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新四军是如何践行群众路线的
蔡长雁
三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对违反群众纪律的人和事，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损坏群众东西要赔偿。一次，黄克诚在从淮海区到盐阜区去的路上，发现一匹战马正在啃田里的麦苗，马夫坐在一边抽烟。黄克诚立即走过去严肃地对马夫说：“你的马吃老百姓的青苗了，你知道吗？”
马夫抬头一看，是黄师长，急忙站了起来。
“快把马牵回来！”
“是！”马夫赶紧把马牵回。
“你当兵前种过地吗？”
马夫羞愧地低下头：“种过。”
“你知道种田不容易，为什么还放马吃青苗，损害群众利益？”
黄师长严肃批评了马夫，还找来了连队的指导员，命令他找到麦田的主人，向农民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1941年的黄克诚
又一次，黄师长的小红马啃了朱老汉家的杨树皮，他立即命马夫小李代表他去赔礼道歉、并赔偿两元抗币。朱老汉不肯收下，来到黄克诚的住地，说：“黄师长，新四军为了抗日，连命都不要，马偶尔啃了一块树皮，你也要赔，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黄克诚耐心地解释说：“新四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得遵守。我的马啃了你的树皮，当然得赔。”朱老汉说：“马又不是人，它啃了树皮怎么就违反了纪律？这钱我不能收。”数月后，部队离开时，村长给朱老汉送来了一封信和两块钱，信中写道：“朱大伯，数月前，小红马啃了你家一棵杨树皮，这两元钱赔款望你如数收下。”信的末尾是端端正正的 “黄克诚”三个字。
四支队驻在东、西港冲期间，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侵扰群众，爱护群众的财产，借群众的东西，一律按时归还，如有损坏照价赔偿。一个战士借了群众家的一副大门，作搭铺睡觉之用，不慎将榫头弄坏，他们就按新门价格做了赔偿。各团驻扎期间，要经常出去打鬼子，每次临走前，班、连、排长都要检查战士所借群众的东西是否已经归还，如碗、筷、板凳、门板等，住处是否打扫干净，然后才离开。
严重违纪要枪毙。1938年6月以后，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到苏南敌后，连续对日作战获取胜利，军威大振。群众认定要抗日救国，只有依靠新四军，支援新四军。乘此大好形势，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组织工作组，发动群众，此时，一位功劳不小、老红军出身的炊事员奸污了一位妇女，群众愤怒，坏人挑拨，国民党幸灾乐祸，向一支队施加压力。刘炎和军法处调查属实后，认为虽然奸污并非死罪，但如不严惩，就会脱离群众，就会给国民党以把柄。刘炎向陈毅汇报后，陈毅果断地说：“为了严整军纪，杀一儆百，召开公审大会，枪毙。”公审大会由刘炎主持，除群众外，还邀请了统战对象、镇江和句容的国民党县长和附近国民党的游击司令列席大会。陈毅代表新四军重申三大纪律十项注意，枪毙了那个炊事员。对新四军来说，只要违反群众纪律，资格再老功劳再大也要严惩。
东进时的刘炎（左二）
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也是群众纪律。据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的警卫员回忆，1938年底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机关移驻到狸头桥附近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子有个习俗，祖祖辈辈不吃狗肉。有一次，张鼎丞的警卫员弄到一点狗肉，可没有锅煮，就去找房东借锅，怕说真话借不到锅，就说是羊肉。狗肉炖好后，香气四溢，房东小伙子问：“你们炖什么肉啊，这么香?” 警卫员开玩笑说：“羊肉，来尝尝吧！”小伙子尝了之后嚷着说：“好吃，真好吃！”警卫员忍着笑没敢告诉他真相。到开饭吃起狗肉时，想起房东小伙子把狗肉当羊肉、直叫好吃的情景，警卫员忍不住笑出声来。张鼎丞有点奇怪，就问：“笑什么？”警卫员就把事情原原本本汇报了。不料，张鼎丞把脸一沉，严肃地批评说：“尊重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也是群众纪律。说过多少次了，为什么不尊重人家，还说假话呢？”在他的督促下，警卫员诚心诚意地向房东赔礼道歉，取得了他们的谅解。
1938年的张鼎丞（左）
四是要求带着感情去做群众工作，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1938年5月，新四军刚刚进入江南，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军政治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邓子恢就组织了新四军在皖南的第一支民运工作队，到泾县茂林开展群众工作。由于许多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是新参加新四军的，没做过群众工作，一场辛苦下来，效果却不好。个别同志产生畏难情绪，不愿做民运工作，要求到战斗部队去。了解情况后，邓子恢立即找来这些同志，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讲自己进行群众工作的经验，主要是第一步要真心与群众交朋友。
邓子恢在闽西开展农民运动时，化装成贩茶叶的商人，找到一户贫苦农民家落脚，与群众三同，这样才能亲近群众，让群众信任你，与你说真话，最后你才能弄清群众的真实需求。第二步就要做讲道理的工作，解决群众的认识问题。那户农民靠租种地主田地维持生计，一家人一年忙到头还缺吃少穿。邓子恢就告诉他，这不是命运不好，而是地主残酷剥削和官府压榨的结果。只要打倒地主，农民就有种自己的田，收了稻谷都归自己。最终使那位农民解除了顾虑，下决心跟共产党走。第三步再做建立组织的工作，那位农民被发动后，邓子恢就用“滚雪球”、“波浪式”推开的办法，让那位农民把知心朋友找来谈，然后要他们每人找几个穷兄弟来谈，几个反复，几天功夫就发动100多人，打开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局面。这就是邓子恢进行群众工作的三步曲：交朋友、讲道理、建组织。但是在这三个环节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发现群众有了困难，要及时帮助解决。不然群众就会有想法，甚至工作消极。
