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人数很高，但德国的死亡率很低。这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德国为什么会比其他西方国家在战疫方面更成功？专家给出五个原因，其中一个与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有关。
德国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是非常低的，明显优于英国或美国。截止到上周末为止，德国死亡率为1.5％左右。同比意大利约12％，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分别在10％上下，中国4％，美国的2.5％，德国的死亡率可以说是非常低了。即使是被反复提及的榜样韩国，死亡率也比德国更高，大约为1.7％。
德国与意大利的对比尤其令人惊讶，因为这两个国家的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欧洲是最高的。彭博全球健康指数甚至表明，意大利人甚至比德国人更健康。
《纽约时报》在周末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以找出德国与众不同甚至更好的原因，并让专家们来发言。
病毒学家Hendrik Streek说：“我已经听到很多关于德国异常现象的讨论。”他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同行的电话。例如，海德堡的所谓的新冠出租车（Corona-Taxis）被多国赞叹：身穿防护服的医生在病人感染新冠病毒五六天后开车去病人家接诊。
海德堡大学医院病毒学负责人Hans-Georg Kräusslich教授说：“一般感染病毒第一周结束时有一个转折点。” 这是决定疾病是否恶化的一个时间点。医生会查看患者是否显示出这种恶化的迹象，如果出现恶化迹象，那么就把这些居家隔离的病人送到医院救治。如果病情恶化初期就在医院收治了，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高。
众所周知，海德堡的新冠出租车只是德国众多抗疫举措中的一项，这表明德国政府在抗击这一流行病方面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和投入”。
总体而言，低死亡率不是所谓的统计上的偏见，而是德国应对病毒的方式和方法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实际结果。
首先，德国感染者的平均年龄远低于其他国家。这是因为该病毒主要是由年轻的滑雪者带到德国的。只是随着病毒的传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受到了影响。目前德国感染者的平均年龄为49岁，仍然远低于法国和意大利的约62岁。
在德国已经讨论过的另一种解释是，在德国接受病毒测试的人数远多于其他国家。这意味着能发现更多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的人，这增加了确诊的感染人数，在死亡人数固定的前提下增加了分母，所以死亡率自然比较低。
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1月中旬，在柏林的Charité就开发了一种测试程序，并将其在线提供给全德各地的实验室，所以从那时开始这些实验室就开始一系列测试了。
Charité首席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表示：“ 我们目前死亡人数如此之少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室诊断。” 现在每周有35万人，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海德堡公司的Virologe Kräusslich说，另一个优势是，如果确诊早，治疗早，生存的机会就更高。
另外，容易传播病毒的医务人员在德国要定期接受测试。在某些医院中，十名员工一组执行块状测试以节省成本；仅在结果为阳性时才进行单个测试。4月底，卫生当局还计划抽样对10万人进行大型的抗体测试研究。
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特别震惊的是：对德国公民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根据病毒学家Streeck的说法，这是德国能进行广泛测试的关键。而美国则有很大的不同。一直到国会上个月通过一项法律后提供免费测试。Streeck怀疑，之前在美国很多没有医疗保险且只是喉咙有点嘶哑的年轻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去看医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感染了病毒并在社会上大规模传播病毒。
在美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测试主要限于重症患者。而在德国，只要去过疫情危险区域或和确诊者接触过，或者有相关呼吸道症状都可以接受检测。这在许多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在德国学校一个雇员被确诊后，学校就立刻被关闭了，该人接触过的235人全部接受了测试。
Streeck说：“大规模测试和跟踪传染链是在韩国取得战疫成功的策略，我们试图从中汲取经验。” 因此，从伊施格尔（Ischgl）滑雪胜地返回的每个人都被跟踪到和接受了测试。
另外，德国良好的卫生系统是另一个优势。在新冠危机中，许多医院和诊所扩大了配备呼吸机的重症监护病床。英国的卫报也提到德国抓紧时间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这也是一大优势：一月份，德国大约有28000张这样的重症监护病床，即每10万人中有34张。作为比较：意大利有十二张，荷兰有七个。而现在，德国有40000张重症监护病床。现在的收治能力甚至足以容纳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患者。
一些专家已经谨慎乐观地认为，社交接触限制措施可以使传染曲线保持平坦，以至于德国的卫生系统可以在大流行中足以应付。
使感染数量增加一倍所需的时间已大大降低。
根据Gießen的医生Susanne Herold的说法，如果能把新确诊病例翻倍的时间拉长到12到14天，通过模型分析表明，德国有足够的医疗力量可以避免因为呼吸机不够而要对患者进行分类，有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机会上呼吸机。而目前德国翻倍时间已经超过了11天，抗疫形势谨慎乐观。
总理默克尔也受到了纽约时报的赞扬。
“除了大量测试和医疗保健系统可能是死亡率低的原因外，在危机期间，默克尔“在采取越来越严格的社会距离限制措施时进行了清晰，平静和定期的沟通，”《纽约时报》写道。这些限制政策几乎没有碰到政治上的阻力，而且公民基本上也广泛遵守。而总理的威望也上升了。
Streeck说：“也许我们德国最大优势是政府最高层的理性决策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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