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微信版第942期
走近原郎溪县毕桥镇初级中学，就会发现在校园的中心位置，长着一棵古老高大的枣树。原来校园里还有好几棵枣树，不过都没有这棵高大，后来因为学校建设需要，不得不一个个毁掉了。仅剩下的这一棵枣树，显得格外珍贵，下面砌了一个大花坛保护起来。
这棵大枣树对心有一尺四五，两根粗大的枝丫向两边伸展。枣树的主干和枝丫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苔，青苔簌簌的往下掉，撒落在枣树下地面上。
大枣树的树龄到底多大，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也没有人准确地知道。附近的老人说，他的爷爷在世时枣树已经很大了。枣树的生长速度缓慢，照此推算，大枣树的树龄至少有两百多年。大枣树虽然树龄这么大，现在每年仍然要结几百斤枣子。
这棵大枣树不仅承载着许多历史记忆，还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
清道光咸丰年间，浙江温州平阳水头镇人黄世山挑一担稻箩，带着长子黄尔安、二子黄尔发，北上江南，辗转来到毕桥。他们发现，位于毕桥镇东北不远处，濒临南漪湖的地方，古木参天，树木繁茂，翠竹成片，景色秀丽。其中有几棵丈余枣树，有一棵枣树格外高大，就是现在这棵大枣树。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后来以姓取名，被称为大黄村，也就是原毕桥中学所在地。
黄氏父子在枣树下搭棚居住，开始以捕鱼为业。后逐渐积累了一些资金，他们就购买耕牛，添置农具，垦荒改田。不久，黄尔安、黄尔发先后娶妻生子。1882年，黄尔发妻子生下一名男婴，取名黄升高。黄氏家族人丁兴旺，财源滚滚。
1883年二月初二，黄氏父子经过前期筹划准备动工建新房。新房紧邻大枣树的东边，青砖小瓦，坐西北朝东南，三进梯式，四水到堂，面积800多平方米。新房里还建有砻坊和酒坊。八月新房竣工，一岁的黄升高住进崭新的宅门大院。
黄尔发认为，支撑家业发展，必须有文化。于是他自筹资金，1890年七月在家办起私塾，聘请徽州一位彭姓先生任教，黄尔发八岁的儿子黄升高开始入私塾读书。黄升高陆陆续续就学多年，虽然不能说饱学经书，也算是小有文化，后人称之为黄先生。1904年，黄升高二十二岁，开始掌管家业。
毕桥集镇西北边有一个叫小菜园的村庄，距离大黄村约两里路。村上一户陈姓篾匠，因为兄弟两人，别人称之为“陈二篾”。1902年，“陈二篾”家喜添一个男孩，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传奇人物、抗日英雄陈文。陈文从小聪明伶俐，也非常顽皮。大黄村山清水秀，树木茂盛，还有一大片竹林，是孩子们的好去处。年幼的陈文经常到这里玩耍，爬树、掏鸟窝、打枣，大黄村留下了陈文的身影，也给陈文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
1918年，十六岁的陈文考入省立宣城第四师范学校，开始接触到新思想，在恽代英、肖楚女等早期革命家的影响下，思想日趋进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文参加了当时宣城的五四学潮，成为学生领袖。1921年陈文毕业后，先是在郎溪城关、涛城等地当教师。1922年秋陈文辞职回到家乡，自筹经费，创办了毕桥初小和懿贞女子小学。试图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失败后，陈文弃文从武，组建了地方自卫武装，走上了反抗压迫、劫富济贫的道路。直到1928年，夏雨初为举行郎溪农民暴动，将陈文的武装改编成暴动的主力武装，陈文经过在漫漫长夜中不断摸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长大后的陈文与黄升高的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成为了忘年交。陈文经常沿着一片乱坟滩中的小路，来到大黄村。穿过这棵大枣树，就到了黄升高家。陈文与黄升高一起吃饭喝酒，谈天说地，坦诚相待，不断向黄升高灌输革命思想。在陈文的影响下，黄升高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一位开明绅士，成为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
1938年6月，陈毅率领新四军东进苏南。为了沟通皖南至苏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新四军先后在皖南至苏南一线秘密建立了六个地下兵站。经过实地考察，他们认为在大黄村建第四兵站兵站非常合适。兵站既要非常隐蔽，又需要有大量的房舍储藏物资、提供住宿。于是，新四军找到了黄升高，提出将第四兵站建在他家里的要求。虽然新四军兵站的设立，名义上都经国民党第三战区分监部备案，但处处受到国民党监视、阻挠及破坏。当时，这一带都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为共产党、新四军办事是很危险的，甚至要掉脑袋。黄升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曾经受到陈文等进步人士影响，倾向革命，于是冒着极大危险，满口答应了新四军。新四军第四兵站就这样在黄升高的酿酒槽坊里建立了。
从此，我党一批批人员和物资源源不断的经过第四兵站输送到苏南抗日根据地。
清晨，大枣树前第四兵站的晒场上，早已是一派人欢马鸣的热闹景象，装卸南来北往物资的运输队伍，正在做出发前的准备。南去云岭，北往苏南的新四军将士，也正忙于整装待发。一阵阵欢声笑语在大枣树下回荡。
