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香香
即便是最稳健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在此次疫情当中也未能免俗，也开始蹭热点，并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毕竟，这对实现从业人员的个人价值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对自身机构的知名度的传播也是一次契机。
在此次群众运动中，虽然曾有部分专家或个人站出来，提出与这些机构意见相左的意见，试图让民众冷静，但是都很快就淹没在了激情澎湃的民愤之中。无奈之下，他们只能依靠知识分子独有的避世哲学，重新躲进象牙塔中明哲保身，噤若寒蝉。
在一波又一波的舆情推动和选择性呈现出来的“证据”面前，公众更相信这杀人无数的瘟疫是身边的那些既看不清，又随时看得见的人群的“恶癖”所致。
于是，愤怒的种子在恐惧和“科普”的滋润催化之下迅速生根发芽。在有意或无意的舆论引导之下，人们对“恶癖”的仇恨，逐渐发展成对人群的攻击。在群众运动轰隆隆的战车面前，即便是有金刚不坏之身的螳螂，也不敢举起那双注定要被碾得粉碎的臂膀。
然而，在这场运动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这些发起者视作“大捷”的事件，伤害的却是整个公益保护行业的声誉。
摄影：王乘东
为何这样说？
请各位读者先按住心中彭拜的怒火，耐心地看完本文。
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主体是政府的各级主管部门和各个业务单位。虽然体制化的弊端在所难免，众人皆知。但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积累，其不管是在人员配备、资金保障，还是业务规划、甚至法律法规和产权职责的明确与规范，这都是民间力量所不能比拟的。
在民间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生根了40年，长期被体制内机构冷落的公益保护界，普遍认为自己“冷板凳坐得太久”，试图改变现状。这本无可厚非。和任何行业一样，当几个行业内寡头达成一致要一起上路的时候，作为行业的小鱼小虾，你若不跟着，那你连入行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场由业界明星大专家，以及行业内领军机构发起并推动的，将全行业大多数人感召进来，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
毫无疑问，公益行业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此次疫情中民间公益行业主导的这类靠模糊的证据发起的运动就如空中楼阁一般华丽而脆弱，其落幕将如开幕一样发生的迅速而决绝。
放在历史长河里，这场组织者们“费心劳力辛辛苦苦“”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最终只不过是个“群众事件”。在运动结束之后，当再无瘟疫可以被利用之时，一度被放在炙子上煎烤的政府、社会、民众终将重新思考。
当然，我们希望思考的不是去如何报复，而是如何去如何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摄影 ：王景和
此次疫情期间，这些公益保护机构的宣传部门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高效。公益行业，是一个不图“利”，只图“名”的行业。这里的“利”与“名”二字并无褒贬之分，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利润”和“名气”或者“名声”。
盈利性的企业考核的是“利润”，非营利性属性的公益行业只能靠不断的宣传来扩大“名”。毕竟，公益行业使用的是全社会捐募的资金，名声越好、名气越大是公益行业的生身立命之本。
传统上，公益行业努力做事求名，赢得主流媒体的报道是其宣传的主要途径与瓶颈，而自媒体的出现则让公益行业破茧成蝶、振翅天空。各公益保护组织都投巨大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搭建了高效而“优质”的自媒体，尤以微信、微博为主要战线。
从此，在宣传上不再受制于人。那些情怀满满的感人故事、夺人眼球的美丽景色、光影巧妙的动物摄影、精雕细画的奇花异草牢牢的抓住了平台粉丝的眼神。在诸多公益项目的立项过程中，“宣传效果”甚至一度成了最重要的指标。
介于此因，疫情期间几乎所有机构的自媒体都实现了日更。他们或自己动手，或招募写手，或邀请“科普”大V，多维度多角度围绕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利用的原罪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宣传（并很老道的使用了无法追溯的化名）。学术界每一篇结论模糊的指向野生动物利用的论文，都被迅速“解读”并“使用”。另一方面，每一篇显示将疫情定罪于我国国民食野恶癖为时过早或暂时“证据不足”的论文，又被集体忽视雪藏。
摄影：杨玉和
对钟南山院士等专家在特定语境下的话语也被用同样的方法断章取义或选择性使用或屏蔽。在知名教授身份和国内顶级高校光环的加持下，普通民众的大脑只有遭受降维打击的份，他们是无法分辨其中真伪。毕竟，普通大众更相信权威，相信专家，相信名校和知名机构。
如果这些机构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地为宣传而进行夸大，为宣传而利用民意，那么人们会寻找到其他可行办法吗？
野生动物保护的民间力量无非就是公益和企业两种模式，一个靠公众筹款做事，一个靠技术做事挣钱。说来也巧，二者有着几乎等长的成长时间。
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从四大国际动物保护组织进驻中国的第一天开始（1980年），野生动物保护行业就开始成为公益模式的天下。这是受当时的国情，甚至是政治经济结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状态。以至于时至今日，在国内如果一个公司标榜自己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还会被投来疑惑的眼光。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代，科学界经历了一次科学家下海热潮，至今仍不见衰减。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完善，各领域内的技术专家纷纷成立科技公司提供技术服务。这种既不占用国家项目资金，又能创造社会价值的科技型企业具有极大的市场与社会价值。与此同时，众多曾经被公益模式主导的行业开始市场化，比如健康、养老、安保、教育、文化传承等行业。
这些行业市场化之后，不仅没有变得“唯利是图”或者难以自持，反而因为市场竞争、资本加持和高效经营而变得生机勃勃。从业者们面向市场公平竞争，靠提供优质的服务解决社会问题，赚取合理的利润。有切实可量化的指标，有自主经营生存的动力。
但是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相关企业发展的不温不火，很多时候还会显得低人一等。甚至在竞标承揽政府采购项目时都面临或明或暗的歧视。但是就一项服务内容来说，如果可以通过高效的商业手段实现，那也就没比较执念于低效的公益模式。
就野生动物保护中民间力量能参与的内容来看，大部分工作并不是离开公益模式就做不了的，甚至在引入市场机制后会更加高效和有活力。
按现行公益机构的管理办法，项目筹到的资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花出去，并且只能花在限定的项目中。如果财务结余过多那么会面临法律和名声的双重风险，这也是很多公益机构铺张浪费的重要原因。
但是对企业来说，服务内容在达到了业主要求之后，剩余的利润可以用于企业的再发展，这对促进企业发展，继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无疑是个巨大的动力。
疫情肆虐期间，贪功冒进的公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初衷虽好，但所作所为却有违人伦，势必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随着国家收紧对境外组织和境外资金的管理，这些公益组织必定面临严重的资金问题。不出意外的话，它们将失去公众捐款和政府技术服务采购这两个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为了降低名誉损失和合作风险，公众和政府也将会寻求更加务实和低风险的伙伴。
也许，真如那位振臂挡车的专家所言：整个野生动物保护行业，将重新洗牌。
做自然使者，为大自然代言
微信公号：ziranguancha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