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健
绩溪县上庄村在19世纪末，出了两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就是胡适和胡近仁，当年在上庄一带算是天才、奇才。胡适，现代学术大师，在国内外声誉卓著，在上庄一带家喻户晓。而对于一代硕儒胡适的族叔胡近仁，胡适曾称他为“桑梓文人魁杰”，清末三品衔徽州知府刘汝骥称赞他“学传家弄，幼读楹书，誉满胶庠，群誇椽笔”（《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刘汝骥序》），也是一位才华横溢，不同凡响的人物。今年是胡近仁逝世80周年，现将我对胡近仁其人所感知的从几个层面记述如下：
1
胡近仁的徽商家世
胡近仁（1886—1935），乳名灶松，行名祥木，字近仁，更字堇人，号松臣，又号晓耘，樨禅。清光绪癸卯（1903）入邑庠，乙巳（1905）科试，以一等第一名补廪，为优行廪膳生。时年仅十九岁，就考中秀才，当地人称他为“神童”。曾任绩溪县佐治员，县署第二科科长，绩溪县志局编辑员，余川燃藜小学教员，旌德县亲逊学校校长，上庄私立毓英小学校长。从小就与胡适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胡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在族内按排行比胡适高一辈，胡适很尊敬他，写信都称他为“族叔”“老叔”“老叔大人””先生大人””叔”。 后来胡适走出群山屏蔽的家乡，外出求学深造，考取官费留学美国；胡近仁一直生活在徽州故里，两人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书信往来不断。
胡适与胡近仁都是上庄明经胡氏始迁祖七二公的后裔，胡适属二分系元当公派下本系23世；胡近仁属七分系元美公派下本系22世。两人都是经商人家的后代。绩溪位于徽州山区，山多地少，为了生存，只有走出大山，投亲靠友，融入徽商队伍，才能解决生计问题。原来上庄全村有6000余人，清咸同年间遭洪杨浩劫，人口锐减，据上庄《胡氏年谱》载：民国7年（1918年）“全村人口1200人，为工商于外者400人，约占丁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胡适的高祖在上海川沙镇开茶叶店，他的祖父扩大营业范围，胡适的父亲从政为官，过世后，店业就不景气，一天天地萧条起来。因缺少经济来源，家境也十分艰难。幸好胡适的二哥胡绍之，认为胡适天资聪颖，学商可惜，上学读书会有很好的前程。将胡适带到上海去求学，此是胡适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胡适在写给胡近仁的信中说：“（我）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
胡近仁的先祖父锡印公在上海福州路开设胡景隆茶叶店，后转让给余川人汪显镛，由其子汪立政将该店更名为汪裕泰茶号。胡锡印将上海的店业转让后，在旌德三溪开设胡景隆南北杂货店。三溪位于旌德县西北部，因徽水、鳞水和玉溪三条河交汇而得名，古代曾被称为“水旱码头”，有竹筏经涇川、青弋江直达长江，为旌德和邻近几个县货物的集散地。镇内店舖林立，市场繁荣。由于经营有方，店的规模逐渐扩大，共有员工80余人。
王振忠先生收藏的汪裕泰茶号招牌（木板）
宣统二年（1910年）分家，以10个孙子按10股分配，胡近仁的父亲有三个儿子，共得了三股。至民国初年，因时局动荡，胡景隆商店后继乏人，此时绩溪坦头人洪荣章将资金投入三溪，先后开设公成、鼎和商号，以后又有旺川人曹揖堂与人合资开设庆大商号。他们善抓商机，生意做的红红火火，几乎垄断了三溪镇的市场。胡景隆商店生意清淡，就走上了下坡路，濒临倒闭。由于店的红利减少，胡近仁一家经济收入锐减，生活陷于困境。
2
谱志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胡近仁，文才出众，有忧国忧民的胸怀，有为国家做贡献理想，有为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在学术上做出成果的抱负和愿望。1923年5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来质疑和否定“三皇五帝”构成的古史系统观点。文章发表后，南京刘扶黎撰写了多篇文章给以驳斥，双方争论相当激烈。远在徽州的胡近仁也参与这次讨论，他在《读书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以后》一文，认为上古史学最难研究，近来国内许多有名学者，对于古史都采取怀疑态度，这是我们最赞成的。不过在古史里比较稍近事实的地方却也不少，断不能一概抹杀。