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尔茨曾多次受邀访问东德
Stasi公开的文件中记录了朔尔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多次应东德青年组织 FDJ 的邀请和社会主义青年团(Juso)前往东德访问。当时西德游客进入东德还受到广泛的边境管制，必须每天以1：1的汇率将25元德国马克兑换成民主德国马克。不过时任社会青年团(Juso )副主席的朔尔茨豁免执行了这个规定。
1988年5月4日朔尔茨通过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前往东德。当时边防警卫的记录显示：“免费签发柏林的签证，免于最低货币兑换，礼貌通关，没有海关管制。”
1984年1月4日，朔尔茨随Juso代表团和 FDJ 工作人员一起与和前东德社会统一党主席(Egon Krenz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国”和民主德国新闻当时对此进行了报道。
Stasi的文件中关于次日举行的招待会有一份说明。其中写道：“青年社会主义代表 Olaf Scholz 针对苏联在东德部署导弹的表态是，社民党有反对美国在西德部署导弹的决议，但没有反对苏联在东德部署导弹的决议。他明确认为，苏联的措施是一种“后续武装行为”——即对美国军备措施的回应。
朔尔茨曾是极左的社会主义者
1986年10月，朔尔茨再次前往东德之后，Stasi的档案中写道：他“属于Stamokap——在组织中有很大影响的专业政治人物。大多数关于最终协议的问题也和他进行了讨论。他在汉堡担任律师。”
Stamokap是„Staatsmonopolistischer Kapitalismus“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缩写，认为德国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处于“最后阶段”，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属于社会青年党的极左势力。
1982 年朔尔茨曾写道，只有“消除资本主义”才能拯救和平、繁荣和环境。“决定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以及消除以此为基础的权力和垄断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当时社民党中的左派和许多社会青年党人都很赞同他的观点。
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的间谍工作
当时朔尔茨一方面是东德的座上宾，另一方面他的一举一动也受到Stasi的监视。有关他的活动报道了19次，其中一个代号为“Kugel”的间谍的文件至少12处提到朔尔茨的名字。
代号为“Kugel”（注册号 XV / 107/72）的探员提交的十多份报告中包含有关朔尔茨的信息。和朔尔茨相关的内容涉及汉堡社会青年党的信息以及内部政治动向和争端。他们的一些报告甚至还转发了苏联的克格勃。前苏联对联邦德国的政治局势和政治格局非常感兴趣，社会青年党也在其内。
然而“Kugel”档案中主要隐藏着汉堡社民党人和经济学人Kurt Wand的秘密。Kurt Wand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人，在纳粹时代曾被关在集中营，后为Stasi工作，代号“Hülse”。1970年，他向当时26岁的儿子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并招募儿子成为Stasi的特工。1993年“Kugel”档案在联邦德国暴露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Kurt Wand当时的同居女友是一名汉堡的参议员，也为此辞职。
Stasi记录在国外间谍活动的SIRA 数据库直到1988年才被破译。据称当时Stasi在西德安插了大约3000名工作人员，仅在汉堡就有7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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