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是社会的先觉，时代的号手。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之所以被誉为“诗圣”，诗被称为“诗史”，是因为他的诗主要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人民饱受战乱、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展现了唐王朝由盛入衰的社会演变。梅尧臣是宣城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宣城人民的骄傲。和杜甫一样，他之所以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是因为他和欧阳修、尹洙等领导了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扫荡了晚唐以后以“西昆体”为代表的“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的浮艳诗风。他继承、发扬了唐代杜甫、白居易等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开创了宋诗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梅尧臣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展示了北宋初期这一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在此，我想就梅诗现实主义思想内容的社会基础与人生背景，以及如何科学客观地评价梅诗，做一点拋砖引玉的阐述，并就此求教于方家。
梅尧臣是宣城宛陵梅氏第五世孙。除了宛陵梅始祖梅远，做过宣城地方上的附属小官外，其曾祖父梅超、祖父梅邈、父亲梅让，都是世代务农的普通百姓。梅尧臣的叔叔梅询25岁中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按照北宋的恩荫制，其父梅让也可以做官。但梅让却拒绝为官，始终安心务农，直至91岁谢世。欧阳修所撰《太子中舍梅公墓志铭》记载：“梅君讳让，字克逊，世为宣城人，尝以文学仕进，君独不肯仕。其弟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进而取荣禄易，欲行其志而无愧于心者难。吾岂不欲仕者？居其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禄而有愧于心者，吾不为也。”“其弟后显贵，必欲官之，君坚不肯。”在“举世競趋利”的封建社会里，梅让这种洁身自好、淡于名利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不可能不给梅尧臣一定的影响。
从梅诗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梅尧臣从小熟悉农村生活，热爱农村生活。生活在有着浓厚泥土气息的农民家庭，环境的熏陶，父亲的教育，对其以后在创作的道路上能关注人民的苦难，表达贫苦农民的诉求，是应该有着厚重的思想基础与情感因素的。
其次，读懂梅诗，必须要了解梅尧臣的人生经历，因为作家的生活命运必定影响制约着其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在《宛陵梅公诗集序》中欧阳修这样写道：“余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则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几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进于事业。”在封建社会里，读书求仕是天经地义的，中科举是读书人最高的荣誉，而恩荫取士却并不值得炫耀。
梅尧臣早年抱负不凡：“俯愧水中鱼，泳游水中湄。仰羡云中鸷，凌厉辞挚维。”然而却仕途艰难，只做过主簿、县令等基层小官。直到晚年，才由欧阳修、赵概等举荐，赐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最后是以“官不过五品”的尚书都官员外郎之职而卒。惨淡的政治命运，不能不使他切身体验到官场的龌龊、社会的黑暗，在心灵上烙上沉重的创伤。
梅尧臣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生活也是极度困窘的。他在诗中写道：“文章自是与时背，妻饿儿啼无一钱。”“平生喜豪饮”，然而，却经常处于“贫食尚不足，欲饮将何缘？”的境地，以至与人相聚，他人“载酒过门”。此外，家庭又连遭不幸。庆历四年，梅尧臣43岁时，在乘船赴汴京求职途中，其结发17年恩爱有加的妻子，及小儿子十十先后离他而去。他悲伤地写道：“天既丧我妻，又复丧我子。两眼虽未枯，片心将欲死。”4年后，和新续弦夫人刁氏所生的女儿称称，又在贫病中身亡。从现有梅诗10多首情动肺腑、催人泪下的悼亡诗来看，这一次次丧妻亡子的人生悲剧，对其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作为一个正直、善良，有着丰富内在感情的诗人，由此及彼，犹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那样，是很容易将个人的命运同人民的苦难，国家的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南宋嘉定本《宛陵集》
其三，要理解梅诗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应该要了解梅尧臣生活的社会环境，因为无论何种精神产品都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产物。
梅尧臣主要生活在北宋仁宗时代，这一时期，曾被封建文人誉为“盛世”。其实，由于腐朽、软弱，内外矛盾尖锐复杂是整个宋王朝的基本特征，因而梅尧臣生活的时代也并不例外。当时，北宋统治者一反历代统一王朝的做法，采用“守内虚外”的治国方略，在辽、西夏强大的军事威胁下，显得特别地软弱，每次战争，结果几乎都是丧师失地。为了缓和民族矛盾，集中力量防范内乱，只有妥协求和，割地赔款。每年都要向辽、西夏交纳几十万两白银及数额庞大的绢等，国家蒙受着耻辱，人民经受着灾难。此外，又大量招募或强制饥民入伍，庞大军队的粮饷又象沉重的枷锁套在人民的头上。当时，全国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被享有免税特权的贵族官僚、豪绅地主占有，因而北宋时期，农民所担负的徭役、赋税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宋理学家朱熹曾言：“古者刻盘之法，本朝皆备。”“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残酷的剥削，凶狠的专制，激化了阶级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这种严峻的社会现状，作为一个身心与当时人民息息相关，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责任意识的诗人，是不可能不在他的诗作中有所反映的。
