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版第1012期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席卷全国,报考工作紧接着一级级向下传达布署,公社随之发出了鼓励“知识青年”报名的通知。
我有幸算是“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听到这个消息却没有惊喜。
我属于响当当的“老三届”成员,却又是当时“知识青年”中读书最少的一批:1965年秋入初中,1966年就开始了“文革”,我所在的泾县中学是泾县的“最高学府”,“闹革命”当然就早于县内其他中学,我们这一届升到初二只领了课本,一节课没上,整天戴着个“红卫兵”袖章,就知道“快快乐乐闹革命”。我一个农村孩子,觉得跟“他们”耗不起,到1967年,干脆跑回生产队挣工分去了。
1968年10月,学校将我们召回,每人发了一张像奖状的“上山下乡状”,我就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实际上就是正式农民了。这张“上山下乡状”后来就等同于初中毕业证书,可是名曰“初中毕业”,实际只是“初一生”,可笑的是当时的我们还沾沾自喜,认为捡了个便宜呢!
而“回乡知识青年”基本上不被当“知识青年”看待,更倒楣的是我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管制。我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当个“四类分子”子女,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做农民。直到1977年春村里小学办附属初中班,那时下放知识青年大部分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上调”回城,剩下没回城的也早没心思在农村待着而跑回城里“待调”去了,实在找不到人来教,于是我才被勉强当作“可教育子女”,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你想啊,初一学力、当上民办教师也才几个月,放到今天几乎可算“半文盲”的一个人,敢参加高考?哪来惊喜?
1977年,我已经26虚岁,尚未结婚。在当时的农村,那可是“高龄”剩男了。父母很着急,我却因为自己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别看只读了个初一,在当时的农村那也是凤毛麟角),不甘心在农村待一辈子而不愿谈婚论嫁。尽管作为“四类分子”子女的我当时并没有看到丝毫希望,还是莫名固执盲目地“等”。
妹妹上年出嫁,做裁缝的母亲一下子少了帮手,话计忙不过来,更是迫切为我张罗婚事,托人给我介绍了个也学裁缝手艺的姑娘,同时火力全开软硬兼施逼我结婚。看着辛劳的母亲,想着自己的处境,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答应了。正巧高考消息恰逢其时地来了,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向父母要求让我考一下,考上了去上学,考不上就结婚。父母同意了。我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自己考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只有捱一时算一时了。
到底不敢报考大学,就报了个中专。既然去参考,总得准备一番,考中专要考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六门,于是去找来了全部的初中课本。读书时候,我的语文、数学成绩都不错,当时又正在教初一语文、政治,自信语文、政治可以应付;数学嘛,居然不太费力地在很短时间内自学完了初二初三的全部课程;可是物理是初二开始学、化学是初三开始学,我根本没有接触到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物理算是学了点皮毛、化学是一头雾水;英语嘛,只好考多少算多少啦。考试完后,就将此事丟到一边,“黔驴技穷”地做着结婚准备。
没想到的是,考后过了好多天,村里的高音喇叭里忽然响起初选上的考生去公社开会的通知,一遍一遍播了好几次,我分明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很多村人也听到了,跑来告诉我,应该是真的了!
