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 峰 爷 爷 家

                                  董杰

我的爷爷属牛，生于1901年，高高瘦瘦的，花白的头发，脸上布满了皱纹，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说起来他的一生也是够坎坷的。

爷爷原来是赤峰北边九十华里的桥头镇两棵树村的农民。大概是在一九三六年我父亲三岁时，奶奶因病去世后，爷爷就带着我大姑和我父亲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赤峰街。据父亲说爷爷在解放前的职业是倒卖皮货，因为爷爷头脑灵活，生意做的不错，所以生活过得还可以。

解放后爷爷先是在城市供销合作社卖菜，后来到豆腐房工作，一直到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后政府允许做小买卖，爷爷开始做起了卖菜的小买卖。

爷爷整个一生，都在为生计奔波。奶奶去世的早，是爷爷独自拉扯我大姑和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生活的诸多艰辛和不如意，所以爷爷的脾气不是太好，经常发火骂人，对儿女和孙辈也不客气。我有时也挨他的骂，但是他很少打我们，除非气急了。

记得懂事后第一次回爷爷家是三岁左右的一九五六年。母亲领着我抱着大妹，在赤峰火车站下火车后坐马车回的爷爷家，因为当时赤峰市还没有通公交车。记忆中我们坐的马车非常气派，高大的枣红马，宽大的红硬皮座位。马车跑起来虎虎生风，马蹄敲击石子路面哒哒声和马脖子上的铃铛的铃铃声交汇在一起，犹如一曲节奏感很强的交响乐，很动听。这大概是我随父母到承德后第一次回爷爷家。 

到了爷爷家的第二天，爷爷就用肩膀扛着我去逛自由市场。认识爷爷的人看到他扛着一个胖小子，就问爷爷这是谁，爷爷一脸自豪，得意的说，这是我孙子。别人奉承的说，你真是好命。爷爷扛着我在市场一边转一边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因为懂事后初次接触爷爷，对这个高高瘦瘦的白胡子的爷爷不太熟悉，不敢造次，我就一直说不要，不要。爷爷扛着我转了一圈也就什么都没买，我感到很失望，我说不要就真的不买，就这样扛着我视察一圈就回了家。

这次探亲，应该是来看望有病的姥姥的。由于年纪尚小，朦胧的记忆中，躺在炕上患病的姥姥用一种忧郁的目光悠悠的注视着我，那眼神很凄凉。这是我对姥姥仅存的一点记忆，但是很深刻。不久姥姥就去世了。说起姥姥的身世也够悲惨的。听母亲说，姥姥家原来在围场，我的姥爷在日伪时期去承德给日本人做饭，从此一去不归。按母亲的说法，应该是死在外边了，不然不会丢下妻女不管。姥姥为了生计，就改嫁到了赤峰。饥寒交迫的生活下姥姥患了重病，听母亲说姥姥得的是噎嗝，也就是喉癌。

母亲嫁给父亲前，是姥姥家生活无望，将母亲以几斗高粱的代价，卖给爷爷家的，后来和父亲成的亲，按当时的说法母亲就是团圆媳妇。可见那时姥姥家生活有多困难。

由于家里粮食不够吃，父母就把我从承德送到了赤峰爷爷家。当时爷爷家也很困难，一家老小的生活就靠爷爷在豆腐坊干活挣那点钱来维持。那时我已经七八岁了，那苦难的日子仍记忆犹新。那几年，主要是粮食不够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最困难时只能靠糠和野菜来充饥，一年到头都吃不到净米净面的粮食，人们普遍营养不良，很多人都得了肝炎和浮肿病。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吃死人肉的现象，令人毛骨悚然。（那是亲耳听大人们聊天时说的）年老的，有病的，抵抗力差的人死了不少。爷爷家靠爷爷在豆腐坊工作挣得那点钱，根本不够维持生计，生活很困难。记得那时的我每天傍晚都在院子的门口眼巴巴盼着爷爷从豆腐坊收工回来，因为爷爷回来会挑回来两桶做豆腐后剩的泔水，里面有在锅里过滤豆浆时形成的锅嘎巴可以充饥。我那次回赤峰在爷爷家呆了四个月，由于营养不良，回到承德时脸上长满了黄水疮，手上都是水泡。

