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论理学宗师朱熹
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
谷曙光
韩愈、朱熹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巨匠，他们在文学、思想、学术等诸多方面都有建树，但韩愈的主要成就还体现在文学方面，而朱熹则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考察朱熹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是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可以从出看出理学宗师对前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评价，并从中分析经学家对文学的态度和认识。
文献整理校释乃是韩愈研究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号称“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虽然有些夸张，但韩集的校订整理确是宋代学者乐于从事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方面。朱熹之前，方崧卿的《韩集举正》为一里程碑性质的韩集校勘成果。在《韩集举正》书末之《后序》，方崧卿自述董理韩集之情况：
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目录一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增考年谱一卷，崧卿试郡岭麓间，日居多课其余力，获从事于斯。常念韩氏旧集世已罕传，岁月既久，则散佚殆尽。摭拾其仅存者，稽而正之，以还旧观，亦讨古之一助也。第惟浅识謏闻，管窥自信，源流不白，何以传诸人？因复次其异同，记其讹误之自，为《举正》十卷，使人开卷知所自择，而韩氏义例亦粗见于纲领中。噫！一代文宗，脍炙人口，相传以熟，莫觉其讹。陋学苦心，傥识者补其遗缪。
宋初以来，校理韩集者虽不乏人，但良莠不齐，枝枝节节，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有甚者，坊间俗本为牟利，讹误甚多。方崧卿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校勘韩集，叶适《京西运判方公神道碑》云：“韩氏文行于世二百年，其始所从，家异人殊，不能相一，学者患之。公会证旁引，为书二十余卷，得以据依，他本废矣。”（《水心集》卷十九）可知细密严谨，一丝不苟，具有开创之功。然而，朱熹却对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有所不满，其《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批评云：
余自少喜读韩文，常病世无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广流布而未暇也。
今观方季申此本，雠正精密，辨订详博，其用力勤矣。但举正之篇所立四例，颇有自相矛盾者，又不尽着诸本同异，为未尽善。（卷八十三）
方崧卿校本既不能惬大儒心意，而自己又深爱韩文，那何妨亲自下一番校订考索的功夫？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昌黎先生集考异》 。
《昌黎先生集考异》是朱熹花了数十年心血积累而成的扛鼎之作。钱穆表示：“自有韩文，历四百年，《考异》出而始勒成为定本；自有《考异》，迄今又近八百年，诵习韩文者莫不遵用，更少重定。” 足见权威。此本一出，众本皆废，成为后世韩集文献整理研究的底本。
《昌黎先生集考异》的体例安排颇有特色，“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详为辨证。其体例本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但摘正文一二字大书，而所考夹注于下，于全集之外别行”。其书虽然仅为精练简明的校勘训诂之作，但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反映了朱熹阐释、解读韩愈诗歌作品的心得体会。如校勘《南山诗》之“众皱”二字：
方从蜀人韩仲韶本作□，云：“石蟇也。二韵皆取喻谓高而群峰飞驰，如鼯鼬之奔；低而堆阜分布，如众□之列。于义为近。
今按：此蜀本之误，沈元用本亦然，皆非是。盖此但言登山之时，丛薄蔽翳，方与虫兽群行，而忽至山顶，则豁然见前山之低，虽有高陵深谷，但如皱物微有蹙折之文耳。此最为善形容者，非登高山，临旷野，不知此语之为工也。况此句众皱为下文诸或之纲领，而诸或乃众皱之条目，其语意接连，文势开阖，有不可以豪厘差者。若如方说，则不唯失其统纪，乱其行列，而鼯鼬动物，山体常静，绝无相似之理。石蟇之与堆阜，虽略相似，然自高顶下视，犹若成堆，则亦不为甚小而未足见南山之极高矣。其与下文诸或疏密工拙又有迥然不侔者。未论古人，但使今时举子稍能布置者，已不为此，又况韩子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乎？大抵今人于公之文，知其力去陈言之为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故其好怪失常，类多如此。今既定从诸本，而复备论其说，以晓观者云。
此条先从正面申明己见，根据韩诗的内容旨意加以解说，再结合上下文的意脉进一步阐释，接着朱熹更从反面批驳了方说的错误及其原因，最后特别指出，韩愈固然有力去陈言的一面，但也不乏文从字顺的另一面，切忌总以险怪校勘、理解韩诗。仅此一条，就看出朱熹本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卓越的艺术感悟能力，其校释可谓以小见大、细密透彻。朱熹的校勘往往聚焦诗句中的关键字眼，对理解诗意能起到拨云见日的深切着明效果。又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之“今与君殊科”条：
杭本如此。言张之歌词酸苦，而已直归之于命，盖反《骚》之意，而其词气抑扬顿挫，正一篇转换用力处也。方从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着“岂”字，全失诗意。使一篇首尾不相运掉，无复精神。又不着杭本之岂，考之亦未详耶？
