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县蚕桑业的兴衰
叶彩霞 吴小元
泾县山区具备栽桑的优越自然条件，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宜桑宜蚕，年降水1553毫米，全年雨日148天左右，且分布均匀，多秋雨和夜雨，日照率高，绿叶期长达360天，栽桑养蚕得天独厚。同时蚕桑业投资小见效快收益大，一般当年采叶能收回栽桑投资，尤其是春茧在五月下旬青黄不接之际登场，可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急需。
泾县养蚕的历史悠久，最早记载始于唐。李频在《送许棠归泾县作尉》诗中有“绕郭看秧插，寻街听茧缫”之句。宋元时期，官方对境内的绸、绢、丝绵等物产进行征税。明初经过战乱，朝廷奖励发展农桑，“女勤纺织，蚕桑居室”，蚕丝生产处于相当长的稳定时期。1432年泾县种植乔木摘桑144万株，约占地7万余亩（间作其他）。丝绸商业兴起，云南辽宁等省有泾县商人开办的丝线店，泾县丝线从此闻名。
清代蚕业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学者包世臣在他的《齐民四术》中记载了中国的农蚕事业。胡朴安的《泾县乡土记》中记载：泾县有田三十余万亩，出产以丝为大宗，每年出口数约百万……每年总收入中丝占一半以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泾县查崇钟在东城外河滩创设茂林公股，地广百亩，种植桑树，发展蚕丝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泾县成立绅办培森农林公司，隶属安徽劝业道，经营蚕丝和蚕种。
民国时期，泾县是全省主要产茧地之一，民国六年（1917）泾县有18家茧行，竞相争购茧丝，将鲜茧烘成干茧，船运上海、无锡。当时地方缫丝手工业逐渐兴起，《章渡乡志》对此记载：从前养蚕是传统的一年春季蚕，都是自行用土灶，木棉缫丝架大小两只，小架放在锅半边，大架放在锅灶边，锅水沸腾，放茧下锅，一人手用筷子打捞丝头，手牵引上小架丝眼，上脚踩大架拔挡档，随加茧打捞、揉转、添丝头，十斤茧为一锅，缫出的丝率为八两至十两，从丝架上取下来即为成品丝。该时章渡有同庆丝行收购。历来用土法缫的丝水色不白。同庆丝行改成大伦茧厂后，收购的蚕丝事前用砖砌成烤房，按次格层上下迭翻，烘干后运往上海，销往日本和国内的丝纺织厂。
民国八年(1919），黄田培风中学开设女子职业专科染织班。民国十五年（1926），全县收购鲜茧五千担，担均价35元。民国十九年（1930）全县共有桑园8000亩，春蚕单产50斤，饲养蚕种9000张（春），总产茧45万斤。民国三十一年（1942），县政府饬令各乡镇举行春耕运动，利用农隙修治水利，春季植树造林、种桑饲蚕。民国三十二年（1943），生产的蚕丝有5万两。1949年收购土劣鲜茧下降到260担。
在此前后，养蚕新法逐渐传入泾县。1948年，青阳蚕场以推销蚕种为目的，派员到泾县章渡乡的马家村和丁桥乡的后山村设立养蚕指导所，宣传推广良种良法，并在坝埂和马家两地建立小蚕共育室，共育蚕种120张，示范催青、消毒加温和养蚕新技术，共育蚕种单产40多斤，比土种土法饲养高出一倍。同年秋，在中村乡试养秋蚕，单产30多斤。1949年继续在章渡地区建立4个共育室，从此群众对改良蚕种和养蚕新法有了一定认识。
1950—1952年，每年蚕期，皖南农业推广辅导区指定绩溪蚕场的工作人员来章渡蚕区蹲点推广。1951年县建设科内设蚕桑技术指导所。1953年在集中蚕区章渡乡建立县蚕种催青室，后由于交通原因改建于县城。1954年县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下设蚕桑组。1955年桑园面积6634亩，产茧3471担，居全省第一。县政府采取了发放贷款、提高茧价、奖励模范和建立技术推广站等措施，桑园面积迅速恢复，弋江两岸桑林密布，“日不见村，夜不见灯”。泾县成为安徽省产茧重点区之一，蚕茧饲养量占芜湖专区70%以上，成为泾县广大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
