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8期
留学生中一书痴
——梅 光 迪 杂 写 之 四
徐艾平
中国文人，每个人都有不凡的梦想。照儒家的一套，就是先造就好“小我”，再实现“大我”。造就“小我”的循序渐进法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大我”则“治国、平天下”，“小我”为实现“大我”之前提。
如同那些有抱负的文人一样，在梅光迪心中，“家国梦”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精神蛊惑。
1911年8月7日，当梅光迪和同学们由上海登轮时，行囊中携带的，是一大堆中国典籍，计有《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经义述闻》、段氏《说文》等经书，四史、《九朝纪事本末》《国语》《国策》《文献通考》《十七史商榷详节》等史书，韩昌黎、王临川、杜少陵、白香山、李太白、温飞卿、李长吉、吴梅村及归有光、方苞、姚鼐、施愚山、梅伯言等诸家诗文，又有子书二十八种，及陆宣公、陆象山、王阳明、黄梨洲诸家，携带的诗文总集、词类、理学书也十分可观，计有《文选》《乐府诗集》《十八家诗钞》《古文辞类纂》《历代名人词选》《花间集》《理学宗传》《明儒学案》等，此外尚有杂书十数种。显然，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献，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作为一个期望经世致用的中国读书人，这既是承载和实现梦想的工具，又是修身养性、锻造人格品质的精神食粮，须臾不可或缺。
但不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都需要这样的“工具”，也并非所有人都懂得珍惜这样的“精神食粮”。晚清积贫积弱的现实，不仅让统治者乱了阵脚，社会上也躁动着“实业救国”“读古书无用”的急功近利浪潮。在庚款留学政策中，即有“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等规定，梅光迪的父亲甚至听说“习政治”将不给官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梅光迪拖着一大堆中文典籍，来到科技发达、新学流行的美利坚，不免令人惊讶，被视作迂腐。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满怀委屈地说：“迪稍有几本中籍，国人见之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者，书痴、老学究之名词盖已数闻不一闻矣。”（1911年9月30日）
梅光迪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位于美国中北部麦迪逊城，创建于1848年，是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公立大学之一。校舍散布于Monona湖畔山坡上，高低错落，松枫掩映，风景优美，为避暑胜地。当时在此校就读的中国学生，已为数不少，约有三十多人，包括在复旦公学比梅高七级的那位徐同学。根据成绩，入校时梅光迪插班读二年级，即所谓“Sophomore”。徐同学本欲以复旦卒业文凭，作为美国学士学位，直接进入威校研究生院，但学校不许其请，也将他纳入“Sophomore”，梅光迪因此与其不仅同校，而且同班。据云，该生本来自视甚高，性尤傲僻，且在复旦毕业时，梅光迪方入校，因之总以前辈自居，视梅光迪等为无知小儿。所谓“书痴”“老学究”，大概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们所赐。
与梅光迪嗜书如命、手不释卷相反，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看重的是学习英语以及美国式的交际应酬能力，将祖国学术抛到九霄云外。更有甚者，一些留学生，一踏上美利坚国土，便立即剥去中装而改穿“异服”，不抓紧时间好好读书，却整日谈天聚会，四处游玩。对此，梅光迪不仅大惑，而且愤怒。他给胡适写信说：“吾国人游学此帮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1911年11月25日）
入读威校半年后，虽然已开始学习政治学总论、德文、英文、法文、美国史等课程，但对祖国文化所抱的责任感，令其不敢少怠阅读，认为“我辈生此时，责任独重，因祖国学术皆须我辈开辟。”（1912年2月21日致胡适）此时的阅读，已不限中文典籍，开始广涉欧西经典。在阅读中，不仅对祖国数千年来精神文明益增自信，特别是以孔子与欧西诸圣人相较之后，益信孔子之伟大，以为此老实为古今中外第一人。在此思想支持下，对那些“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欢迎外教，鄙弃国教”者，益生愤恨，表示：“吾对于此邦留学界已绝望，决议跳出此范围，暑假时有暇，当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才也。”（1912年2月16日致胡适信）
