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出于对日关系的长远考虑，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采取宽大政策。
1945年10 月，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指出: “战后对日政策，本‘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故处理日本战犯，亦当秉承昭示，且联合国对纽伦堡主要战犯之处置，采取教育及示范性之惩戒政策，与麦克阿瑟将军对日管制之重视收揽人心，恰同我国宽大精神相符合……故现今决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宜循主席意旨，详加研讨，厘定方针，务期宽而不纵，使正义公理与民族情谊，兼筹并顾”。
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表示，“在渝参加中枢对重要战犯审查会议时，主管机关各提名单百余，而奉主席批准核列者仅三十余名，其处理之宽大审慎可知”。据冈村宁次回忆称， 1946 年2 月17日，国民政府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私下对其透露，“根据蒋介石主席方针，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
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立案时，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提出的战犯名单有83人，确定被告姓名、官阶、隶属单位的战犯有59 名，仅师团长以上的战犯就有12 名，但是在审理和结案时，所列12名重要战犯只有原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人受审，这样的结果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罪责的重大程度是不相符的。
战后国民政府实际判刑的日本战犯人数不过500 多人，这与长期侵略中国并犯下累累罪行的日军数量相比，实在太不相称。除了处罚面有限，被判刑的日本战犯的量刑也偏轻，师团长及以上的战犯嫌疑人多未追究或做了轻判。
亲历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参与占领日本的同盟国军中，只有中国对日本处理特别宽大，它虽然对各国的观点有所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
国民政府对判处有期徒刑的战犯，其执行力度亦较为宽松，且将此类战犯全部移交日本服刑，其余未经审判的战犯嫌疑人则全部释放。
然而由于立场和身份的不同，日本战犯与国民政府对战犯处置宽严度的认知大相径庭。国民政府自认为对日本战犯的处置是极为宽大的，但日本战犯及其家属却毫不领情，认为国民政府对战犯的处置过于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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