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嘉庆九年（1804），李德淦知泾县，适逢宁国知府鲁铨欲修《宁国府志》而令各县修志，便延请洪亮吉纂修县志。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书成。期间，洪亮吉又受聘纂修《宁国府志》。 洪亮吉为方志名家，纂有不下八部方志，后人以《泾县志》为最佳。其“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及“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等主张，在该志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研究《泾县志》对我们认识洪亮吉的修志思想多有裨益。
关键词：洪亮吉 泾县志 厚古派
摘 要：清嘉庆九年（1804），李德淦知泾县，适逢宁国知府鲁铨欲修《宁国府志》而令各县修志，便延请洪亮吉纂修县志。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书成。期间，洪亮吉又受聘纂修《宁国府志》。 洪亮吉为方志名家，纂有不下八部方志，后人以《泾县志》为最佳。其“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及“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等主张，在该志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研究《泾县志》对我们认识洪亮吉的修志思想多有裨益。
关键词：洪亮吉 泾县志 厚古派
清嘉庆九年（1804），安徽宁国府泾县县令李德淦幸得邀请名躁京师的大学者洪亮吉为泾县修志。在泾县乃至在周边府县引起轰动效应，可谓是皖南文化界的的一件盛事，不亚于一千零五十年前诗仙李白应汪伦之邀来泾县游览。而我们今天对着一历史的回顾与思考，研究了解洪亮吉在编撰《泾县志》过程中的方志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古代的方志学遗产,构建当代方志学思想，无疑是有益的探讨。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为清代中期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纂修，后出任贵州学政。嘉庆时，洪亮吉参与编纂乾隆实录，史称“君修史，依古法，务简质，与诸巨公议多不合”，又因上书言事，触犯权贵，被发配伊犁，释归后不复出仕，杜门著述。洪亮吉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他博览群籍，知识渊广，一生著述宏富，于历史地理造诣尤深，编撰有《春秋左氏沽》《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等书，均为乾嘉时期历史地理学的杰作。洪亮吉对我国方志编纂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生纂修了十余部方志，其中象《淳化县志》、《泾县志》等各具特色，受人推崇。
由洪亮吉编撰的《泾县志》 在中国方志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所主张的“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为后世所推崇，《泾县志》也成为重考据的方志典范。经过前后两年的辛劳，洪亮吉的《泾县志》大功告成，完成了泾县五十万百姓与士林的修志愿望。泾县作为江南文化区域的古县城，当地的文人贤士多有著书的传统，在修志的过程中，给予洪亮吉编写志书以很大帮助，如茂林人吴台著有《泾水考》，洪亮吉阅后大为赞赏，将其全部采入《泾县志》。
另外泾县俊才辈出，在当时就有赵绍祖、朱珔、包世臣、胡承珙等博学鸿儒，学界泰斗是，请洪亮吉修志无疑是当时泾县士林的共同心愿。编撰县志对地方政府来说，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和文化支撑。在经过康乾盛世的泾县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省内前列，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当地的茶叶、蚕丝的产量长期位列全省三甲，从而得以“重金延聘”洪亮吉为泾县修志。同时，在泾县历代文人骚客编撰了十多部县志，而且其中不乏志书中的精品，如宋人王栐所撰的县志和明代嘉靖版县志均为志书中的佳作。前人编撰的越好，后人就越难编，否则则是“狗尾续貂”，这就主客观提升了县志志书修撰的档次与水平，得以让《泾县志》成为方志史中的上乘佳作。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洪亮吉对方志性质和源流的基本认识，从而更有利于对《泾县志》的解读。洪亮吉认为:“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即方志是舆地之书。它与先秦的《九丘》、《中经》、《禹贡》、《周礼·职方》乃至《春秋内传》都有渊源关系，与秦汉以来的《太康地记》、《永初山川记》和《开元十道记》、《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以及图经等一脉相承。