此外，就梅诗的历史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肤浅认识。
据史料记载，梅尧臣北宋年间“名满天下”，“武夫、贵戚、儿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时无贤遇，语诗者必求之圣俞”。甚至到了南宋，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很高，“自皇祐至今，逾二百年矣，天下之言诗人者必曰圣俞；国人之诵所尊敬者，必曰宛陵先生”。然而，时至今日，为什么这个“才名比韩、孟，事业友欧、苏”，被誉为“北宋诗祖”的著名诗人，在当今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只处在二流诗人的行列呢？正如现代研究梅诗最负盛名的学者、著名文学家朱东润教授所说的：“梅尧臣在诗人中的位置还没有摆平，他还未得到应有的地位”。据本人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
涵芬楼影元刊本《宛陵集》
其一、近、现代对宋诗的重视、研究的不够。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巅峰时期。评论这个时代的文学，常有“唐诗宋词”之说。诚然，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形式，并给予高度的关注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仅以“词”作为宋代的代表，而不提及“诗”，并在关注程度上厚此薄彼，这是有失公允的。宋诗是在唐诗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受到宋代社会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无论是在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上，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丝毫不逊色于宋词。重视、研究宋诗，对于我们了解宋代社会，以及中国诗歌的演变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其二、隐晦、曲折的艺术表现形式。梅尧臣生活的时代，尽管文人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了，但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封建士大夫之间相互攻讦中伤，以致形成“党争”。略早于梅尧臣的北宋现实主义诗人王禹偁，就因为“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而“四年五谪”。同时期与梅尧臣齐名，并称“苏、梅”的现实主义诗人苏舜钦，虽有声望素著官居枢密使的岳父杜衍为靠山，也因为“敢道人之所难言”而遭陷害，被废除名，以至41岁就忧郁而终。在梅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对他的攻击：“平常遭口语，攒集如毒矢。此言苟一出，是非必蜂起……”险恶的社会环境，使诗人反映社会现实的相当一部分诗篇，釆用了隐晦、曲折的表现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这样，也为后人了解其诗作的思想内容造成了障碍。
其三、欧阳修为老朋友的有意掩饰。欧阳修24岁中进士，次年3月在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时，得以结识比他大5岁的河南县主簿梅尧臣。由于梅尧臣的诗名与才华，以及两人志同道合，尽管欧阳修后来官做得越来越大，但对梅尧臣始终钦羡有加，虽说30年间的交往不能不受到相互地位、身份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两人之间的情感是真诚、友好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两人诗作与书信的往来中清楚地看到。
后人了解梅尧臣，一般都以欧阳修的诗评为参考，按理说，这是有道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来看，在阶级社会里，评论家对于作品的评析，总是同自己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文学素养，以及审美情趣相联系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自然是了解的，但经过“庆历变革”政治斗争的升降沉浮后，他官做大了，阅历丰富了，必然也会更世故保守了。作为封建士大夫中的一员，为了其所属阶级集团的政治需求，是不可能将梅诗中那些具有鲜明思想性、战斗性的内容揭示出来的。
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里是这样说的：“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纵观梅诗中那些反映北宋社会现实生活的诗篇，如《田家诗》《汝坟贫女》《村豪》《故原战》等，能说是“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吗？这显然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遮掩法罢了。
四库备要本《宛陵集》
此外，梅尧臣诗歌作品中还有不少寄情田园、山水的优美篇章，这些恬静、远淡的写景吟物之作，寄寓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感，“语意新工”，能得“前人所未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受到历代名家推崇。如《鲁山山行》《东溪》《忆吴淞江晚泊》《池州后池听水》等，并使他戴上了“平淡”诗人的桂冠，也为他那些具有较广泛、深刻思想内容的诗作，无意中罩上了远离现实社会斗争的朦胧轻纱，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研究梅尧臣诗歌中所需要加以认真思考与辨析的。
（作者系宣城梅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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