以后两年再到爷爷家，就是小学放寒暑假时回赤峰去。那时只要一放假就在学校开一封介绍信，可以买一张半价火车票，三元二角钱。通常家里给拿五元钱，买票后还剩一元八角的“巨款”可以存起来，留着买零食吃。小学四五年级时，同学们都是搭伴走，这样就不会走丢。因为那时承德没有直通赤峰的火车，要到叶柏寿转一次车后才能到赤峰，单个走父母不太放心。（因为我和同学们的父母大都是赤峰麻袋厂迁厂到承德的，所以大部分同学们爷爷和姥姥家都是赤峰的）那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两年，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有了好转。爷爷自己摆了个菜摊子，做起了卖菜的生意。所以，爷爷家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每次回到爷爷家都挺高兴的，出去玩时，都要到爷爷菜摊子拿上些零钱作花费。爷爷那时最喜欢我买书，只要我说买书，爷爷就很高兴的毫不犹豫的把钱给我。回想起，那两年（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是我小时候回赤峰最惬意的时光。

自己单独回赤峰是一九六六年。也就是文革运动开始的第一年，我小学刚毕业，在家等待着上初中。由于文革运动的发展，大中小学校都停课了，自己待学在家也没意思，父母就答应我到赤峰爷爷家住些日子。记得是那年夏秋之交的时节，晚上从承德火车站上的车，一起上车的有一大群从北京串联后在承德转车回赤峰的中学生红卫兵，大部分是蒙古族人，好像是赤峰北边克什克腾旗哪个中学的。一晚上他们都在斗志昂扬唱着革命歌曲，也叫我跟着他们一起唱。到了赤峰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公交车已经没有了，是徒步走着回的爷爷家。

这次回到老家，少了几分以往亲人久别重逢的高兴和喜悦，多了些愁苦和无奈，爷爷的家被抄了。罪名是:爷爷倒卖蔬菜的行为属于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卖菜的手推车和家里的两辆自行车都被没收充公了。好在爷爷家的成份是属于贫下中农的范围:城市贫农。所以，是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从轻处罚吧，没收投机倒把的工具了之。其实，也多亏了爷爷的一贯的生活方式，我们家才在文革和其它运动中平安渡过。爷爷的生活理念就是，赚了钱就花，不存钱，不置备财产。解放后划成份的时候，爷爷家既没有不动产也没有存款，连住的房子都是租的，所以划了城市贫民的成份。按当时的普遍说法，就是属于根红苗正，三代贫农，无论搞什么运动都会平安无事。虽然成份没事，但是卖菜的小买卖算是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不让做了。一家人的生计从此陷入了困境，只靠三姑一个人在衡器厂每月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很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没有别的办法，爷爷被迫偷偷的干起了倒卖猪毛的生意。倒卖猪毛，就是到农村的各家各户收购宰猪后褪下的猪毛，回来把猪鬃和猪毛精选，分门别类后再卖到收购站去。这样分出等级来卖就比混着卖能多卖点钱，赚个差价，也就挣个辛苦钱。我正好回到了赤峰，就帮助爷爷一起到赤峰附近的农村收购猪毛。清晨天没亮就到长途汽车站坐车，到了应要去的地方的车站下车后就徒步到周围村子（赤峰叫营子）去转游。幸运的话就能多收一些，反之就会收的少一些。傍晚再坐长途汽车回家。记得有一次到离赤峰三十华里的红庙子去收购时，晚上在等回家的长途汽车时和爷爷走散了，我怎么也找不到爷爷了。想坐长途汽车身上又没有钱，天渐渐的黑了，只好背着半麻袋猪毛自己走着回赤峰城里。当时只有十三岁，胆子还很小，更何况是走夜路。为了壮胆，就一边唱歌一边走。路上也见不到什么人，偶尔碰到了几个徒步串联的红卫兵，大概是掉队的吧。当走到赤峰东郊的那一大片树林子时，已经小半夜了。黑漆漆的夜，树叶在风的吹动下哗哗作响，很是恐怖，害怕极了。心里想，可千万别碰到狼呀，不然可能就没命了。一路心惊胆战，总算到了家，已经是半夜了。三十多里路走了近五、六个小时。

那时，到农村去收购猪毛是很辛苦的。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大都相隔几公里，全靠徒步走。好在小时候经常到野外或山上疯跑，体力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有时候会遭到一些流氓无赖的骚扰。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村子收购猪毛的时候，碰到一个面相猥琐的家伙，用东北人的话说，长得挺磕碜的。大概率是出生过程中挤压过分，落地后头部没有恢复到人的正常模样，用歪瓜裂枣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我们没招惹他的情况下，他用惯用的的痞子腔调，对我和爷爷出言不逊的说了两句极具侮辱之言来奚落我和爷爷。相由心生这个词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爷爷立刻怼回:你嘴歪眼斜，心不正。看到他那无地自容的样子，旁边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以后的一两年，我多次回赤峰的爷爷家。为了生计，无论冬夏都要和爷爷去收购猪毛，几乎走遍了赤峰周围的农村。直到一九六八年文革到了开始复课闹革命的阶段，学校开学。

作者简介：晴朗天空，本名董杰，1953年赤峰生人，承德某企业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