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中学这一段经历，是在1967—1968年之间，和前一次的流洞中学大不一样，我们在长大，人也变复杂了。经过WG的人知道，此时的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学，“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GM进行到底”是学校的主旋律，是学校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过，如何将大革命进行到底，没有现成的格式，除了根据上级的文件精神安排一些突出政治的工作，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学校不上课，音体美风行一时。音体美有特长的同学就是当然的“风流人物”。
尤其文艺演出就是当时很能造势的最最革命的活动。我们横山中学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折子戏，在县城很有影响，甚至还到了县城最好的演出场所——桃州大戏院演出，并获得极大的成功，扮演铁梅的女同学红极一时。隔壁的广德中学更了不得，他们成功地演出了全本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扮演郭建光的XXX同学名噪一时。后来听说灯光布景，都是广德县花鼓剧团的专业美工师、灯光师帮他们制作的。《沙家浜》演出组南征北战，红遍了毗邻的苏浙皖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扮演郭建光的那位同学，声名显赫，恢复高考后，我们在安徽师范大学相遇了，他依然是艺术系的知名人物。记不清是哪一年的暑假，从安师大回家路过县城，表弟邀我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碰到XXX和张XX站在台阶上讲话，他们是住在一个大院的邻居，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张XX也认出了我，马上热情地和我握手，并告诉我他没考上大学，现在县饮服公司上班。1968年春夏之交，就是横山中学这样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学习，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按规定我们要回到本公社上中学。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和安排，具体说法是：就近上中学。可是我们东亭公社还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学啊！回去之后我们到哪里去上中学呢？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文件，只记得校长姓侯，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秃顶闪闪发亮，代表学校欢送我们离开。既然横山中学已经下了逐客令，又很礼貌地将我们礼送出校门，我们只能回东亭了。和前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们背着行李回家，10多公里的路，走了好几个小时，心里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在家过了一段时间，公社有人来通知我们，到“农中”去报到。“农中”全称是“东亭公社农业中学”。学校坐落在蛟湖岗，这地方虽不远，却很神秘，我曾跟着大人去过那里。那是一个以蛟湖闻名的地方，在当地，蛟湖和东亭湖一样有名。距东亭湖东北约3公里，毗邻浙北的长兴县。现名蛟湖，历史上又称焦子湖、焦子塘，古时天旱当地人求雨多在此取水，传说很灵验。清代道光裕文纂《广德州志》载：“（焦子湖）里人每于亢旱时在湖取水祈雨，祷无不应。道光丁未秋七月，亢旸尤甚，知州裕文斋沐虔求，设坛步祷，亲赴焦子湖取水，运至城垣，甘霖即降，连朝沛泽，四乡沾足，转歉为丰。”（卷一《营建志》）民间自古就有蛟龙出没其中的传说，故而得其名蛟湖，老百姓多称为“蛟湖龙潭”，蛟湖水面不大却有72叉之说，水叉随着逶迤起伏的山峦纵横交错，据说就是从卫星云图上也很难数得清这百亩水面到底有多少水叉，有人沿着湖叉的水边，一天都没走过来。蛟湖岗极富神秘气息，曾经古木参天，解放前皖浙一代的悍匪海龙王就在这里出没。附近上了年纪的人都曾见过湖里有不明生物，或许就是传说中的蛟龙吧。蛟湖的水面看起来不起眼，但是附近的老人说，几代人的记忆中蛟湖从未干过，史上的百年大旱也不曾见底。蛟湖还流传观音来此坐莲的传说，所以湖中的小岛又名莲花墩，岛上曾建有花祖庙，供奉花仙；南岸建有吕祖祠，供奉吕洞宾；西北岸也曾建有祠山庙，庙前还建有漂亮的花戏楼。老辈人说，小岛上很久以前曾建有龙王庙、观音殿，香火极盛，不知是哪一座庙的大殿上还有一副有名的楹联“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常明万岁灯”，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可惜，1954年前后所有庙宇全部毁坏，1958年前后“大炼钢铁”，蛟湖岗参天树木也被砍伐殆尽，只剩下“童山濯濯”（《孟子·告子上》）的荒山秃岭。