胡近仁认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尧舜以后的史料比较可靠，并列举三点理由来证明。一是古史官是世传的，这种父传子，子传孙的方式便于史料即使遭遇兵火，他们也会因而尽力搜辑，况且列国均有史官，一国失传还有别国可以参互考订，绝不可能各国同时对于某时代造出一色的假货。二是古人每每铸造金器各有款式流传下来，恰是考古的好资料，所以历代学者多很注意。三是天文家岁差之说，创始于唐代一行和尚，其理论则萌芽于晋虞善，三国以前无人知道。如按顾氏所说《尧典》是春秋以后造成的伪作，那么为何《尧典》的天象和春秋不同，假冒的人在岁差原理发明之前是决不敢把天象之说作两歧的，而《尧典》却老实说出，可见是有所根据而并非伪造了。
胡近仁先生像
对于这次古史的讨论，1924年2月22日胡适在《读书杂志》18期发表的《古史读后感》一文中作了如下述评：“《读书杂志》上顾颉刚、钱玄同、刘扶黎和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国史的文章，已做了八万字，经过九个月，至今还未结束。这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这半年多《努力》和《读书杂志》的读者也许嫌这两组大论争太繁重了太沉闷了，然而我们可以断言这两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来最有永久价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将来，我这个武断的估价就会有许多人承认的。这一次古史的讨论里最侥幸是双方的旗鼓相当，阵势很严整，所以讨论最有精采。”胡适对于胡近仁与顾颉刚等学者的古史讨论给以充分的肯定，说明其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意义。
胡近仁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虽有超人的天赋，但蜗居山村，未走出徽州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没有得到名师的教导和培养；满腹经纶，因天不永年，生命短暂，未得以充分施展。他曾经在县衙干过佐贰杂职，又经过商，当过小学教师，植桑养蚕，当过小学校长，替本宗族及外村主纂多部宗谱。这些大都是自觉自愿的，但也不排除是为稻梁谋，为生计所迫，同时也是受人所托，盛情难却的。不过他对修纂谱牒还是有兴趣，为抱负和愿望所寄托。他认为“故今日救时之策，当取旧宪，酌以新潮，庶因势利导，治功可蕲”；“予夙持此者，尝欲编古代民俗史，演绎国情，藉备研究，只以奔走尘坋，未遑授简。”（引自胡祥木：《坦川洪氏宗谱序》）他在为旺川《曹显承堂支谱》撰写的《曹太乙先生传》中赞扬太乙公（毓柏）云：“先生生而敏，幼即权奇胜衣而记诵千言，就傅而淹通百籍，万仞胸中壁立，奇气郁盘，百川眼底奔腾，文情跌宕，相辉花萼，同播黉宫，纵在草茅，蕲飞身于皇路。”在为他人写传记的字里行间透露了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与传主有着情感上的共鸣。
他曾经有著书立说、进行古代民俗史研究的愿望和筹划，只因处在穷乡僻壤的徽州乡村，孤陋寡闻，参考文献和图书资料非常匮乏，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加以家庭经济拮据，生计维艰。为种种原因所限制，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把所学的知识用在谱志修纂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实践上。因为谱牒和方志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谱志中记载的一个家族的繁衍，一个地方的历史和一个地区的民俗风情，有着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都是社会发展史的内涵，是整个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胡近仁认为“谱牒者固小史之道，且亦古惇史、闾史之类也。苟得其道，叙人伦，奖民德，未尝不可为社会政策之一助”（《新安柯氏谱》序）。从事谱志修纂，当时对胡近仁来说，是一件切实可行而且有意义的工作，是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抱负的平台。
