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残障人，都有自由平等生活的权利】/ 傅安平

每个残障人，都有自由平等生活的权利

傅安平

今天看到一段视频：邻县有位老人，因为突遭家庭变故成了一名精神病患者，每年春夏秋冬不分晴天雨天经常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从街头骂到街尾。发视频的这位抖主说，为什么她的家人不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呢？

这话听起来挺暖心的，但我心下却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应该把那位老人送到精神病院关起来呢？这些年来她在社会上自由走动不是一直挺好的吗？难道她干了什么危害社会的事吗？抖主潜意识中是要对她作有害推定吗？我最痛恨自己失去自由，也不能忍受别人随便被剥夺自由，特别是那些弱者。

心下纠问千百回后，我觉得我应该好好谈谈对这件小事的感受了。他的那句话的背后，代表了社会上很多人对精神病患者——其实也是对所有残障人的真实内心态度，没有以平常心、平等心去看待他们的现实状态。如果不剥开它，不告诉他们那就是歧视，那他们永远也不会去深层思考歧视的真正含义，不会去站在残障人的身份、角度上去思考感受，和自己的不足。

连别人的自由也想剥夺，不分辨具体情况。

首先要问，我懂得一个精神病人对家庭、对社会的麻烦之处吗？我对精神病人有过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吗？我有资格谈一个精神病人吗？我的回答是“有的”。我的经历虽然算不上非常深刻，但可以从一个旁观者的真实感受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关键是，我想为精神病人讲话，因为他们自己不能讲。

我小时候，同村就有一个女精神病人，是个哑巴，大家都叫她“哑儿”。她原是那家的老婆婆从外面捡回养大的，她们俩共住一间长房，前半截是厨房，后半截是卧房。说实话，那时我还小，我是不敢踏进那间长房的，因为不但哑儿是个精神病人，不会说话，老揪自己的头发放在嘴里咀嚼，有谁从那儿经过她就喜欢靠近谁，比比划划的伊呀个不停，而且那老婆婆也是一个头发白得发黄的小脚女人，让我害怕。

我以为那个哑儿对谁都一样，只要被她看到，她都会靠近过来，拿手比划着啊啊啊的，别人根本不懂她在说什么，客气的人点点头应付她一下就走了，而我是看到她过来就先逃了，我受不了她拿着头发往嘴边咀嚼的样子。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哑儿的头发都被剪得短短的，梳得很齐整，这多亏了那个老婆婆的照顾，还有，是因为那时她们的隔壁，恰巧住了一个会剃头的老头，经常提着个箱子上门去给村里人剃头，那时还没有理发店。那个老婆婆应该是那个老头的老嫂子吧。

后来呢，那个老婆婆走了，那个老头也走了，我听说那个哑儿被送到村福利院去了。再后来，村福利院被撤并，哑儿又被送到镇福利院。有一次，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去镇福利院搞义务劳动，我正站在一排四季青旁边，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啊啊啊”的，我一回头，又看到那个哑儿了，她正显得分外激动地朝我比划着。天啦，非常明显，她还记得我，都过了七、八年时间还能从那么多同学中间认出我来，而我快把她给忘了。我肯定是变了很多，她也已显老了，不再是那个穿着旧式斜襟大褂的青年女人了。我一时间分外感慨，很感动，第一次回应了她，表示我在这儿干活。随劳动队伍离开时，那个哑儿在我后面跟了一会，但她终是没敢走近那福利院的大门，畏怯着退住了脚步。

随着地方的快速发展，镇上那个老福利院后来又改迁到离镇几里远的地方去了。我从那回以后，再没见到过哑儿，村里也没有她的亲人，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生活在福利院。但只要回想起来，我就明白一件事，并不都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是完全失去了心智，很多精神病人的心下也会辨识人，记得人，他们也是富有情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比如像哑儿那样，柔顺得像一只羔羊，老想倚偎着人，然后欢喜得象一只张开翅膀扑腾的鸟儿，她的心智就是那么简单。如果她还能得到亲人的照顾，就可以和开头提到的那位邻县老人一样，不需要长年累月地住在封闭的福利院里了，可以在围墙之外、在社会上自由地走动走动了，她自己知道避让车辆，也不会乱跑超出本地熟悉的生活环境范围。如果有人觉得凡是精神智力不像一个正常人的，觉得看着不舒服的，就应该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不视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那这人对精神病人的看法有多无知与冷酷啊，没有一点温暖的人性。

其实以前，家乡的老镇上，真的有四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精神病人，大家还给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四大金刚”。那四大金刚里，最年轻的一个叫“六儿”，是个帅哥，也是镇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据说是因为看《少林寺》走火入魔了，天天学着在街边给大家表演各种武功，什么劈砖头、滚地功、连环腿、气功……即使大冬天里，也会突然兴起，用砖头在道上划出一圈道场来，脱光上身嘿哈嘿哈地给大家表演，滚得一身泥灰。如果围观的人中有人给他发烟，他就非常高兴了，马上抱拳作揖回以江湖之礼，大家都看得乐呵呵的。六儿就是这么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镇上，无人不晓。他的家庭其实极好，父母都是老师；妹妹非常漂亮，考上大学后成了新华社记者。

