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桃
我的公爹刘吉逢是河北省涞源县西庄铺人，1916年2月出生在一个中等农民家庭。家中世代为农，他自己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当过小学教员。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帮助村委会做过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2月正式入伍，并在本县第三区区公所任助理。在1946—1947年任第三区公所区长，1948—1949年初在涞源县政府任财政科长。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祖国即将迎来解放之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老解放区抽调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去江南，与当地留守干部共同建立新政权。
当时因为北方人大部分没有见过长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长江又长又宽，连燕子都飞不过去，去了怕是回不来了。”这样一来，有少数较早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就退缩不前了，反正家里分了土地，不想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于是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坦日子。
但父亲却冲破了家中的阻碍，坚定地报了名，积极地投入到了南下的队伍当中。因为涞源县属于河北保定地区，所以父亲和河北北岳区的前辈们一道南下后，被分配到了皖南山区，按照当时的组织分配原则，涞源县的干部接管泾县。父亲南下前在涞源县政府是财政科科长，自然就成了泾县政府的财政科长，之后又被任命为县政府秘书。
1952年7月，父亲任泾县副县长。1953年1月，冯际平县长调离泾县后，父亲又被任命为泾县县长。
那时，虽然祖国已经解放好几年，但在偏远的皖南山区条件依然艰苦，阶级斗争也是错综复杂，土改、镇反、统购统销的工作相当繁重。父亲下乡基本上是徒步，后来公家给他们配备了自行车，出行上方便了一些。
但是生命安全的危险还是无处不在，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和土匪不甘心他们主子的失败，隐藏在深山里，时常出来对新政权的工作人员进行袭击和暗杀。为了防身，组织上给他们配备了枪支，但是有时还是防不胜防。有一次父亲带着警卫员王珍去蔡村，突然从竹林中窜出一个拿着刀的匪徒，对着父亲身上就砍，幸亏警卫员机敏，制服了匪徒，父亲才幸免于难。
1955年12月，父亲被调到了芜湖地区（宣城地区前身）农产品采购局任局长。两年后，即1958年3月，他又被调回泾县，再次担任县长。
第二排左刘吉逢，右原泾县县委副书记佘本菊。第一排左是全国劳模曹满繁
这次去泾县赴任，他带去了在供销社负责电力工作的马工程师。在父亲的支持下，马工程师把泾县安吴水电站的电线接到了泾县城，至此，县城里终于有了电灯，以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建成了一个火力发电厂（现在的泾秀苑小区，即原火电厂厂址）。
在1958—1961年3年的县长生涯中，无论于公还是于私，父亲都有过许多值得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
在那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的年代，泾县有了发电厂，建起了青弋江大桥，让县城周围的老百姓结束了千百年来摆渡进出城的日子。还有在父亲调离泾县前刚落成的泾川宾馆和人民大会堂，让这个偏远的小城有了像样的建筑。
在家中，父亲带头第一个把自己的家属赵玉梅，从政府的收发室“精简”回家，从那一刻起，我婆婆的身份就永远地定格为干部家属。婆婆小时候念过书，后来又在县政府的扫盲班学习过，有相当于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她并不是不能胜任收发工作。还有我姑姐刘力芸，是1961年芜湖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在芜湖市税务局工作。1962年，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父亲也毫不留情地把爱女精简回了家。后来还是同事帮忙，把她安排在一个集体单位——泾县搬运站当会计。为了这两件事，婆婆和姐姐对父亲抱怨多年。
1961年2月，父亲又被调到芜湖，当了地区粮食局局长，这期间还被派去北京到中央粮食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中央粮食部希望父亲在京任职，因当时芜湖的家才安妥，父亲还是婉拒了，回到芜湖继续任粮食局长。
文革前，父亲又被调任地区财办政治部主任，与财办主任刘廷贵、副主任刘登瀛合称“河北三刘”。文革开始后，父亲也受到冲击，先后在广德、宣城的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改造。
1975年，父亲的冤案彻底平反，地委书记、组织部主要领导当着父亲的面，烧毁了所有整他的黑材料，为他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官复原职。
1976—1979年，父亲任宣城地区供销社主任兼党组书记，还配备了公车。不幸的是，自1975年5月起，父亲已患上了“贲门癌”，患病期间，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及供销系统的各部门领导多次前往探望。病危时，地委书记恳切地问他对组织有什么要求，父亲只提了两点：一、请组织上支持供销系统，继续办好“党员干部训练班”；二、请组织上按国家政策给老伴解决生活费问题。
1980年2月，慈父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64岁。到今年父亲已经去世整整四十年了，愿父亲在地下安息！
儿媳刘小桃
2020年4月15日于芜湖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