那一年,我们公社一共初选上了28个人,14个大学的,14个中专的。接着是到县城体检,体检地点设在当时的县委党校(与县城隔青弋江相望的水西山上),时令正值隆冬,体检出来已是下午,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没有车子,步行回家,我们村就我一个初选生,我也不认识别村的。
一个人撑个油布伞踽踽独行,雪越下越大,油布伞一会儿就堆满了雪,得不断地抖落去,否则会沉重不支。走到公社所在地丁桥村对面青弋江边,只见灰濛濛天地一色,迷了方向,找不着渡船位置了,觉得自己是那么地无助,那么地微不足道!正忐忑呢,见远远地两把伞向河边移动,我已顾不上认不认识,站着等近来搭讪,原来是丁桥的两个初选女生,也和我一样参加体检回来,她们熟悉地形,我得以与她们同行,总算是没有被大雪所“吞噬”。
又接着是政审,首先得生产大队填写意见,大队“两委”开会,经过研究后在我的政审表上“慎重”地填上了两句话:“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本人劳动表现一般。”然后盖上公章。十分的客观真实,我无法否认,只能递交,结果可想而知。
学虽然没上成,但我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潜力。那一年考试成绩没有公布,也许不仅仅是政审问题,可能分数不够呢,而且我们公社初选上的28个人,只有三分之一被录取,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落选。希望,已在前面出现。我决定投入复习,明年再考!父母没有反对,结婚问题被搁置。
时隔半年,1978年的高考改为夏季,吸取理化未学过的教训,我改报了大学文科。考后成绩公布,我考了306分,初选分数线300分,我又初选上了!这次我们公社初选上14人,正好是上年的一半。
体检正值盛夏,地点仍设在水西县委党校,体检中别的一切正常,唯量血压,居然高了!激动?高温?不得而知,恐慌油然而生。体检医生很同情,说暂不记录,让我过一会重量,并告诉我不要慌,要心静。怎么“心静”?能静得了吗?半小时后再量,还是高!我真的慌了。体检医生连连安慰我,说还不记录,再过一会重量。这时外面忽然下起雨来,同时来了风,我跑到屋外,张开手臂,将自己淋了个半湿,燥热暂休,身上顿时凉快下来,进去又量,血压终于退到了正常值,我和医生都松了一口气。
接在后面的政审比较顺利,大队没有再为难我。现在就是等了,我满怀希望等来的结果是,录取分数线310分,我差4分。紧接着又传来消息,说要补招,300分以上全部录取,希望重新燃起。但这个不是全国统一行动,而是由各省根据省情自定,结果好多省份都执行了而安徽省偏偏没有,我被拒之大学门外,希望落空。我不甘心,斗志不减反增,决心再战明年!
1979年高考,经过了一年的艰苦复习,我对自己颇有了一点信心。没想到考题比上年难了许多,考得很是辛苦,特别是地理一道大题,其中一个时区题,本有计算公式己经套算完成,我却鬼使神差地不放心,于是在稿纸上用原始办法画岀时区来“扳指头”数,考出来查书才发现画漏了中间一个0时区,本来答对的,满盘改错了。
成绩出来,我297.5分,与上年比,成绩下降了8.5分,完了,没指望了。可是结果公布,我还是初选上了,这次初选分数线290分,我的成绩超分数线7.5分,这样计算,就比去年提高了1.5分,希望也上升了1.5分。可是毕竟只有1.5分,要是那道地理题不改就好了!可是没有后悔药吃。忐忑中等来的结果是,录取分数线300分,我以2.5分之差又一次与“大学梦”失之交臂。
几次三番名落孙山,失望、沮丧,自信心严重受挫。如果继续再考,应届毕业生已经接上茬,我们这些学历残缺的“老三届”劣势凸显。可是放弃吧,三年的辛苦白费了;而且,自己也已年近“而立”,还有没有再“跳农门”的机会和途径呢?
犹豫中,同年迎来了我县第一批民办教师转正招考。因为我的连续三年高考经历,加上在民师的岗位上也做出了一点成绩,得到了学校和公社领导的赏识和关怀,领导主动关照和热心鼓励我报了名。我当时的思想是,不好意思拂了领导的好意,但对考取并没有抱多少希望,因为全县有几千民师报考却只招录几十人,可谓“百里挑一”,其难度较之高考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想到却考取了!而且是我们公社唯一考取的。我终于跳出了“农门”,成了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
教师转正后,我立即被派往外村一所小学任负责人,三年后被调到乡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随后担任中心小学校长。期间,我因为没有正规学历,又参加了安徽大学“文革”后第一批中文专业函授考试,成为全县数以千计的参考者中仅录取4人中的一员(另有法律专业亦录取4人),虽曰函授,教学却相当正规,于我更算是接受了一次“正统”的大学教育,文化知识汲取收益颇丰。后来,我转任镇中学校长,任上又被提拔为镇党委副书记,从教师出口到了行政上。
回首高考,我算是尝够了艰辛,历经了希望、失望、兴奋、沮丧,三年考试,三年初选,三年未录取。看似白费劲一场,却意外地让我在高考之外取得了至少三大收获:其一,“逃婚”成功,父母再也没有逼我结婚,那门亲事也“黄”了,我一直到教师转正两年后才结婚;其二,高考复习的“知识储备”无意中帮助了我民师考试转正,因为是第一批转正又是全公社唯一,为我后来任职校长积淀了重要的“资本”和“威望”;其三,高考“余热”又帮助我比较轻松地考上了安徽大学中文专业函授,这一段“大学学历”不仅对我在职时的工作助力明显,而且对我在退休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文人”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恢复高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改变了莘莘学子的人生命运,从它身上能够透视到 那个时代的烙印,也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我与高考“纠缠”三年,虽然最终被拒之门外,我还是要对它真心地道一声:谢谢!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