茂林吴氏宗祠
1941年新四军北撤，曾在此召开告别大会
按照邓子恢的要求，工作队进驻茂林后，白天帮助群众干活（时值春耕夏忙），培养与群众的感情，和群众交上朋友，知道群众想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晚上找群众谈心，由浅入深，亲近群众，为群众讲道理，解疑释惑，宣传党的主张，有时教群众唱抗战歌曲，中间插上一段演讲，形式活泼，使群众容易接受，然后再向周围群众作同样的工作。邓子恢经常到茂林指导民运队的工作，听取各阶层人士的反映，他到群众家，总是先揭开锅看看，伸手在米缸里摸摸，然后和群众拉家常，了解情况，发现积极分子。一次他发现一个积极分子忽然消极了，他很快了解了原因，批评工作队负责人说：那个积极分子家里生活困难，工作队不及时帮助解决，这样对待群众，怎么能保持他们积极性呢？要把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去做，要把群众当亲人看，群众工作就好做了。按照邓子恢的办法，群众一下子发动起来了。新四军在全军迅速推广了泾县茂林民运工作队的经验，这样新四军在华中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歌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五是领导干部真正做践行群众路线的表率。
在新四军中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艰苦奋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一条实际上是铁军精神的关键所在，也是走群众路线的要害所在。
项英撰写《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8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时，军部几个搞油印工作的年轻同志才参军，这几个同志（王新民、顾雪卿和皇甫洪）对项英的字体不熟悉，有很多字不认识，大家研究不明白，连跟项英较久的参谋们也认不出来，不得不去请教项英本人了，由于不认识的字多，一次次去问，太麻烦，项英就干脆与他们坐在一起，便于他们询问。项英副军长面带笑容，很耐心、谦虚地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是工农字，只有我自己认得，你们尽管问好了。” 军部机要科是直接为军首长服务的，工作比较紧张，没有白天黑夜，项英很关心他们，有一次，项英把舍不得吃的一点奶粉和饼干拿到机要科，送给小机要员们吃，那时候，这可是奢侈品啊。小机要员们一片欢腾，项英拿来饼干，同时叫人去冲奶粉。待把冲好的奶粉拿来时，小机要员们早已把饼干吃光了。项英见了，笑着说：“你们真是土包子，饼干和奶粉要一块吃才有意思。”女机要员周临冰笑着说：“你才是‘土包子’呢。”项英跟着大家哈哈大笑，也不生气。领导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干群关系才融洽。
1938年1月，南方游击区部分负责人合影于南昌新四军军部
领导在生活上与群众也是一个标准。新四军在敌后，由于国民党有意少发军饷，再加上日伪顽的不断“清乡”、“扫荡”与重重封锁，新四军经济非常困难，不得不继承供给制，这是在物资极端匮乏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新四军全军指战员只发少量薪饷，每人每天1角钱菜金，1斤8两米（旧制1斤等于16两）。这些米和钱不发给个人，只发给连队，由事务长安排使用。连队民主选举的伙食委员会监督检查，五天结算一次，账目公布。 由于官兵一致，当官的要请客吃饭得自己掏腰包。1938年冬，项英请到新四军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沬特莱吃饭，吩咐警卫员到司务长那里借3元钱，并交代借款从下个月津贴中扣除。 项英的津贴当时是五元，到1938年底，为了战胜经济上困难，项英在新四军中组织“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节约运动”， 项英自动把自己的津贴由5元降到4元。
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生活上也是不要任何特殊照顾的。一次，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同志送给他一只羊腿，他吩咐警卫全部拿去烧熟。警卫员知道他很喜欢吃羊肉，又考虑到他平时都是和大家一起吃饭，没有小灶，就说，一次不用烧这么多，留着多吃几餐吧。可他却硬叫全部烧了。烧好之后，他自己只吃了一点点，其余的都分给同志们吃了。有一年，过春节时，当时群众慰劳部队，送来了—些鸡蛋。机关的一位科长为照顾几位首长，多分了一点给周子昆同志。他知道后，严肃地说，鸡蛋是群众送给大家吃的，我怎么可以多吃呢?立即叫警卫把多分的蛋送回去。并嘱咐那位科长，要把所有的慰问品都分到同志们手中，不准留下。
1938年1月，周子昆（左一）摄于武汉新四军办事处
四师师长彭雪枫下部队从来不允许搞特殊招待，有一次彭雪枫师长和张震参谋长到九旅，中午吃饭时，旅里多加了两个菜，彭、张二位将军坚持与部队一样就餐，不搞特殊，直到把多加的菜分给战士们后，他们才吃饭。
在战争岁月，群众路线一直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离开群众，革命不可能成功，事业不可能发展。群众路线不应该是渐行渐远的红色记忆，在新时代应当进一步的彰显活力，发扬光大。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兼方志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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