与其说神秘的蛟湖在吸引着我们，不如说更多地是在反复思考中，出于对读书的渴望。我们几个从流洞中学、横山中学、广德中学不得已被迫休学回家的同学：李小长、张木胜、方万全、胡世根，刘世友等，还有些人名字也不记得了，在一个初冬的下午结伴来到了蛟湖岗“东亭农业中学”。七八里的路程我们走得很累，这不是体力上的负担，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重压，良年前我们到彭村蔡家山的流洞中学，一年前我们到县城的横山中学、广德中学，队伍要庞大得多，从流洞中学回家的时候，稀里糊涂，根本不知道学校会关门，从横山中学回家的时候，是要我们就近上学，内心还有对未来学习生活的向往！今天，队伍萎缩了许多，许多熟悉的同学已从这支求学的队伍中落荒而去，有的是自己对这种被呼来喝去的上学之路的厌倦，有的是家长觉得这样东奔西走最终只落得一无所有，不读书识字的学校还有上的必要吗？还不如回家砍一把柴、打一篮猪草。想想那些今天和我们不在一起的同学，我们不免心里滋长些许感伤。在静悄悄的行进中到了学校！我们看到蛟湖新修的大坝附近，两排呈“＝”排列的20几间草房，朝着蛟湖方向中间两根被弯成平行半圆形的竹竿中间镶嵌着6个白底红色大字：东亭农业中学。我们暂时从感伤中跳出来，怯生生地向两排茅草屋走去。
进了一个挂着“办公室”的房间，接待我们的陈校长，原来就是我们小学时的算术老师、教务主任陈老师，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曾被派到一个初小当校长，好几年没见面，今天在这里不期而遇，成了中学校长。几个曾是他学生的有点激动，他也很高兴地和我们打招呼，问了问毕业以后的一些人和事。他和班主任周老师是同乡，屯溪人，陈校长屯溪方言比较重，他有些话很难听懂，不像教语文的周老师。
记得到这里开学后不久，暴风雪下了好几天，学校食堂没有储备的青菜，交通不便的蛟湖岗没有供应蔬菜的地方。全校师生不过40人，厨房也就只聘请了附近的一位老大爷，一日三餐只靠酱菜和豆腐乳下饭，一段时间后大家都很无奈。一天早上不知是谁把没吃完的几个半块豆腐乳扔在厨房门前的草地上，陈校长发现了，把豆腐乳捡起来装在一个盘子里，午饭前在食堂餐厅里集中讲话。餐厅很小，一个教室还辟出小半垒锅灶作为食堂的操作间，陈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扔豆腐乳的学生。他讲话的大意是：豆腐乳是很好吃的菜，有的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把这么好的“腐乳”扔掉，这“腐乳”是多好的东西，太可惜！是极大的浪费……他在上面讲得慷慨激昂，我们下面笑成了一锅粥，不只是他的方言还是我们的方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把“腐乳”听成了“妇女”，这和我们有些人的安庆方言有关。会后我们笑了很长的时间。到这里上学，算起来上初中我已经是“三进山城”，但作为东亭农业中学的学生，我心里一直存在着不安的情绪，主要是，我们不管怎么说也曾读过两个正规的中学，还真没见过这么简陋的学校，两个班，两个教室，两个老师，陈校长和一个文革前宣城中学高考落榜的高三学生，一个学生寝室，全部都是男同学，是名副其实的男校。这里的老师上课也提不起我们的兴趣，这也难怪，举国上下，哪里有读书上学的气氛？哪里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春节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行李带回家了，其实心里做好了离开学校的准备。春节过后我没回学校，自动休学了，学校也没有任何人来找我，听说不久学校也就不了了之了。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兜了几个圈子，将近3年的时间逝去，至1968—1969冬春之交，基本上还是一个小学生，回到了原点。今后怎办？这学还能不能上？不知道。只有一种难以诉说的郁闷压在心上。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客观地表达了对现实与生活的感受：“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海边的卡夫卡》）我们无所事事地在家里混日子，当然心里也有着说不清的祈盼！附记：果然，“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正当我们自由散漫、无所事事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好消息从天而降！1969年的下半年，在支左的6408部队领导下，安徽省开展了一个“城市中学下迁”活动，芜湖市的百年名校“皖南大学附属中学”（解放前的“萃文中学”）下迁到广德县，一部分师资、教学设备到我们公社办学。城市中学办到了我们家门口（皖大附中的老师在广德东亭办学拟另文记叙）。自此，我们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上学机会，终于在1973年成为“文革”后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