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军从明朝万历年间起兵立国，到最终奠定清王朝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而八旗军战史中，令他们损失最惨重的劲敌，正是南明延平王、民族英雄郑成功。
根据《中国军事》通史，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满洲八旗有牛录231个，总丁口6.9万。此时，距离萨尔浒之战后两年，当时以满洲八旗为主。
到入关前的统计，满洲八旗310牛录，蒙古八旗120牛录，汉军八旗164牛录，按满洲、蒙古八旗每牛录300人，汉军每牛录200人计算，共有9.3万满洲八旗，3.54万蒙古八旗，3.28万汉军八旗，总人数合计16.12万。
入关后，到顺治五年的另一份统计，因为持续几十年战争的损失，真满洲只剩5万、编入八旗的蒙古不足3万，剩下26万多，都是历次战争中陆续俘虏、征服、归顺的汉八旗男丁，满清称为“包衣”和“尼堪”。
据《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户部尚书车克奏报 ，该年八旗满洲男丁数是49695人，蒙古男丁数是26053人，汉军与抚西汉人男丁数是78782人，包衣汉人男丁数是237338人，总人数合计39.19万。
也就是说，到了顺治末年，八旗总男丁不过区区三四十万。按其“三丁一军”的习惯，核心兵力不过10万余。
而且，八旗军进关后不到20年，拜天花病疫和持续内斗所赐，其开国战功赫赫的众多宗王名将，已经死了个精光，连“大宋名将制造机”完颜宗弼、也就是金兀术这水准的将领都再找不出一个。其八旗精兵更从明末的“满万不可敌”、野战无敌手，腐朽到了人人畏战，只能跟在汉军绿营后面当督战队的地步。
镇江之战，郑成功以步克骑，一万五千清军被杀得只剩千人，南京的驻防八旗伤亡惨重；战后郑军一度直抵南京城下，令清廷闻风丧胆，坐卧不宁， 顺治帝福临几乎想要亲征应战。
厦门之战，郑成功以3万水军大战号称20万的清水陆大军，歼敌万余，全歼其福建水师，斩杀数十名满洲八旗高级将官，数百八旗军被成建制俘虏。战后满清不惜放弃万里海疆，搞出惨酷的“迁海令”来遏止郑成功的发展。以一人一军敌亿兆之国，海外孤忠，不外如是。
这两场大捷，和李定国的衡阳之战一样，也是持续数十年的明清战争中，歼灭八旗人数最多的几场战役， 歼灭八旗数都在千人甚至数千人之多，和明末时砍几百个八旗人头就算空前难得“大捷”，再不可同日而语。
也正因为八旗兵战力已废，而且就剩那么几万真满洲壮丁，打死一千就少一千。打死两千就少两千人。所以，当康熙十二年，吴三桂本部兵马仅3万余人，连同耿、尚二藩各9000人，总兵力不过5万，以僻远的滇贵之地对抗全国，竟能数月间便席卷半壁山河。正因得到无数原明军降将的跟从。
三藩起兵后，很多满洲亲贵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回老家，并非他们胆小如鼠，以天下之大而畏惧云南一隅，而就是太清楚他们自己的家底，如何外强中干；康熙帝玄烨斥责他们而决心应战，也不代表他如何高瞻远瞩，不过是敢于殊死一搏的赌徒心态罢了。
除吴三桂外，另一个本可给满清以致命一击的势力，便是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吴三桂攻入陕西，耿精忠同样攻取江西浙江大片土地，逼近江南时；郑经自东宁起兵，渡海呼应，击杀漳州黄芳度，逼和尚之信，拿下了福建的漳州、泉州，广东的潮州、惠州四府，肃清周围清军势力，从继位时因为一场惨烈内战，兵不满万的窘境，到扩军至近四万人。
（根据《钦命太保建平侯郑造报官员兵民船只总册》，郑氏后来据守台湾，官兵共有37500名。 ）
就在此时，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之孙察哈尔布尔尼率数千人起兵反清，察哈尔部左翼四旗同样哗变，距离京畿只在咫尺。康熙帝被逼无奈，最后守家底的战力连同八旗家奴壮丁合计数万人，都交由图海带领，先去镇压布尔尼了。整个京畿地区，兵力极其虚弱。
郑家作为当时掌握东亚制海权多年的海上霸主，如果挑拣上万精兵直接用来登陆天津卫，康熙帝为首的清廷中枢就算不被直接斩首，也肯定要学后世二次鸦片战争一般，狼狈鼠窜了。而放弃首都逃跑，就意味着清廷当时本就不多的威信荡然无存，对各地方汉人官员的约束力丧失，必然是兵败如山倒之势。
要知道，后来镇压吴三桂的两只清军主力，张勇的甘肃绿营和赵良栋的宁夏绿营，都是前明边军的底子。如果当时那些汉军汉将，真是全知道骑在他们头上的八旗军，只是一帮虚张声势的黔中之驴，怕是赵良栋张勇施琅们的心思也早动摇了。
是以反清联盟气势越胜，人心就越不利满清。当把八旗兵人数消耗到一定临界点，作为清军主力的汉将就必然要重新考虑立场。
毕竟汉奸们的节操从来就是说说而已，不忠于大明不忠于华夏的老丘八，又怎么可能当真如他们自称的那样忠于胡族王朝？
吴三桂当时给郑经写信，调和他和耿精忠争地盘而起的冲突，则劝说郑经北上直捣辽东。当时大批满人入关，辽东及其空虚，甚至千里无人，据考只剩不到万户。一旦郑军夺占辽东，丢失了“龙兴之本”的满清政权，即使可以收复，也必要大伤元气，对关内各省控制力也大大削弱。
对东宁郑氏而言，渡海北上，直击满清腹心之举，至少也能搏个诸侯纷争，群雄并起的局面，然后再从容经营，进可谋取天下，退亦可实现其长久割据一方的梦想。
可惜郑经却全无战略大局观，为争福建那几府的地盘，在耿精忠欲和吴三桂合兵攻江南时，直取汀州，倾力西征，耿精忠两面背敌，索性降清。广东尚之信也跟着请降。郑经挥军三万攻福州，乌龙江之战大败于清军，被迫放弃其余领地，退守厦门。
郑经此举，不过就是生怕为吴三桂做嫁衣，但他的战略判断力是堪忧的：当时仍是清强吴弱，只有先打散了清廷的权威，形成四方割据局面，台湾郑氏才有乱世逐鹿机会。反之，他在大陆作战6年，寸土未得， 数年后连续放弃沿海各岛，包括放弃金厦， 退回台湾，元气与威信大伤。
等到昆明城落，吴军败亡，孤悬海外的郑氏也成爼上鱼肉，旋而败亡，华夏衣冠，再无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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