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在其 《明太祖宝训》中，如此评价两晋时期，一度统一中原的两大胡族首领：
石勒仅仅是「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不过是世无英雄趁势而起之徒，「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是以和苻坚一样「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
这是历史真正大成功者的中肯评价。
【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争战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以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勒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坚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朱元璋《明太祖宝训》
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
五胡乱华时代，司马氏宗王引狼入室，高门士族政治腐朽，更有王浚、张方等汉人军阀目光短浅，行径残暴；然而这些都绝不是石勒集团得势后，便可对汉人民众施加暴行的理由。
当一个王朝政治腐败到极致、下层民众难以为生时，百姓当然有起兵反抗、对抗阶级压迫的权利，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但石勒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底层反抗民众”的代表，甚至他之所以沦为奴隶，也是企图诱骗胡人同胞们为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实为自作自受。
邺城之屠时，石勒正是一个受命于汉人军阀的强盗头子，后来又去投靠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父子，成为他们祸乱中原的急先锋。
石勒虽出身底层，但他在历次战争时对士卒和百姓并不手软，而是随手抢掠，肆意杀戮，因此被比做和蝗虫一样的“胡蝗”，他麾下羯军对汉人民众的屠杀，特别以他侄子石虎为代表，更带有相当大的种族仇杀性质。
而石勒生平最大一桩暴行，便是在宁平城之战，对着数十万已经放弃抵抗，“相登如山”的晋军和随军百姓，分骑围射，斩尽杀绝。而侥幸逃脱者，亦被他的同伙王璋焚烧杀戮，并食其尸。王衍等晋朝高官再无能，这几十万军民百姓又何辜？竟被如此肆意屠杀？行凶者石勒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又是什么？
石勒得势立国，称赵王、赵帝后，通过定品级给官职，得到了北方高门士族一定程度的合作，本质上是和他们勾结起来，利益共享，共同压迫统治底层民众。
石勒建立的羯赵政权，是胡族乱华的"僭伪政权"，东晋王朝毫无疑问才是代表此时华夏的正统王朝，这本是一千多年各朝各代史家一致认可的共识。
汉人政权如何腐朽，汉人内战如何残酷，从来不是给胡族侵略压迫者暴行洗白的借口；胡族侵略压迫者裹挟了多少无气节的汉人仆从军，亦不能改变其侵略集团本质，也是古往今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
不可否认，石勒从“流寇”化为“坐寇”后，确实一定程度上收敛了早年暴行，表面上颇有些求贤纳谏、优待士人、劝课农桑、减租廉政的政绩。
因此近代以来，一些无行文人以民族平等为名，行逆向民族主义之实，歌颂石勒是所谓“杰出少民政治家”、鼓吹他又如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相信这种人做中原君主，竟会如何“宽容汉人、善待百姓”。至于在这所谓传奇过程中，死在石勒及其帮凶屠刀下的千百万汉人百姓，在那些道貌岸然辈眼里，大约只是不值一提的历史数字罢了。
更有人片面歪曲史观，将石勒这样得势之后便和门阀世家沆瀣一气的军阀，粉饰和拔高成所谓“奋起反抗世家高门”的“底层民众”代言人，如此谬论，才是对真正底层反抗者的最大侮辱，荒天下之大谬。
汉语中“英雄”的原始定义，为才能勇武出众的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有超出常人的能力的人，做出了重大之事，即可称为英雄。
是以石勒白手起家，纵横南北，成就一方基业，也可算是“英雄”，但终究只是早已消失无影的羯人之英雄；于后世华夏民族而言，他就只是个罪行累累的胡酋，披着人皮的衣冠禽兽。
理由很简单，其实一个说汉语用汉字，接受华夏民族历史观的人，精神上传绪上都是从夏商周秦汉晋至隋唐宋明的华夏文明的承继者，而绝不会是如羯人一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古民族的承继者。
石勒发明的“国人”制，是历史上胡族第一次以制度化和法令形式压迫主体民族，可算得上未来推行“四等人”制度的蒙元王朝和八旗制度的满清王朝的前驱。因此只要写汉字说汉话，接受华夏文明的族群还在，石勒这种人便注定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千年、一万年。
这是对历史人物的苛责么？并非如此，没有人可以超越自己时代，石勒确实不可能建立一个如后世隋唐那般的胡汉和谐相融的帝国。可只需看看哪怕同为十六国时期的胡族政权，之后的慕容燕国、氐人苻秦、羌人姚秦，如石勒这般搞了类似针对主体民族的种族隔离和野蛮压迫制度的，又能有几家？
一生抗清、矢志不渝的明末思想大家王夫之，一针见血指出，石勒君臣是“鬻道统以教之窃”，其装模作样的“起明堂、辟雍、灵台”之所谓“汉化”举动，不过是自欺欺人更复欺天之举。而石勒子孙被灭绝，真是天不可欺，如是其赫赫哉！
【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拓拔宏修礼乐、立明堂，皆是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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