但是到了近世,方志内容大变:“乃今观其所采，则严光江岸，庄子壕梁，前哲钓游，有而必录，此则郭象述征之记，延之揽胜之编，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台、仙观二宗，创置靡不毕详，此又名僧西域之经，高士老君之传，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剑徐君之垄，酒洒乔公之墟，同系昔贤，均堪凭吊，然与其有详有略,何妨概属阔如”？由于他把方志看作地理之书，于是乎所谓的“述征之记”、“揽胜之编”、“名僧西域之经”、“高士老君之传”,概非“地理之要”，成为可详可略、甚至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他看来，原始方志不过记载一方地理沿革、城市、阨塞等，只是后世才加进人文的内容，并且比重越来越大。他认为地理内容是方志之“本”，而“名宿”、“词章”等即人文内容是“末”，从而把后世轻地理而重人文的志书说成是“去本求末、流荡忘归”，这清楚地反映了洪亮吉对方志性质的认识。他的一切修志主张都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过去人们在讨论方志的源流时，认为洪亮吉主张方志源于《越绝书》说，其实不然。方志的渊源与最早的方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前所述，洪亮吉认为方志的渊源可追溯到《九丘》《禹贡》《周礼·职方》等地理书，而《越绝书》则是最早出现的方志，从而奠定了洪亮吉的基本修志思想主张。
在长期的纂修方志的实践中,洪亮吉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出了很多独具见解的修志主张。但是,他的一切修志主张,又无不与方志即地理书的观点紧密相关。从《泾县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洪亮吉这四个方面的修志主张，归理出其作为“厚古派”的核心修志思想。
第一，“一方之志，沿革最要”
由于认定方志是地理书，洪亮吉修志十分注重地理沿革的记载。由他主纂的《泾县志》，更集中反映了这个思想。有关地理部分，他不惜重笔浓墨，旁证博引:
“又念此县为秦汉所建,地大物博，山则陵阳,盖山水则南江分江故道皆汇于此，人物则汉楚王英之所徙也，丁鸿之所封也，孙桓王太史子义之所屯驻也，钟桓两内史之所城守也。其岩壑清峭，道里深邃，实为东南诸县之冠，而钱、郑二志并修于乾隆十八年，有失之略者，有失之凿者，今于其略者补之，凿者求正之，余则悉仍其旧，惟于水道故城之类，则视旧志较详焉。”
“舆地之书,除历史地理志外，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态《舆地广记》、祝穆《方舆胜览》等，有关涉县境者无不一一采录，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载县事尤详，今并分门录入。”
“一方之志,山水最要。山则亘古不移,水则时有迁徙。旧志于此未免简略,今一一考其发源所在，及所入之大水，条分缕析，不使混淆。凡唐宋以前诸图经地志所载者，无不录入，并加以考证，庶后人有所依据云。”
从而使地理内容在全志中占了极大的比重。虽然洪亮吉主张方志是舆地之书，首重地理沿革。但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使他感到方志也应参照史体，增加一些人文的内容。如前所述，洪亮吉曾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观点，而《越绝书》所载人物事迹大大超过地理内容的比重；他对于乐史《太平寰宇记》倍加赞赏，认为此书“体例亦最善”，但也正是该书开创了方志为人物立传和收录文献的先例。
在《泾县志》中，人文内容也占了相当的篇幅，这一方面是洪亮吉的自觉意识，他说:“方志艺文祗载一方士大夫所著书名,或间及序例,此定法也”；又说:“历史艺文志载一朝之书，多至千余种，宜也。今一县之撰述，多亦至百余种，盛矣。其先后仿历史之例，分甲乙丙丁四部，其书之存秩及未见者，间注于下……”认为方志收录艺文是理所当然的，是“定法”。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洪亮吉坚持方志是地理书的观点，故而《泾县志》中增加不少人文内容，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唯恐不收录诗词及“骈俪之语”，地方人士会通不过，甚至会群起反对。基于此，他在《泾县志》中酌量收录了一些地方及寓居人士的诗词，专列了仙释、词赋等门类，但其出发点仍立足于为地理内容服务,他说:“自宋祝穆撰《方舆胜发》，始阑人诗词矣；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又并录及骈俪之语矣。后之为府州县志者遂靡然从之，究之于道里之远近、古今之沿革何预乎？然旧志已录入，而新志尽削之,‘则县之人群起而哗矣。今酌撰词赋三卷，凡前贤游览之什、山水之篇，以迄一方人士之题咏,稍为拣择,附入末编,或亦助灵川岳、增秀园林之一道也”“又方志有仙释一门，本无关于舆地，然陵阳栖鹤之山，琴高跨鲤之所，以及栋山之乾应，金峰之守讷，人艳称之，亦足以辅助山林，增辉岩壑，爰附于寺观之下，俾各从其类焉。”