他在《坦川洪氏宗谱序》中说：“十余年来，唯数辑谱乘，始自本族，继修余川汪氏、金川叶氏及歙县之竹溪、谷川、本县瑞川诸柯氏合谱。”“纵未怀铅握椠，克酬夙愿，而藉谱牒之修或亦足伸吾说于万一，以是殚智竭虑，不惮再三。”胡近仁凭借地方谱牒志书的修纂，记载当时当地的历史事件、人物业绩和民俗风情，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历史教训。为村族，为地方，为民族文化留下珍贵的历史文书资料。自清宣统三年（1911）为本村主纂《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开始，十余年间为邻村主纂宗谱五部，还协助旺川曹显承堂修成《曹显承堂支谱》。
1907年胡适赠送胡近仁的签名照（见《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
宗谱是氏族的史册，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宗谱编纂的目的主要是记录家系、和睦家庭、教育族人，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丰富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涵。修纂家谱是家族中的一件大事，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难事。通常是由家族中具有较高科名的人，或职务较高的官员（含退休官员）倡议、主持，或由族长倡议、主持，并由他们担任主纂。也有的村族聘请族外硕儒担任主纂。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绩溪和邻县旌德有几个大村望族先后进行修谱，最早是嘉庆年间绩溪县城金紫胡氏修谱，主纂是“礼学三胡”之一，殿试二甲进士，户部主事胡培翚，时年大约50岁；民国初年，旌德江村济阳江氏修谱，主纂是江志伊，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时年60余岁；民国十四年（1925）绩溪旺川曹氏修谱，主纂是宣统拔贡，南昌知县侯补曹诚瑾，时年50来岁。而上庄胡氏修谱的主纂胡近仁，一位弱冠刚过的青年，一位小试经纶的秀才，曾经县衙的小吏，无论阅历和资历都比人相差一大截。“初生牛犊不怕虎”，胡近仁凭自己的天赋和学识，有充分的自信，有担当的勇气，敢挑这一重担，并且得到本族人的信任和支持。
上庄胡氏于清乾隆20年（1755）修谱后到宣统3年（1911），中间相隔156年，其间各支厅虽曾修过谱，但未付梓。咸同年间经“洪杨”浩劫，人口死亡、外迁，历史档案资料散失，因此，此次主纂宗谱，任务繁重，工作量大。胡近仁带领全体修谱人员，满腔热情，不辞劳累，胸有成竹，沉着应对。“谘故老，访罗祖典旧闻，并率众人采集吉金贞石”。广泛借鉴各地望族宗谱，阅读了焦竑的青阳陈氏宗谱、朱彝尊的嘉兴闻氏谱序、歙县殷氏谱、歙溪南江氏谱、瑞安锺氏谱和绩溪金紫胡氏谱，对照本宗族的乾隆谱，确定本次所修宗谱的架构和内容；又取近世彭玉麟所修的宗谱，断自始迁祖为始祖的体例，根据汪士铎的理论，以始迁祖七二公为一世祖，七二公以上编为统系。
胡近仁主纂族谱确定以始迁祖为始祖的体例，排除了前人修谱那种追求“源远流长”而而弄不清楚自己的远祖的流毒。这与胡适对谱牒修纂的见解是不谋而合的。1919年胡适为旺川《曹显承堂支谱》写的序中说：“我希望以后各族修谱，把那些‘无参验’不可信的远祖一概从略。每族各从始迁祖数起。始迁祖以前但说某年自某处迁来，以存民族的踪迹就够了，各族修谱的人应该把全副精神贯注在本支本派的系统事迹上，务必使本支本派的家谱有‘信史’的价值。”
胡近仁在《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的《凡例》中开宗明义地说提出所修宗谱的准则和体例：“谱即史也，谱乃家之史，史乃国之谱，史以仿《春秋》之法，善恶皆述；谱以传其尊，尊亲亲之义，书善讳恶。”说明谱与史的地位同样重要，但对人物的表述有原则上的区别。世系图仿欧阳公的小宗法，用“五世一迁”之图，次图以前图之末为首。“主张修谱之要，首在剔伪，次则阙疑、查访、校对四者并重。旧谱非有确据，不敢轻为删改”。《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自宣统三年开始至民国初年付梓，历经数年。全谱 3卷，分诰敕、遗像、列传、仕宦、学林、善行、烈女、文苑、世系（统系、本系、分系）、宅墓、规训、存旧、拾遗、领谱字号、跋和后记等项目。胡近仁所主纂的《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受到方家的好评，得到本宗族人的喜爱，成了一家之信史。胡近仁也因而名声大振。不断有邻村和外县登门请胡近仁去主纂宗谱，胡近仁大都婉辞，由于有姻亲关系，只答应为余村修汪氏谱、为上金山修叶氏谱，为歙县东乡大谷运、南乡竹溪、本县瑞川合修新安柯氏宗谱，民国16年还为坦川洪氏主修宗谱，其间还协助旺川修纂曹显承堂支谱。