方本“我今与君岂殊科”，朱熹改为“我歌今与君殊科”。这一句在诗中非常重要，具有反客为主、抑人扬己的转折提顿作用。如果按照方本，那整首诗的艺术效果和力量就减弱很多，不但失掉了韩愈的本意，更让诗变得平庸而无精气神。两种版本的差别岂止上下床、大小巫，简直有仙凡之异。朱熹对《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照手欲把”的辨析同样富于启发色彩：
诸本同。方独从蜀本作照把欲手，云：檀弓有手弓，列子有手剑，史记有手旗，义同此。诸本多误。
今按：方说手义固为有据，然诸本云照手欲把，则是未把之时，光已照手，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则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复疑之，何耶？况公之诗，冲口而出，自然奇伟，岂必崎岖偪仄，假此一字而后为工乎？大抵方意专主奇涩，故其所取多类此。
“照手欲把”和“照把欲手”仅语序排列不同，而含义相差甚远。方本虽能引经据典，但朱熹则从诗意的角度设身处地，辨析二者的细微差别，让人觉得确凿可信，非迷信典故者可比。
朱熹校勘韩诗的一大亮点就在于对诗歌意蕴的深入阐释。诗歌阐释虽然见仁见智，但最应避免游谈无根、穿凿附会。朱熹能立足于文本的训诂校勘，以自身的高度艺术感悟能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发掘出韩诗的深层意蕴。如对《华山女》诗意的阐释：
今按：陶诗云三青鸟，则青字亦未为无据也。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讥其衒姿首，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牕雾合、翠幔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矣，岂真以神仙处之哉！
朱熹之前，认为《华山女》“假借”的很普遍，《事实类苑》、《彦周诗话》和《苕溪渔隐丛话》皆如此，几为定论。朱熹一眼觑定此诗的微讽旨意，力辨“假借”说之误，对后来者理解诗意起到拨乱反正的效应。韩诗《猛虎行》意蕴虚泛，往往让人产生多方面联想，朱熹云：
今按：诗意盖谓狐鸣、鹊噪于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归耳。狐鸣、鹊噪能使虎出，而不能使之失其归，猴既入穴，则又不待鹊噪而后虎失所归也。方以旧本古韵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顾其文理之不顺，不若诸本之为当也。又猚字本作蜼字，虽见于《礼经》，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为明白而易知也。方意务为艰涩，大抵如此，今皆不取。
他只根据文本作适当解说，没有过多地联想发挥。朱熹又对方本的问题加以辨析，订正讹误。这反映出朱熹审慎客观的研究态度。对于运用比兴、诗意虚泛的作品，阐释尤其应该谨慎，没有过硬证据，切不可妄作臆说。朱熹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通过上面的介绍，看出朱熹校勘韩集的精严细密。本文并非从文献学角度研究《昌黎先生集考异》，笔者关注的是校勘中体现出来的朱熹对韩诗的理解和阐释，并试图揭示其学术价值和意义。
朱熹是怎样校勘韩集的？请看他总结自己的读书之法：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
先是熟读，继以精思。对于文意纷纭的，不可先入为主，而应细心验证每种说法的是非，相互诘难，然后真知灼见水到渠成。由此可知朱熹花了多么大的功夫研读韩诗、校勘韩诗。他又说：
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闲看过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晓处，须下死工夫，直要见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看文字如捉贼，须知道盗发处。自一文以上赃罪情节，都要勘出。若只描摸个大纲，纵使知道此人是贼，却不知何处做贼。
把看文字比作猛将用兵、酷吏用法和捉贼，细细勘查，推衍逻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宋人已经认识到《昌黎先生集考异》的学术价值。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云：
昌黎《记梦诗》末句云：“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宁”字作“能”字，谓“神仙亦且护短凭愚，则与凡人意态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谄媚，自在世间可也；安能巢神山以从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渊夐别。
一字之差，天渊之别。可见校勘对于理解、阐释诗意的重要作用。朱熹的《昌黎先生集考异》不但反映出他对韩诗有深入细致的精心研读和阐释，同时校勘的成果又进一步影响到同时代和后来者对韩诗的认识，真正是韩愈诗歌研究史上的极其重要的文本文献。
朱熹与韩愈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在他对韩愈的评价上。他的文集，还有平日与学生对话的语录，里面提到韩愈的地方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些或长或短、点点滴滴的评论，发表时间不一，论述着眼点各异，有的议论正大，有的随意生发；再加上历史语境的不同，和朱熹自身观点的变迁，故而时有前后矛盾、明显抵牾之处，此亦不足为奇。最好能整合材料，分析异同，以一种客观公允的眼光看待朱熹对韩愈的评价，做出评价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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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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