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八岁
王卫国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我们唱着这首毛主席语录歌，打好行李，一路颠簸，来到农村。
那年，我十八岁。
人生只有一次十八岁，遗憾的是当年还不懂得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内心完全没有那种隆重的仪式感。
上山下乡在很多文艺作品里看到是动身时是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热血沸腾。其实，我那时可没有此类感觉，内心很平静，下乡并非自愿。是毛主席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改变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出路—上山下乡。
那年，我十八岁。
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做了早饭，姐姐帮我准备行里。天一亮，我背起了行李，与同行的同学搭伴去学校集合。学校操场上已经停满了大卡车。我们把箱子行李卷放到车厢里，姐姐要送我去插队的地方，和我一起来到学校。汽车开动了，先是来到新城广场，参加“西安市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欢送会很简短。广场四周红旗飘扬、音乐高亢、到处挤满了送别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市领导讲话、知青代表表决心，我好象都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我在想这将是人生中的一个巨大拐点，前面道路上等待我的是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一刻，一种无名的思绪，远行与不舍、好奇与不安、兴奋与惆怅同时涌上了心头。
我知道，这次去下乡不是去做社会调查，不是去下乡做政治宣传，也不是短期学农劳动，而是去当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那时，我刚刚进入了十八岁的人生。
车队离开了西安，缓缓向西走去。我站起来，向后望去。别了，我可爱的古城，别了，我的父母兄弟。
汽车沿着西宝公路北线向西行，过咸阳、岐山、凤翔……一路风尘，一直向西，那时感觉道路是那样漫长，总走不到头。太阳渐渐地落下山来了，经历了一天风尘仆仆颠簸劳顿后，车终于停了下来。关中平原最西端的小城“千阳县”到了。我从车厢里站起来，用好奇眼光向前望去，没有了古城宽阔的道路，没有了城市的拥挤和喧嚣，映入眼帘的只有缕缕炊烟和只有一条窄窄街道的小山城。
来县城迎接我们的是寇家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常青和我坡头大队革委会主任时九娃，九娃对我第一映像很深，不到五十岁，一米八的个子，尖鼻子，光头，有点驼背，穿着非常宽松的免裆裤，黑色棉袄裹着腰带，足有半米多长的烟袋杆从脖子后插入棉袄里，说起话来瓮声瓮气。
从那一刻起，我记住了千阳县，记住了寇家河公社，记住了坡头大队，也有了日后数十载的不解情缘，至今魂牵梦绕。
出了县城沿着千河川道宝平公路，走了二十五里路，天已麻麻黑了，汽车爬上了一座不算太高的土塬，来到一个半山半塬叫做“坡头”的小山村，荒凉、贫瘠的村子就在山坡尽头的一个深沟畔。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村头几十个衣衫褴褛小学生分成两排，站在路边刚刚返青的麦田里，手里挥动着纸糊的彩旗，欢迎知青的到来，在老师的带领下喊着欢迎的口号。我们经过一天的舟车劳顿早已经疲惫地气喘嘘嘘，初始的好奇与兴奋已经荡然无存。
当晚，我们二十几个同学分到三个小队里（三个自然村），我分到二队，我们被安置到原老三届知青几年前住过的旧房子里，院子没有院墙，就一排破旧的房子，屋子里空荡荡，四面透风，只有睡觉的床板，村子不通电，靠煤油灯照明。第一夜就这样安歇了，只记得我躺在空荡荡的屋里，望着没有顶棚屋顶，这就是我的新“家”。时值初春，乍暖还寒，天有点的冷，我和衣而睡。在冰冷的床上，心中幻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思念着家中的亲人，远离故土的感觉带来点点心酸，向往着能否在农村大干一场，如何有所作为……，一会儿惆怅，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又迸发出缕缕豪情，就这样昏昏入睡了。
第二天，在大队部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坡头大队的情况后，我们就由大队团支书带着，走了十几里的山路，来到夜杈母河水库建设工地，这是当时县上的重点水利灌溉工程项目。团支书叫时存泰，是一个二十五、六的小伙子，人很精干，一路上给我们说这讲那。我们公社地处半山半塬，极度缺水，村里人吃水都要去几里路以外的深沟里担，来回要走一个小时。水库的建成对塬区农民的意义非常大，将解决寇家河公社整个旱塬的农作物灌溉和人畜用水问题。
第三天开始，我们就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力了。我们小队的队长叫时安东是个长相特别憨厚的中年人，待我们知青很热情，知道我们这些城里娃刚来，吃不了苦，所以，派活时尽量让我们干一些轻松一些的活。农村吃饭时间很奇怪，早上五、六点上工，九点多下工就吃早饭，下午二、三点下工就吃午饭饭，晚上不吃饭。只有农忙时晚上八点左右下工再吃一顿饭叫“喝汤”。虽然我们在城里也穿过补丁的衣服，也吃过30%的杂粮，可是，乡亲们的生活状况还是令我震惊，在日后三年农村里生活，才知道粮食来自不易，吃水的珍贵，劳动的辛苦，生活的艰难。
同农民相比，我们真的很懒，早上天不亮上工的钟声就响了，差不多也就是清晨五点多钟，城里娃哪受过这种苦。为了躲避上早工，我们睡在床上
装着听不见，任凭队长大声地呼唤就是不吭声，队长气的大喊：天亮了，日头都起了，还不起床？我们任凭你怎么喊，就是不起床。但是不能总睡懒觉啊，要挣工分啊。睡几天懒觉，又去找队长，明天早上叫我们，给我们派活，队长又开始每天叫，过两天又想睡懒觉了，又不去干活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回想起来，真是好笑人！
下乡生活非常艰苦，除了忍受强体力劳动的艰辛，冬季还要忍受零下二十度的极度寒冷，那时觉得最难熬的就是冬天，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屋里屋外几乎一样冷。由于我们生产队的农作物只有小麦和少量的玉米，旱地无法种蔬菜。所以，每天只能吃着无油无菜只撒一把盐的面条.....。其实知青的生活比农民要苦，知青的苦不在于劳动而在于生活，农民收工后有家人做现成饭。而我们收工后人已经累得疲惫不堪，但还得先要去几里外的深沟担水，然后要自己自做饭。但生活也是有趣的，晚上下工后几个同学围坐在煤油灯前谈古论今，唱着当时的禁歌，天南海北的聊到半夜。偶尔也会趁着夜色去邻村，抓几只鸡、摸一条狗，背一只羊回来改善一下伙食。
2000多年前，孟子曾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上山下乡的经历，磨砺了我的意志，使我们不怕吃苦，不怕挫折，养成了“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水分就发芽” 的乐观性格。
回想起来，下乡那三年，给予我的生活积累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巨大的承受能力使我终生受益。在农村有痛苦，有辛酸，有悲伤，有欢乐。蹉跎岁月锤炼了我们这一代人，也逝去了我们的青春时光。我没有后悔，因为我身上有了知青的烙印、有了农民的烙印，这些铸就了我人生的品格，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
回想起四十五年前四月十六日那天，我坐在西去的解放卡车上，满载着理想，满载着未来，满载着…….
那年，我十八岁。
End
作者简介：王卫国，陕西西安人，63岁，高级经济师，企业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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