胡近仁广泛阅读各名家望族的家乘谱牒，取各家所长，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他所主纂的宗谱，别开生面，富有特色。他的修谱理论创新与实践，遐迩闻名，他所修纂的宗谱，一时成了当年徽州一带各家族修谱的范例，起了标杆作用。现在谈谈对胡近仁所纂的宗谱的粗浅看法，我个人认为胡近仁主纂的谱牒有以下特色：
首先，胡近仁是借鉴修县志的模式和手法编谱，这是一大创举，如他主修的《新安柯氏宗谱》，加了末卷《杂记》，记载了竹溪、大谷运、瑞川三大族的片断佚事，留下了三个村族宝贵的历史资料，在《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余川越国汪氏宗谱》和《坦川洪氏宗谱》中都有《拾遗》的篇目，记载了村庄的地理环境、建置沿革、历史事件、人口变迁以及地方的经商史，包括里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商号、商业巨子以及医学、文学、工艺、美术方面的杰出人物。徽墨胡开文和汪裕泰茶号的创立和发展均有详细的记载。这是一般族谱所没有的。新安柯氏是宋初颖公三子中长次两子宦游来徽，爱此邦风土人情，遂择地而卜居，始为迁新安柯氏之祖，一居歙南竹溪者，一迁岭北后岸，其后有由后岸迁瑞川者，有自后岸逾岭而南迁歙东大谷运者，谓之三大族。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是竹溪人，谱名尚惠，为尚字辈，谱上有记载。
胡近仁在每一个地方修谱，都要到当地的名胜山川以及历史上发生过事件的地方去游览和察看，访问当地人，查阅历史资料，写成游记和记实文章入谱，以折射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传递一个家族的历史信息，彰显一个历史时期的地方面貌。他在大谷运修柯氏谱，为了访问从大谷运外迁的柯氏后裔，循大源溪前进，傍山沿溪，纾曲盘旋，走了近20里路，去了荻岭这个深山野坳。经过实地调查，写了《荻岭游记》。荻岭又名岱岭，一百多年前柯姓人来此在山腰建村，已有男妇百余人。游记记载了绩溪七八都人为躲“长毛。”在这里结茅野宿事。“当洪杨时，绩邑七、八都人扶老携幼麕集是地者居恒不下数千人，茅舍草棚弥望皆是，绵亘三载，洪杨军卒未攻进，以此保全甚夥，盖尔时入山别无他径。”又记绩溪人躲难将钱财和贵重物品托大谷运柯某保管，事后全部归还的忠实守信的好人好事。对于太平军在徽州造成的浩劫，作了如实的记载：“洪杨军初踞江浙时尚不甚骚扰，嗣因湘军外逼，党羽内讧，军心无主，乃四出骚扰，于是大江南北，遂无一片净土，而吾徽犹甚，焚杀劫掠，惨状殆不忍睹。”
在新安柯氏宗谱中《记柯大统》一文，记载了元代后岸村柯大统率众起义反对蒙古族统治者这一段历史的经过。文章先用一段议论文字评析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幅员之广，兴起之速，历时之短的原因。指出：“蒙古族成吉思汗后，所向无敌，席卷欧亚，囊括区宇，幅员之广为历史所未有，乃曾未有百载，土崩瓦解，沦亡之速，亦所仅见。岂非忽必烈狃武功而忽文治，用夷制华，人分等级，歧视汉人、南人，施行暴政太甚之故乎？”在举国民怨沸腾，强者铤而走险，各地揭竿而起的形势下，柯大统以为时机已到，就聚众起义反抗蒙古族统治者。最后柯大统虽然起义失败，远遁他乡，不知所终，但却冲击了元朝统治的根基。从此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天下大乱。元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军队为镇压农民起义，疲于奔命，没有战斗力，元朝统治者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最后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作者最后发出感慨云：“夫大统所为固为曩时所唾弃，甚或视为‘椎埋’‘恶少’等，不知成王败寇，亦幸与不幸之间耳。幸则为明太祖，不幸为柯大统，其行事（造反）固无所 轩轾（前后高低的区别 ） 。”对柯大统的起义给以公正的历史评价，指出朱元璋造反成功，柯大统起义失败，所谓“成王败寇”也，不能因此说失败者就该唾弃，成功者就颂扬，实则是“行事”无所 轩轾 也。这样有记事，有评论，站在一定的高度，居高临下抓住核心来分析问题的人物传记，体现了胡近仁不随波逐流的史辨观，作为身居山村的草根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是胡近仁在谱志修纂上别开生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