1958年到1961年，由于农村“五风”的危害和“责任田”的影响，粮桑间的矛盾使蚕茧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蚕桑面积大大减少。章渡区推行旱地改水田，毁桑约6000棵，减少桑叶产量约12万斤，1963年，因春蚕种比过去少，普遍发生缺叶，章渡公社的靠山、大宁等重点大队的桑园仅为1958年的三分之一。
为改变被动的局面，泾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60条》及《12条》的指示精神，在经营方式上实行三包一奖励：即包工包产包费用和增产奖励的方法，在重点蚕区的章渡、中村等公社的部分生产队集体经营200余张蚕种，占全县饲养量的10%。中村公社蓝山大队的宋老五（蚕模）生产队集体饲养春蚕四张种，包工116个劳动日、包产160斤，产值160元，小队按包工记2分，出售春茧346斤，平均单产86.5斤，每张蚕种增46.5斤，小队提取20%奖给个人。宋老五本人1956年被评为省养蚕劳动模范，1960年后又三次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建国初泾县分设章渡、包合、榔桥、城关四个蚕茧收购站，由国家统一收购。每年养茧4次。章渡当时建一烘干灶，日烘茧量可达万斤，是当时全省第二个新式烘茧站。1963年增加为8个：包合、茂林、榔桥、章渡、黄村、孤峰、赤滩、城关。全县的蚕茧生产，发种张数2328.75，实养张数2289.25，生产茧量111956.66斤，收购茧量91049.6斤，其中章渡区包含的云岭、北贡、章渡、中村4个乡总计发种张数1044张，实际1038张，生产茧量51952斤，收购茧量428183斤，在发种张数和茧子的收成上占了全县将近一半。
1963年全县29个养蚕公社，除章渡、丁桥比去年下降外，一般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中村公社春蚕茧190担，超过章渡公社，为全县产茧最多的公社。在抓蚕茧增产和培苗的同时，在重点地区推广嫁接桑苗30余万株，扩大桑园150余亩，建立了一部分新式桑园样板田。但蚕茧生产与粮食生产的矛盾没有完全解决，重点蚕区章渡等地旱地定产时未扣除桑树占用产量，桑园间作过多，影响桑树生长，如章渡公社的河沿、大宁、坝埂等大队，桑园地内粮食包产任务达300-400斤，群众说：只能顾一头，顾了粮食就顾不了桑树。
1965年，全县29个养蚕公社年产2万斤以上的是中村、章渡公社，在“比学赶超”运动中各级样板树立了高产旗帜，如中村公社兰山大队，春夏秋养蚕47.5张，年平均张产65.5斤。章渡公社的章渡大队春秋两季养蚕30张，年平均张产57.8斤。中村公社的梅村大队在春蚕后期出现了缺叶情况，公社党委迅速调剂桑叶余缺，同时动员劳力上山打柘叶、野桑和采取节约用叶措施，银峰一个大队上山打野桑柘叶1200余斤，派干部到太平县购进桑叶2000多斤。中村公社还掀起了“学兰山赶兰山超兰山”的口号。章渡区全年收茧55905斤。1966年章渡农技站4个公社实养蚕种1048张，收购蚕茧60927斤，平均单产58.2斤，全年平均单产最高的是中村公社兰山大队。
1967年之后强调以粮为纲，强行桑树上山，新建基地都是在山中栽桑，水土保持问题大，管理不善，广种薄收，对蚕桑生产破坏很大。直至1978年，该年全县产茧达到3391担零90斤，但仍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1979年后，全县加强了蚕茧生产基地建设，强化技术服务和完善养蚕制度，蚕桑生产又迅速回升。1981年时厚岸已达872.7担，章渡517.5担，中村754.1担，北贡402.7担，云岭112.3担。这是厚岸乡首次超越章渡、中村成为产茧大乡。章渡公社洪村大队蚕桑场认真实行“自育苗、自嫁接、自栽桑、自养蚕”方针，自76年以来每年都栽桑5000-10000棵，六年来发展桑园70亩，共产茧15000余斤，每年亩均盈余近千元。该大队蚕农年纯收入6289元，人均898元，比上年增加445元。在此期间，泾县农业局的缪盘春培育出大叶瓣名品桑，闻名全国；章渡公社萧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萧金昌带头实行科学种田，热心培育、嫁接大叶瓣桑苗7000余株，为推广优良桑树品种作出了贡献。
