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8期
留学生中一书痴
——梅 光 迪 杂 写 之 四
徐艾平
中国文人,每个人都有不凡的梦想。照儒家的一套,就是先造就好“小我”,再实现“大我”。造就“小我”的循序渐进法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大我”则“治国、平天下”,“小我”为实现“大我”之前提。
如同那些有抱负的文人一样,在梅光迪心中,“家国梦”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精神蛊惑。
1911年8月7日,当梅光迪和同学们由上海登轮时,行囊中携带的,是一大堆中国典籍,计有《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经义述闻》、段氏《说文》等经书,四史、《九朝纪事本末》《国语》《国策》《文献通考》《十七史商榷详节》等史书,韩昌黎、王临川、杜少陵、白香山、李太白、温飞卿、李长吉、吴梅村及归有光、方苞、姚鼐、施愚山、梅伯言等诸家诗文,又有子书二十八种,及陆宣公、陆象山、王阳明、黄梨洲诸家,携带的诗文总集、词类、理学书也十分可观,计有《文选》《乐府诗集》《十八家诗钞》《古文辞类纂》《历代名人词选》《花间集》《理学宗传》《明儒学案》等,此外尚有杂书十数种。显然,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献,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作为一个期望经世致用的中国读书人,这既是承载和实现梦想的工具,又是修身养性、锻造人格品质的精神食粮,须臾不可或缺。
但不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都需要这样的“工具”,也并非所有人都懂得珍惜这样的“精神食粮”。晚清积贫积弱的现实,不仅让统治者乱了阵脚,社会上也躁动着“实业救国”“读古书无用”的急功近利浪潮。在庚款留学政策中,即有“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等规定,梅光迪的父亲甚至听说“习政治”将不给官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梅光迪拖着一大堆中文典籍,来到科技发达、新学流行的美利坚,不免令人惊讶,被视作迂腐。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满怀委屈地说:“迪稍有几本中籍,国人见之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者,书痴、老学究之名词盖已数闻不一闻矣。”(1911年9月30日)
梅光迪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位于美国中北部麦迪逊城,创建于1848年,是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公立大学之一。校舍散布于Monona湖畔山坡上,高低错落,松枫掩映,风景优美,为避暑胜地。当时在此校就读的中国学生,已为数不少,约有三十多人,包括在复旦公学比梅高七级的那位徐同学。根据成绩,入校时梅光迪插班读二年级,即所谓“Sophomore”。徐同学本欲以复旦卒业文凭,作为美国学士学位,直接进入威校研究生院,但学校不许其请,也将他纳入“Sophomore”,梅光迪因此与其不仅同校,而且同班。据云,该生本来自视甚高,性尤傲僻,且在复旦毕业时,梅光迪方入校,因之总以前辈自居,视梅光迪等为无知小儿。所谓“书痴”“老学究”,大概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们所赐。
与梅光迪嗜书如命、手不释卷相反,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看重的是学习英语以及美国式的交际应酬能力,将祖国学术抛到九霄云外。更有甚者,一些留学生,一踏上美利坚国土,便立即剥去中装而改穿“异服”,不抓紧时间好好读书,却整日谈天聚会,四处游玩。对此,梅光迪不仅大惑,而且愤怒。他给胡适写信说:“吾国人游学此帮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1911年11月25日)
入读威校半年后,虽然已开始学习政治学总论、德文、英文、法文、美国史等课程,但对祖国文化所抱的责任感,令其不敢少怠阅读,认为“我辈生此时,责任独重,因祖国学术皆须我辈开辟。”(1912年2月21日致胡适)此时的阅读,已不限中文典籍,开始广涉欧西经典。在阅读中,不仅对祖国数千年来精神文明益增自信,特别是以孔子与欧西诸圣人相较之后,益信孔子之伟大,以为此老实为古今中外第一人。在此思想支持下,对那些“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欢迎外教,鄙弃国教”者,益生愤恨,表示:“吾对于此邦留学界已绝望,决议跳出此范围,暑假时有暇,当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才也。”(1912年2月16日致胡适信)