对于方志记载人物，洪亮吉在修《泾县志》时指出,“一方之志,例载人物。然方志究非国史之比也，。旧志于人物乃分作十数门，曰名臣，曰宦业，曰忠节，曰孝友，曰儒林，曰文苑，曰隐逸等，又必求其人以实之。以是旧志所登者，虽善善从长，究难为继。今既欲一遵旧例，余因为之约曰:立功立言者，始可谓之名臣，仕宦有政声者,始可以入宦业，著述有功经传者，始可谓之儒林；诗文超人辈流者，始可谓之文苑。至升毛之世，本无肥遁之人，倘必欲传隐逸，亦当求一意林泉、生平未尝应举者当之。若数奇不偶及进取未售者，未可以充隐。如是庶几今日之录入方志者，他日即可以登国史。吾愿于此方士大夫慎重其例焉。”如此便可收到精简文字篇目、严格分类体例的效果。尤其是他以“今日人方志，他日即可人国史”来严格要求人物传的编纂，这对于防止方志滥收人物具有积极作用，即使对编修新方志也有指导意义。
第二，“信载籍而不信传闻”
洪亮吉是著名的乾嘉考据学者，因而他把考据学风带进方志领域,提出了言必有据的主张。与他的方志是古地志之遗的观点相应，他认为古地志保存了不少有关该地史实、掌故的材料，这对于后世修出佳志有重要影响。应该指出，洪亮吉主张言必有据，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又要求事必师古，这就值得商榷了。固然，古地志中有不少合理的成分需要继承，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应该抛弃。一味地主张事必师古，必然导致固步自封，保守不前。
任何史籍，包括方志，不同于小说家言，其所记载的人物、事件等当然要有根有据。但是，洪亮吉言必有据的观点有时在实际应用中却到了近乎刻板的程度，他的言必有据，实际上是为其“述而不作”的观点张目。在《泾县志凡例》中说:“人物一门,历史有专传、附传者，即据史文录入，无则采一统志、江南通志、旧府旧县志名人记载，近时则据采访册，以明述而不作之意。”这样的方志人物传与正史或一统志等人物传没有丝毫区别，根本不能体现出地方特色。
而且他过分地相信文字记载，而一概排斥石碑资料，在文字记载中又过分地相信正史，轻视其它记录。他说：撰方志之法,“信载籍而不信传闻”。他把前志的失误归之于“惟信传闻，不稽载籍”。很显然，洪亮吉“信载籍而不信传闻”的观点是片面的。“传闻”并非都是假的,相反，有些具有很高的价值，尤其在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情况下，一些进步的、革命的言行常常通过劳动人民口头相传才赖以保存下来。而且很多近时发生的事情，往往难于从载籍中直接找到材料。作为“厚今薄古”的资政之书一一方志，更应注重调查采访，采集那些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宝贵资料。何况史籍的记载，并不全是可信的，正史的记载尤多谬误，如果一味地信从，只能导致以讹传讹，从而降低志书的质量。
第三，方志体例，援引古法，重考据，突出地理内容
洪亮吉复古倾向严重，主张事必师古，因而他所拟定的方志体例，往往援引古法，以示有据，可谓无一处无来历，无一门不古朴。洪亮吉因袭旧制的修志理论，其实是与他崇尚汉学、注重考据的思想分不开的。作为乾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深受当时学风的影响。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当洪亮吉来到安徽学使朱筠府中时，年轻的他当时正醉心于汉学，以至于朱筠“得之甚喜，以为文似汉魏”。洪亮吉不但文章摹仿汉魏文体，甚至连写字也要回归古人，袁枚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道:“顷接书……一点一画不从今书，驳驳落落，如得断简于苍崖石壁间。仆初不能识，徐测以意，考之书方始得其音义。”
洪亮吉这种崇尚汉学、注重考据的思想，在学术著作中更是表现明显。如他的史学著作《四史发伏》,专门考证《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史实、纪年、地名、人名等的错误。其经学著作《春秋左传诂》则专取汉魏诸儒之说，“训诂以贾、许、郑、服为主，地理以班固、应劭、京相璠、司马彪等为主。”其地理学著作更是以考证为专门，如《东晋疆域志》能够在“实土之广狭无常、侨土之名目多复、纪传之事迹不完、《晋志》纰漏难信，极少借鉴”的情况下著成，得到了钱大昕的高度评价，“稚存生于千载之后，乃能补苴罅漏,抉摘异同，搜郦、乐之逸文,参沈、魏之后史，阙疑而慎言，博学而明辨，俾读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讵非大快事哉!”正是这种考证，在乾嘉时代被认为是笃实的学问、笃实的学风。所以，对于洪亮吉来说，他的这种考证思想，反映在方志学上表现为因循旧制，注重沿革的观点是不难理解的。而且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在方志撰修中，在史料的选取上，“信载籍不信传闻”虽然这种述而不作、采信典籍的方法缺乏创新，但却具有方志编纂中不可缺少的征实精神。
洪亮吉故居
在言必有据的前提下，洪亮吉对于具体的编排门类，表现体例的方式又不十分讲求，也不拘泥模式，而往往是酌情而定、因事而设，故而在他所编的十余部方志中，很难见到完全相同的门类分目。但是,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均以突出地理内容为原则。从所修方志分析，洪亮吉所修门目体志书，地理内容一般都在半数以上。如《泾县志》三十卷，就卷数而言，地理内容未及半数，但在具体规定中，于地理却十分周到详细，如“沿革”，包括星野、疆域、形胜、风俗;“城池”，包括故城、街巷、坊表、乡都、市镇、桥梁、津渡、邮递等；“山水”，包括诸条山、诸条水、陂泽、湖池井泉等,“食货”,包括蠲赈、田斌、杂税、户口、瑶役、积贮、盐法、马政、屯田、囚田、物产、兵防等。可见，地理内容在全志中同样占了极大的比重。