胡近仁所主纂的宗谱，既记载了宗族的衍脉，也写下了当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甚至有全国性的事件，彰显了一个村落的人文历史，有的成为一面“正衣冠，知兴替”，治国理政的镜子，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其次，胡近仁在宗谱中为人物立的传记，具有司马迁的散文风格。胡近仁主纂宗谱，除了统揽全局，架构全谱，编排审阅，进行内容增删，更正错误，语言润色等工作外，还亲自动笔撰写序言、凡例、像赞、人物传记以及村族记事和诗词等。从上川胡氏、余川汪氏、坦川洪氏、新安柯氏和旺川曹氏支谱的几部宗谱统计，胡近仁在以上5部宗谱中，共撰写了像赞19篇，，序4篇，人物列传16篇，记16篇，跋2篇，还有杂记、小传和诗词等。
绩溪县文物局收藏的胡适致胡近仁信札
我们曾经发现有些宗谱中的序和传记是作者坐在书斋里拍脑袋写出来的书斋散文，利用公共资源和他人资料进行二度加工，脱离生活，不接地气，缺乏当下眼光，歌功颂德，空洞无物，令人生厌。胡近仁却与此不同，他亲自去实地访问村姑野老，作深入的田野调查，查阅官方志书和民间纸角簿等。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确定主题，经过构思，打好腹稿，然后下笔千言，一气呵成。胡近仁的文章独具创意，角度新颖，突破传统的意识，做到立意深远，文体独具一格，立意深远，风格清新，文采裴然。有的地方用词虽古奥，但经过咀嚼玩味，能使人体会到其中深刻的蕴含和广远的意境。读了他的文章，能够接触许多词汇，从而使自己积累一些词语，有助于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有可读性，可品性。
胡近仁仿照太史公的笔法为人立传，在记事实录中阐述人物成长发展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能动性等内在的因果关系，把自己的观点熔铸在叙事的过程之中。在文章开头往往用历史人物作类比，或引用经典语言来立意，而后写所传的人物的事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直接发出评论，三言两语，点明所写人物的核心价值和文章的立意所在。例如明代余川村有一位皇家太医汪龙华，后来族人竟然不知其详。胡近仁找到线索，在其门前掩埋在“草没藓侵“的巨石上发现“医官第”三个字。从而引出汪龙华以医治病救人的故事。汪龙华潜心医学，“疑难痼疾，药饵既投，应手辄癒，久之，名播遐迩”。万历帝后患病，太医束手无策，汪龙华”进以清解之品，再服而下，厥疾大疗“，被擢授太医院医官。 文章结尾，作者发表感言曰：“呜呼！荒陬僻壤中，草茅下，士擅一艺之长乃能上动帝听，赫耀公乡之间，推厥由来，其术业不可谓不精矣，而没世以后，族人竟不能举其名字，然则天下事，才能落沕沕磨灭者，又何可胜数也，悲夫！”
第三，为人物立传不拘一格，对谱义不囿于陈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是封建社会人生走向登峰造极之路。“士农工商末”，除了读书入仕，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是没有地位的。宗谱上立传，对有科名和做官的人大书特书。胡近仁认为：“列传叙述生平事迹以翔实为主，必其人德、业、事功为矝式。方能入选。”他为人写传，按照既定的原则，写读书做官的人，也写商贾贩夫，手艺工匠，田野农夫村妇，只要是勤劳能干，只要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都为之立传。《坦川洪氏宗谱》和《余川越国汪氏宗谱》为多位农民立传，以“世业农事，终岁勤恳，力田服穑，宅心忠厚”等词语来赞美，并记述赒恤疎财，为义里中的种种善举。他为瑞川柯仁庆写的传云：“本是农夫，天性好善，虽食贫茹苦，一遇公益事则喜形于色，每竭诚资助，牺牲赀力均所不惜。”赞扬柯仁庆卖腴田 数亩，鸠工伐石，修理通往县、郡的茗堂庵道路的乐善好施风范。
在修谱的过程中遇到存在有争议按常规难以处理的问题，善于变通，作灵活处理，如柯谱载，乾隆时柯启天自大谷运迁源里大北山，乏嗣，收养兰田叶品德为后，至民国14年修谱时，叶氏已繁衍多代，其间与柯氏争论不断，柯氏有一些人认为叶氏应该改姓柯，如果叶氏改柯不行就要离开大北山，交回启天公的产业。以致柯叶两姓多代不睦。胡近仁 在修谱时，从实际出发，用双方都能够接受办法作了变通处理，即柯启天的山地产业归叶氏子孙继承，柯启天的墓祭由叶氏承担，这一处理柯叶两姓人都可以接受，皆同意，多年来的纠纷，经过这次修谱得到冰释化解，双方握手言和。将此一事件载入宗谱，传诸后人，意义深远。
（作者系旌德中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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