因一向体弱，加上父亲病逝的打击，1913年春，梅光迪病了一个多月。愈后，因为厌倦了威校的学习环境，并期望进一步强化英语能力，以更好地阅读理解西学经典，他“拟择一稍僻处之地，埋头数年不见祖国人士，转与此邦士女混”。这个想法，通过本年秋季转学芝加哥西北大学，实现了。
与威校所在的麦迪逊城一样，芝加哥也偏处美国中北地区，远离东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到暑假，留学生皆奔东部而去，或纯为游览，享群居笑谑之乐，或觅卿卿我我之异性伴侣，当然也有少数挂籍暑校，以读书为职志者。能够僻处简陋、甘居寂寞的人，为数极少。当时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有云南人董雨苍，南京人刘伯明，襄阳人马伯援，江右邹、胡二君等。暑假中，梅光迪转入此校，适遇董、邹、胡等均留校中苦学，每当夕阳西下，相与徘徊密歇根湖畔，畅叙每至夜深，殊以为乐。在此期间，梅光迪大读现存之伟人传记，如托尔斯泰、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不肯一日稍歇，其思想也愈近于高标。
1851年建校的西北大学，位于芝加哥城北约25公里的艾文斯顿小镇，密歇根湖畔，别墅、教堂、图书馆、参天大树，构成了美丽的校园风景。在西北大学两年，梅光迪获交刘伯明、董雨苍等甚深，诸人皆“雅不喜一般美国青年学生习气，于一切交际娱乐之事，所谓‘大学生活’（College life）者，宁作门外汉，所与过从者，唯少数书痴一类之彼邦学生，及二三相知之教授而已。”（梅光迪《九年后之回忆》）由于各学院散置芝城各处，又加学校无一中国学生会之组织，一般同学间过从极稀，乐得此四人正好甘处落寞清幽生涯，对于全美留学生总会、青年会等，以所谓“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为由，实则由少数伧荒领袖所包办，以出无谓之风头的各类活动，皆以地僻道远，不往参加，把所有时间用于读书研究。刘伯明暑假中“蛰居斗室，终日习德意志文”，且“静坐读书，意态萧然”的情形，或为此四君子勤学苦读的一个生动写照，成为经久难忘的美好记忆。
1918年7月，吴宓从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挂籍哈佛暑期学校。他的清华同班好友，正在哈佛就读的施济元告诉他，有清华公费生梅光迪君，先在西北大学毕业，早已得硕士学位，现正在哈佛进修，治文学批评，造诣极深。梅光迪原与胡适为好友，但当胡创立“新文学”“白话文”之说，且又大作“新诗”，梅君遂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动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烜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施济元称，以吴宓之文学思想，正合梅光迪之理想标准，梅一定会来相求。
果然，经施济元介绍，8月初，梅光迪即来到康桥哈佛街366号民宅，即吴宓下榻处拜访，并邀吴宓到其宿舍深谈。梅当时寓居哈佛神学院宿舍，为一极幽静舒适之所。8月初的某天，吴宓回访梅光迪。令其惊异的是，梅光迪藏书之丰，实乃罕见，所堪比拟者，在当时游美之人中，恐怕只有主张“大购、多购、全购”的陈寅恪先生。
梅光迪藏书、读书之多，从多年后他所拟的一份著作目录，也可见一斑。他准备撰写的中国文化著作有：《洛下风裁》，述东汉末年党锢史实；《正始遗音》，述魏晋清谈状况；《韩文公评述》，阐明我国自唐以来文学之源流；《欧阳公评述》，略窥宋文化及其士大夫生活之一斑；《袁随园评述》，描写乾嘉极盛时代之景象；《曾文正评述》，对中国固有文化最后之光荣作一颂词和总结；《中国两大传统》，评述吾国人忠节与隐逸。并欲将各书用中英文并写，一以昭示国人，一以传诸西方。打算写的西方文化著作有：《近代西洋思想述要》，将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人生发生效率的思想潮流，如理智主义、情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化论、帝国主义等等，作一简要说明；《近代西洋文学趋势》，叙述文学上的各个流派；又拟取近代声势最显赫的作家二三十人，如伏尔泰、卢梭、约翰逊、歌德、席勒、司各特、拜伦、理查德孙、华兹华斯、雨果、海涅、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尔德、托尔斯泰、易卜生、尼采、法朗士、惠特曼等，各作评述。由于近乎突然的病逝，上述计划自然没有实现。
在梅光迪留学年代，按照规定，一般留学生在美期限为七年，这也是胡适等人正好七年就回国的原因。照此规定，1911年赴美的梅光迪，1918年即应回国。但实际上，直到1919年秋，他才从哈佛研究院归来，比一般学生多出的一年，正是其刻意苦学的又一旁证。而留在同学乃至后学心目中的“书痴”“老学究”形象，当不全为贬义。
（作者系宣城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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