第四，方志内容贵在繁简适中
洪亮吉所修方志，迭有佳构，倍受称赞。其所以如此，与他强调方志内容贵乎繁简适中的观点有关。他在《泾县志序》中指出:“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奋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等是也。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材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伪以传伪，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洪亮吉在聘修《泾县志》时，感到钱、郑二前志皆得失参半，“有失之略者，有失之凿者”。从门目设置来说，“郑志人物分门最繁，如直节、廉介、恬退等”。因此他在修《泾县志》时，一改其非,“于其略者补之，凿者求正之”。虽然我们不能说嘉庆《泾县志》没有欠缺，但较之前志或同时代的一些志书，确有过人之处。民国时期的方志学家王葆心称赞说:“考此书(即《泾县志》)有关修志义例及山水人物之考辨，均见通人修志，择精语详之善。若其生平在陕、在汴、在皖，纂志至八九种之多，则于此事之学识与经验，必有过人者。观其为《泾志》一序，足见其晚年所见之超卓矣”。
清代由于大量学者参加地方修志，相互之间切磋商讨，逐渐类聚，形成了二个主要的修志派别。一派以章学诚为首，他们主张方志是史，撰写方志要格遵史例，其法以撰述为主，其内容重于记载人文，体现“厚今薄古”的原则广收集材料，既要依靠文献，也要重视调查采访。他们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已时实践和研究，勇于创新，在不少问题上具有创见，因而可称作“创新派”。
而另一派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方志是舆地之书，故以记载地理沿革为要；他们长于考据，重视纂辑，偏信正史的材料，主张“述而不作”，因而可视为“保守派”。如果说戴震因较早提出“方志以沿革为重”的观点而成为该派的主要代表的话，那么洪亮吉则大加发挥，提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和“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的主张，从而使该派理论更为系统，扩大了保守派的影响。清代这两个修志派别，曾经当面交锋，争论甚烈，如章学诚和戴震关于方志性质间题的论争，章学诚和洪亮吉关于方志统部问题的论争等。总的来说，创新派在很多方面意见新颖，具有创造性，从而把清代的方志编纂引向一个新的高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派势单力薄，以至章学诚编修的几部最具代表性的方志都未能完整地流传下来。而保守派，虽然他们详载地理沿革，并且考证精审，事事做到言必有据，所修志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信史的意义，但他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少于创造，所以，方志未能更好地起到资治、存史的作用，从而大大限制了它们的价值。
洪亮吉作为一个方志学家，尽管未能跳出保守派的窠臼，但他学问渊博，见识精辟，经验丰富，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所纂修的《泾县志》等均以“该核”、“择精语详”见称，深受时人及后世的推崇。王葆心曾说:“洪氏在陕西、河南修志颇多，故生平于方志之学研求有素，见闻既富，经验尤多。此一序(即《泾县志序》)括举方志利病，皆确切按验有得之言，其举苟简滥收与夫略于舆域及采传闻而不搜载籍诸弊，皆流俗修志之通病”“观其为《泾志》一序，足见其晚年所见之超卓矣”。这个评价是基本上切合实际的。
洪亮吉在方志学上的成就也被梁启超所赞同，梁启超把洪亮吉所撰方志称为“可称者”。以洪亮吉为代表的注重沿革、详远略近的“厚古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注重现实、详近略远的“详今派”之间的论争，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的两个修志派别。而在当时，由于受考证风气的影响，厚古派在方志学的撰修中占据主流，但随着清后期经世思潮的涌起，详今派的影响逐渐超越了厚古派。总之，洪亮吉的修志思想主张因袭，章学诚的修志思想反映现实。虽然他们的修志观点不同，但作为清代中期的方志名家，他们撰修方志的论争，为我们在当代的方志撰修中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章学诚“详近略远”、关注现实的修志思想是我们所最应注重的，而洪亮吉“贵因袭,信载籍不信传闻”的征实精神也是修志学者不可缺少的。二者的结合与创新，是当代修志思想的主题。
（ 作者江苏省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苏州科技大学专门史研究生，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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