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文湖注定消亡的时代
生活在汾阳，但凡爱好文史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古汾州八景。此文要讲的是其中一景“文湖渔唱”那片水域。文湖是最先消亡的景致。透过县志对金朝大定年间围湖造田的简略记载，本文初步探究一下那个时期社会状况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文湖位汾阳城东四里。文湖一词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宋代称西河泺，金代称文湖泺。其水源来自原公水、禹门河西山诸泉以及附近多条季节性洪水河，因此处地势低凹，日久自然汇聚成湖。
先就《金史-地理志》解读，汾州的行政区域金因宋制。金朝于天会四年(1126年)占领山西全境，天会六年(1128年)将全国的十三道改为十五路。汾州(治所在西河)为河东北路，当时辖五县二镇(西河、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灵石县、郭栅镇、洪山镇)。进一步圈定金朝在汾州的有效统治为天会四年(1126年)至贞祐四年(1217年)共91年时间。
金朝攻占山西时，由于残酷的杀戮、掠夺，造成山西辖区内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业凋敝。其时社会惨状于北宋末庄绰著作《鸡肋篇》中卷记载:“……而自靖康丙午岁，金人之乱，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另见阎凤梧(《全辽金文》《汾州葬枯骨碑》在平遥2002版~1296页)，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攻破汾州时的记载:“本县顷自丙午岁二十一日破城时，有援兵五千人，遗民数百户，内外生灵，约计十万。或长驱不返，或迎敌而殂；威临而坠井坠河者有之，势协而自缢者有之；士民共戮，善恶同诛；有千里离乡者，有一门尽殆者，尸盈都邑，血满道途，触渎天地，暴露星霜。日往月来，股分肉尽，亲知莫辨，男女无分，白骨相错，孰可忍耶？"当时汾州城邑萧然，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当生态体系、农业体系一但被打破，短时间很难恢复。自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绍兴议和"之后，宋金休战。金朝对山西的统治已经巩固，后经移民，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山西人口发展又进入黄金期。山西人口从北宋后期位居全国第十二位升至第八位，人口密度由北宋后期第十一位升至第六位。金泰和七年统计(1207年)，汾州五县二镇当时恢复至87227户(《大金国史校正》1986~173)。
确定了汾州在金朝人口数量。其次，在汾州固有行政区域内研究一下支撑人口繁衍的土地与粮食问题，也就是围湖造田的诱因。现在汾阳市的耕地面积约七十六万亩左右。由于汾阳独特的半丘陵半平川地势，所以在金朝时耕地面积绝不会超过七十万亩(文湖造田连渠道，保守估算超两万余亩)。据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1937版~155页碑对山西土地状况描述言:"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则物力多，税赋重。"另见《金史-食货志》记载:①"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八月，尚书省上奏指出:河东地狭，稍凶荒则流亡相继，窃谓河南地广人稀，若令招集移民，量给闲田，则河东饥民减少，河南且无旷地矣"。②“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十月，金朝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谋克所管屯田，能增三十顷以上，赏银绢二十两匹，其租税止从陆田"。
但是女真贵族仍通过各种手段掠夺民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三月在上谕中曾批:“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者，何以自存”。另一方面金朝佛教盛行，寺院占地不容小觑。根据《山西通志》、《金文最》、《金史》统计，金代汾州五县共有寺院560座。据《汾州平遥慈相寺修造记》载，平遥以东冀郭村慈相寺，在寺东南麓山深处有田数百亩，经营耕作十分不便，住持在山中建房数十间，雇人耕种，可见一斑。金朝后期，由于政局不稳，战乱频繁，流民增多，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政府开始令一些寺院帮助赈灾。综合以上所述，足见当时土地兼并严重，流民无田可种之苦状。更可见金朝政府迫于两线作战，财政紧张，重视、奖励兴修水利与垦荒。