因一向体弱,加上父亲病逝的打击,1913年春,梅光迪病了一个多月。愈后,因为厌倦了威校的学习环境,并期望进一步强化英语能力,以更好地阅读理解西学经典,他“拟择一稍僻处之地,埋头数年不见祖国人士,转与此邦士女混”。这个想法,通过本年秋季转学芝加哥西北大学,实现了。
与威校所在的麦迪逊城一样,芝加哥也偏处美国中北地区,远离东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到暑假,留学生皆奔东部而去,或纯为游览,享群居笑谑之乐,或觅卿卿我我之异性伴侣,当然也有少数挂籍暑校,以读书为职志者。能够僻处简陋、甘居寂寞的人,为数极少。当时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有云南人董雨苍,南京人刘伯明,襄阳人马伯援,江右邹、胡二君等。暑假中,梅光迪转入此校,适遇董、邹、胡等均留校中苦学,每当夕阳西下,相与徘徊密歇根湖畔,畅叙每至夜深,殊以为乐。在此期间,梅光迪大读现存之伟人传记,如托尔斯泰、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不肯一日稍歇,其思想也愈近于高标。
1851年建校的西北大学,位于芝加哥城北约25公里的艾文斯顿小镇,密歇根湖畔,别墅、教堂、图书馆、参天大树,构成了美丽的校园风景。在西北大学两年,梅光迪获交刘伯明、董雨苍等甚深,诸人皆“雅不喜一般美国青年学生习气,于一切交际娱乐之事,所谓‘大学生活’(College life)者,宁作门外汉,所与过从者,唯少数书痴一类之彼邦学生,及二三相知之教授而已。”(梅光迪《九年后之回忆》)由于各学院散置芝城各处,又加学校无一中国学生会之组织,一般同学间过从极稀,乐得此四人正好甘处落寞清幽生涯,对于全美留学生总会、青年会等,以所谓“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为由,实则由少数伧荒领袖所包办,以出无谓之风头的各类活动,皆以地僻道远,不往参加,把所有时间用于读书研究。刘伯明暑假中“蛰居斗室,终日习德意志文”,且“静坐读书,意态萧然”的情形,或为此四君子勤学苦读的一个生动写照,成为经久难忘的美好记忆。
1918年7月,吴宓从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挂籍哈佛暑期学校。他的清华同班好友,正在哈佛就读的施济元告诉他,有清华公费生梅光迪君,先在西北大学毕业,早已得硕士学位,现正在哈佛进修,治文学批评,造诣极深。梅光迪原与胡适为好友,但当胡创立“新文学”“白话文”之说,且又大作“新诗”,梅君遂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动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烜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施济元称,以吴宓之文学思想,正合梅光迪之理想标准,梅一定会来相求。
果然,经施济元介绍,8月初,梅光迪即来到康桥哈佛街366号民宅,即吴宓下榻处拜访,并邀吴宓到其宿舍深谈。梅当时寓居哈佛神学院宿舍,为一极幽静舒适之所。8月初的某天,吴宓回访梅光迪。令其惊异的是,梅光迪藏书之丰,实乃罕见,所堪比拟者,在当时游美之人中,恐怕只有主张“大购、多购、全购”的陈寅恪先生。
梅光迪藏书、读书之多,从多年后他所拟的一份著作目录,也可见一斑。他准备撰写的中国文化著作有:《洛下风裁》,述东汉末年党锢史实;《正始遗音》,述魏晋清谈状况;《韩文公评述》,阐明我国自唐以来文学之源流;《欧阳公评述》,略窥宋文化及其士大夫生活之一斑;《袁随园评述》,描写乾嘉极盛时代之景象;《曾文正评述》,对中国固有文化最后之光荣作一颂词和总结;《中国两大传统》,评述吾国人忠节与隐逸。并欲将各书用中英文并写,一以昭示国人,一以传诸西方。打算写的西方文化著作有:《近代西洋思想述要》,将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人生发生效率的思想潮流,如理智主义、情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化论、帝国主义等等,作一简要说明;《近代西洋文学趋势》,叙述文学上的各个流派;又拟取近代声势最显赫的作家二三十人,如伏尔泰、卢梭、约翰逊、歌德、席勒、司各特、拜伦、理查德孙、华兹华斯、雨果、海涅、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尔德、托尔斯泰、易卜生、尼采、法朗士、惠特曼等,各作评述。由于近乎突然的病逝,上述计划自然没有实现。
在梅光迪留学年代,按照规定,一般留学生在美期限为七年,这也是胡适等人正好七年就回国的原因。照此规定,1911年赴美的梅光迪,1918年即应回国。但实际上,直到1919年秋,他才从哈佛研究院归来,比一般学生多出的一年,正是其刻意苦学的又一旁证。而留在同学乃至后学心目中的“书痴”“老学究”形象,当不全为贬义。
(作者系宣城市文联主席)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