另外三个精神病人，一个叫“城市兵”，一个叫“八十代”，一个叫“一枝花”。城市兵是个颌下长了一团乱红胡子的高个老汉，穿着破棉袄，每天风雨无阻、直凛凛地站在中学广场边上，双手对着天边不断指指划划，嘴里喃喃自语，也不知在诉说着什么。八十代是个俗气的中年男人，经常混在小书摊、馒头铺之间，与小老板们插科打诨，开口就说“操嗯个八十代哦”。那些小老板们被骂也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拿话儿逗他，让他骂得更急躁更结巴了，反复只会骂那一句，想不出别的话来。一枝花是个半老妇女，头发边经常系一根红绳，插一枝摘来的野花，肘弯里挎着个盖了块花布的篮子，走在街边，每走几步就回过头来愤愤地咕哝着骂几句，嘴边都是唾沫，据说每到了饭点时，她的老伴就会出来寻她，领她回去吃饭，她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

那“四大金刚”曾经在镇上自由地生活了很多年，成为了镇上的风景，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快乐或好奇，没听人说应该把他们关起来。可是后来镇上发展起来了，那四个人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六儿，我听说是被送到市福利院关起来了，但他经常逃出来逛大街，偶尔坐公汽回到老家镇上来，公汽售票员都认识他不向他要钱，然后很快地又被抓回去，关进市福利院。我还听说他烟瘾太大，没烟抽就到处捡烟头，牙都快掉光了——当年那么帅的一个小伙子，虎虎生气的，真是命运弄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四个精神病人，已经和记忆中的老镇融为一体了，他们是老镇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充满了朴实和浓缩的家乡之情。他们虽然都是精神病人，却在人世间生活得那么鲜活，自由。可是现在呢，社会发展了，人口流动了，那些原来在镇上自由活动的精神病人都不见了。现在的大街上车来车往，夜里灯红影绿，可是我心里知道，那个原来也可以属于精神病人的世界，现在消失了，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个充满车轮子的世界里。

以前读过一篇文章，也是描写一位精神病人的，真的非常棒，印象深刻：作者到了欧洲某城市工作，每次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都能看到一位须发威严的老人在街心激情四射地指挥着来往车辆，过往的车辆都自觉地接受他的指挥。即使没有一辆车，他也没有停止指挥的动作，继续挥动着手臂。更奇怪的是，过往的每一个人都见惯不怪似的，也没有警察上去干涉他的行为。这位作者疑惑了好些日子，终于鼓起勇气去市政厅询问这事，市政厅的领导带着敬意非常慎重地告诉他，那位老人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抵抗过德军的侵略，后来在指挥军车经过路口时，突然落下了一枚炸弹，把他给炸昏了。等他醒来，不但失去了听力，也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记忆，但唯独记得指挥军车时挥动手臂的那套动作。而且在二战胜利以后，几十年来他一直在那个街口指挥来往车辆，每天按时出班，指挥从未出错，这就是他记忆里剩下的全部内容了。那位失忆老兵的事迹感动了整个国家，所有人看到他都会对他投以敬意。那是一位真正的“城市兵”。

和那位欧洲城市兵一样，其实很多精神病人也有他们挚爱的内心世界，他们只是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对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作出符合正常人要求的反应，特别是在安全上，可他们也没有那么可怕。电影《飞越疯人院》中就讲了一位内心充满感情的、温暖人心的精神病人，它就是要让人们打破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学会去认识和关爱他们，给予他们宽容和耐心。只要他们没有出现过分的躁动，没有攻击谁伤害谁，没有送到精神病院内进行治疗的必要，我们就应该给予他们尽可能宽松的生活环境，尊重他们自由平等生活在社会中的权利——其实那原本就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当然也包括残障人，不是我们给的。社会就应该是五光十色的，多彩多姿的，宽容并纳的，只要不违法，就能允许各种各样的人自由生活。

有人就比较过，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街头，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残障人自由活动，大家都习以为常非常宽容，可是在中国，有大几千万的残障人，却只能看到很少一部分残障人出来活动，说到底，这背后是有很深刻的文化原因的，这些文化原因导致了社会的结果。要做到真正关爱残障人服务残障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观念需要改变，比如那位抖主看待街上精神病人的态度。

能够在世上自由行走是上天给予人的幸福，如果有一天连行走的能力都没有了，那就会陷入更大的悲剧。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己的程度，我们为什么要动起念头，随便想去剥夺精神病人最后的那一点幸福呢？那可是一件需要经过认真评估才能慎重决定的事情。

20210908 傅安平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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