1982年，公社蚕茧收购实绩中，全县共收茧6277.755担，厚岸全年收茧1241.68担，章渡517.5担，中村1035.508担，北贡641.956担，云岭162.145担。陈村镇的新民村蚕茧量大，被称为泾县产茧第一村。该年1月，泾县成立多种经营办公室，蚕桑生产由农业局负责，收购由供销社下设的茶茧公司负责。1984年制订蚕桑区划，同时规划查济、厚岸、陈村、包合、中村、章渡、北贡和云岭等8个乡为县的蚕茧生产基地。1985年蚕茧基地建设有了较快发展，千担茧的乡由上年2个（厚岸、中村）增加到4个（增加包合、北贡），500担以上的乡2个（章渡、陈村），6个乡的产茧量占全县总产的71%，北贡乡芦塘村民组16户总产茧6365斤。同年全省蚕茧生产收烘工作会议在泾县召开，会议代表省政府授予泾县政府“提高蚕茧质量、发展蚕桑生产”的锦旗。1989年中村茧站被评为地区蚕茧收烘先进单位。
1986年后，蚕茧作为泾县的重要工业原料，县政府确定将蚕茧与粮棉油一并列为国家主要农副产品，以加强市场管理，防止外流。全县蚕茧产量达到11823担，跨入全国万担茧县行列。1988年厂丝原料紧缺，出现高价抢购蚕茧现象，县收购部门向蚕农以平价收进，高价调厂，从中获利。
1988年11月，泾县缫丝厂正式投产，县内所有的干茧调往该厂。进入九十年代，蚕桑的规模继续扩大。1990年发生青阳县抢购泾县蚕茧事件，县政府要求蚕茧应由各级丝绸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不开放茧丝市场。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主要路口设卡检查，发现外流全部没收。1995年全年产茧1956.3吨，产值2570万元，仅收干茧一项即达800吨。云岭镇的养蚕大户童志峰形容当年章渡茧站收购的盛况：卖茧的人一夜排队到天亮，从茧站门口一直延伸三四里。没法走，只有从人身上爬。
1995年3月，县缫丝厂成为县茧丝绸集团下属公司之一。九十年代末起，茧丝市场发生波动，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2003年农特税的取消影响了政府投入的热情。该年泾县蚕茧公司进行改制。9月原缫丝厂转轨，浙江客商投资的鑫源茧丝绸有限公司将其买断。该公司与养蚕户订立合约，采取订单的方式收购桃花潭、茂林、云岭、黄村等镇的鲜茧，占全县蚕丝市场量的60%-70%。原茶茧公司下属的茧站全部撤销。在云岭片新设有毛田湾、建设、蓝山3个茧站，各茧站均为个体经营，各自为政，高峰时相互抬价，低谷时压级压价，严重挫伤蚕农的积极性。
自1991年之后，泾县夏蚕养殖比例减小。2012年起，蚕农只养春秋蚕。为提高蚕农的积极性，县农委积极开展技术服务，引进抗病菌强、耐枯死的桑树品种，同时提倡地面育、条桑育、大棚养蚕等多种省力化的快乐养蚕法。2010年，云岭靠山村把蚕桑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提出建立全县最大养蚕基地，县农委在该地举办培训班，但是全县的桑树和蚕茧量仍日益减少。
云岭镇所辖区域桑园大多在山上，立地条件差，涵水量低，在梅雨期过后水量减少，因而产出率低。同时北贡、中村一片在2000年后开采矿山大理石成为一种热潮，比较效益高，加剧了养蚕户劳动力的流失。2007年全县桑园面积1923.3公顷，养蚕户2.2万户，年饲养量7.7万盒，年产茧3107吨，历史最高。但自此之后一直呈下跌趋势。云岭镇所在地的3个茧站收购蚕茧2018年为8-10万斤，仅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高峰期章渡站两天的收购量。2019年全县包括抛荒在内的桑园共有1.1万亩，养蚕户4500户，共养春蚕6000张，其中云岭镇1500张，产茧15万斤。由于全球贸易战，2019年泾县收购茧价在1500元左右，价格下跌将使秋蚕的饲养量受到影响，因而全年数字不容乐观。
清康雍间的泾县布衣周虬在《泾川竹枝词》中有咏蚕茧诗：“缫车初掉客南来，碧色银丝雪样堆。犹胜湖州青水线，土宜水色逞风裁。”诗中提到当时泾县的蚕丝胜过湖州，如今泾县的蚕桑业已风光不再，古今对照不胜感慨。负责全县蚕茧技术服务的人员说：当一地的蚕种饲养低于500张时，这一地域的蚕茧业即将消失。泾县是否会步绩溪的后尘，蚕桑业将成为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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