大体上摸清了耕地数量，再研究一下金朝的自然灾害与农业状况。在金朝统治汾州其间，山西境内共发生地震五次，分别是正隆五年(1160年)、泰和五年(1205年)、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大安元年(1209年)、大安二年(1210年)。旱灾四次，分别是大定十二年(1172年)、大定十七年(1177年)、大定十八年(1178年)、至宁元年(1213年)。从存于绵山的金大定十一年五月(1171年)《汾阳军太守谢雨祭文碑》祭文文字便会得到这一时期旱灾的佐证。蝗灾三次，分别是正隆二年(1157年)、大定十六年(1176年)、大定十七年(1177年)。由此可以看出，天灾频发，必然引起粮食减产，甚至绝收。最严重时(1213年)金朝政府甚至被迫免去河东地区全部租税。另外，再看一下河南，自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至明昌五年(1194年)起，黄河三次决口改道，夺淮入海，泛滥成灾，下游沦为泽国、大批农民死于水患或逃亡，中原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金朝的赋税收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北边的鞑靼和蒙古不断起兵抗金，南边宋朝也不断发动对金的战争，对外作战的军费却与日俱增，而皇室依然追求奢华，致使财政入不敷出，为此，金朝政府大量发行交钞(纸币)，又造成社会经济紊乱，国力开始转衰。
宋金时期，北方粮食亩产比以前有所下降。原因有三：其一是战争的破坏。唐末五代的战争、宋辽西夏的战争、金与辽宋的战争，使北方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其二是气候的变化。11世纪时，北方气候异常干冷，导致北方亩产下降。其三是土地的荒瘠。中唐以后北方生态环境遭破坏，以上这些因素造成北方粮食亩产下降。北方粮食作物以粟、麦为主。金代的粮食亩产：章宗泰和元年，更定瞻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兴定三年（1219）正月侯挚说：“河南军民田，见耕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金史·食货志》麦粟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还是亩产两石。也就是上等水地亩产二百四十斤，中等田亩产二百斤，下等田亩产一百六十斤。等秋后再纳十分之一田税皇税后，小民百姓所剩余粮已无几。汾州五县两镇87227户，按当时人口密度(128.8)计算，每县均17400户X5计算，每县近八万人(与北宋末年汾州人口相当，甚至超过北宋末年人口数量)。汾阳因是州治所在地，另加军事组织(明代一卫所5600人，金代郭栅、洪山两镇兵员应在一万人以上，兵驻在外，但粮饷由汾州调拨)、寺庙僧侣及附庸人口应超过十万人。在现今耕地面积基础上，姑且乐观的取上限推断，当时可供国家丈量的耕地面积不会超过三十万亩。汾阳小麦一年一熟，三十万亩X一(亩产量/石)得出汾阳当时粮食产量为年/三十万石，加上五谷杂粮不会超过六十万石。六十万石乘以二百(斤)便是一亿斤粮。按周朝祖制，田税为十分之一，再减除一千万斤，所得九千万斤粮食，这是汾阳风调雨顺时民间中等田的近似的收成。试想，每人每天口粮按一斤二两计算，一个人每年需近四百斤粮食，十万常住人口每年需四千万斤粮食。这是按中等田收成计算，若把中等田、下等田收成平均开，正常年景恐怕连解决温饱都难，何谈粮食积垒呢？更何况当时上、中等田地为女真贵族所兼并，民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下等田地。富户屯粮居奇，平民无田可耕，这就是金朝大定年间的畸形社会。金朝是落后的生产力。对山西的统治是靠毁灭北宋人文、经济基础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前期的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关系，消耗了金朝宝贵的时间。短暂的几十年和平，虽带来了一时繁荣(从如今一些出土的高等级砖式墓壁画中可折射出当时安定的生活与繁荣的经济)，但由于受到内外诸多政治因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短时间内没有积垒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一遇灾荒年便饥民遍野、内政不稳。可见金统治中、后期高度重视兴修水利与屯垦，这就是大定年间汾州注定要围文湖造田的真实原因。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文湖北魏时阔十五里，长三十里，至金大定年间阔八里，长十五里。围湖造田后得耕地约两万余亩。由于文湖地势低凹，富含盐碱，所以后来此地村子仍叫碱场(建昌)。纵然筑得耕地，但当时肯定没收到多大效益(直至三百年后明万历四年(1576年)官府凿渠增堰，围湖造田始成)。何况老话说水走故道，遇洪涝依然泽国一片。
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金朝虽凭五省之财力、物力应对南宋、蒙古两线长期的消耗战，但并不具有统一全国的可能性。国家财政时时捉襟见肘，注定是一个短命王朝。特别是金后期与蒙古在山西狭长地带(包括汾州在内)进行残酷的拉锯式争夺战近二十年，使汾阳这座繁荣的古城在九十多间两度陷入灭顶之灾(金灭宋、蒙灭金)，历史悄然逝去近八百年了，站在文峰塔下，面对如今的文湖和当年围湖造出来的这片土地，说些什么呢，读者自己感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