后找到虎哥，托辞说母亲还需要照顾。虎哥苦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安慰：“兄弟，你别说了，哥我什么都清楚，咱老百姓的钱不好挣，你一来我就担心这类事，但还是撞上了。你哥也就是这么大点能耐。”“虎哥已经为我尽力了，我从心底真的很感激。”沉默一会儿，虎哥试探地询问：“毕业分配的事有着落吗？现在的社会没有钱真办不成事，需要钱时找你哥。”小秦沉重地摇头。“能放下架子做小本买卖吗？”“还有什么架子，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应该是还在报住院时那点恩，结算时虎哥给他拿了两个月的工钱——5000元。
休息几天，似乎做了一个长长的梦，醒来咀嚼梦里的事，做买卖？突然，同学杜岭闯进来。杜岭是吕梁人，毕业回家时他们一路同行，说到工作与生活，杜岭曾说他们家乡的红枣很畅销，假如就业困难就做红枣买卖也能糊口。凭着青年的一腔热血，他专程去吕梁乡下找同学，按着留的地址他找到杜岭。吕梁的乡下更是穷得一贫如洗，杜岭正在为买卖没有伙伴而发愁，本想联系小秦，可不幸回家时将装有同学通讯录的包丢在车上，凭着记忆试着给小秦发了一封信，说出地址，还真对了，只是他把“圪芥村”写成了“鸽届村”。
杜岭的姑姑在省城做服装生意，运气还好，她领着他们在一集贸市场租了一个小店面，没用几天就办理好相关手续。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当然不懂得像一般生意人一样举行什么开张仪式，店面简单收拾后就悄无声息地开业了。起初很冷清，但渐渐地，一天比一天红火，收入也一天天增高。兜里有了钱就想着生意外的生活，每天收工后徜徉于街头看过往行人，看花花绿绿的世界。店面不远处的街面排列着一个个灯红酒绿的歌舞厅，华灯一上，这儿就活跃起来，各种叫不出名的小车纷至沓来，门口娇艳的姑娘喋声喋气地招呼每一位顾客，听着都肉麻，有的顾客甚至在门口就淫笑着摸揣姑娘的脸，姑娘也扭捏着回一个淫荡的笑。一次他俩刻意收拾一下衣装出门，刚到街口，两位姑娘走下台阶向他们迎来，走到跟前一个挽着一个献上她们的专业用语：“大哥，进来放松一下，看两位都是有身份的人，我们这儿的服务是一流的…”两人面面相觑，没等姑娘介绍完具体服务项目就挣脱一溜烟逃回他们蜗居的小店铺。
好景又不长，他们做买卖的那条街贴出通知要规划，要求各商铺限时停业搬迁。平分完最后一笔收入，他们各自回家等待机会。不多时，他的工作有了眉目，疏通完各个关节，他上班了，工资不高，但安稳，不再遭受颠沛游离，不再面临生死攸关的险境。几年平淡生活又养成他如今安于现状的庸俗，但那时养成的恶习仍然不能根除。
听完小秦的故事，我不再惊讶，只淡淡地说一句“环境塑造人，也难为你了。”他不无遗憾地感叹：“其实，人都有惰性，假如我没有这份工作，说不定也发财了，与我合作的杜岭分配到乡下，他一报道就办了停薪留职继续做红枣生意，新店面开业又叫我，当时我已上班，也就再没有做生意的心思。如今他不但经营红枣，乡下过来山货都经营，还开了几个分店。穷则思变，富则想达，真是真理，如今的他是他们家乡有名的大老板。”
窗外紫藤架上一只麻雀没来由地啄着寒枝，地上的清影随风僵硬地摇晃着，小秦指着那只麻雀自嘲道：“我就是那只麻雀，只要有口饭就忘了挨饿受冻的苦头，活该到如今仍然是一贫如洗。”我没有说话，只以微笑应答。
作者简介：
垄上行，女，生于1972年，山西阳泉人。喜好文学，且习惯用文字记录耳闻目睹之物事，偶有文章发表于地方晚报和各地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