1939年秋的一天，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从泾县云岭到苏南，经过第四兵站，并在兵站驻留了几天。罗化成带有30余人的战地服务团，团内大部分是女战士。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8年1月，当时的团长是朱克靖。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战地服务团团员发展为400多人，其中女兵将近一半。可别小看了这群女兵，她们在战地服务团这支轻骑兵的行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四兵站领导觉得战地服务团的到来，是进行抗日宣传动员的绝佳机会，于是向罗化成建议，战地服务团在毕桥进行文艺演出。这与罗化成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地服务团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于是爽快答应下来。第二天，他们就在各处贴出演出通告。演出舞台搭设在第四兵站所在地大黄村不远处、集镇旁六亩田。
听说有文艺演出，而且还有很多女兵演出，整个毕桥沸腾起来，毕桥集镇及周边群众，扶老携幼，纷至沓来。舞台前及周围坐着的、站着的观众黑压压一片。演出前，罗化成主任作了精彩的演讲，他深入浅出的分析了当前全国的抗日形势，号召青年们报名参加新四军，全民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随后，战地服务团的文艺战士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有《送郎上前线》《一根扁担换一支枪》《日本鬼子耍花姑娘》等抗日剧目。台下观众热情澎湃，掌声不断。这次文艺演出，深深激发了毕桥一带人民的抗日激情。当地群众积极主动的为兵站搞运输，为苏南抗日前线运送粮草。
为了加强苏南的抗日力量，控制东路地区，1940年4月，经陈毅建议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派遣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同志前去东路，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苏南与皖南的通道有两条：一条从泾县到宁国、宣城之间，经广德到苏南，这是一条公开的交通线；另一条从南陵过青弋江，通过宣芜铁路，经郎溪到苏南，这是一条秘密交通线。谭震林一行决定经这条秘密交通线到苏南，第四兵站是必由之路。
谭震林随行人员有廖海涛、俞炳辉两同志，连同警卫员、马夫一行7人。他们进行了乔装打扮。
1940年4月下旬，他们从南陵出发。谭司令头戴礼帽，身穿长衫，俨然一副“老板”派头，其余人员分别打扮成“账房先生”和“伙计”。从杨村到蒲桥，这是三战区的活动区，他们一行很顺利的通过。从蒲桥再到宣城，一过宁芜路，便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辖区。为了顺利通过这一地区，他们在蒲桥修整了一天，又重新进行了化装。全部人员均换上国民党三战区的部队着装，并通过民运部弄到一张印有顾祝同印鉴的“特别通行证”。此时，谭司令化名“林俊”，身份是第三战区“上校高参”；廖海涛化名“廖涛”，身份是“高参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彪”，身份是“随从副官”。
谭震林身着校官呢子服，骑着高头大马，在部属的护卫下向郎溪方向进发。进入郎溪地界，已是夜半时分。他们本来准备在第四兵站住宿一夜，第二天再往溧阳。不料，在毕桥毛家店遭到国民党一四四师一个哨卡的阻拦，非要搜查不可。怎么办？因为廖海涛公文包里装有新四军军部的重要文件，以及谭震林前往苏南赴任的军部介绍信等重要密件。一旦真的搜查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危急时刻，只见谭震林泰然自若，严肃而傲慢的踱到敌军连长面前，脱下白手套，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张“特别通行证”，在他面前一晃，接着就是几耳光，打的敌军连长眼冒金花。“你瞎眼啦！老子就是顾长官司令部的林高参，今奉顾长官之命到五十二师督饬军务，十分火急。要是贻误军机，就拿你的狗头是问！”谭震林一顿训斥。敌军连长浑身筛糠，连声求饶。那些守卡的敌兵，一个个呆若木鸡，垂手而立。谭司令飞身上马，敌兵规规矩矩的立正，向这位“林高参”敬礼。谭司令一行在敌人的夹道欢送下，跃马扬鞭，扬长而去。
很快，他们一行到了毕桥镇大黄村新四军第四兵站，站长胡久春热情的接待他们一行。用过夜餐，稍事休息后，因形势严峻，怕情况有变，谭震林一行即由兵站一个武装班护送，星夜兼程，经梅渚到达溧阳水西村江南新四军指挥部。
皖南事变前半个月,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执行中共中央东南局原有决定,率领东南局机关部分干部、党校教职员及皖南特委部分干部共150多人,从皖南撤离到苏南，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力量。其中有皖南特委秘书欧阳惠林，原饶漱石夫人陆璀等人。他们1940年12月16日从东南局所在地泾县丁家山出发，19日到达新四军第四兵站，并且在第四兵站住宿了一晚。21日黄昏赶到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溧阳荫棠村。
黄升高开不顾个人安危，把自己的房子给新四军建第四兵站，帮助兵站开展工作，掩护革命人士，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方式为革命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令人敬佩，值得称赞。
大枣树见证了黄升高由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历程，也见证了他成为一位慷慨大方、深明大义、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进步绅士的过程。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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