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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明熹宗天启二年,内阁首辅叶向高给皇帝上疏,要求辞职。他说阁臣名为宰相,其实是“天下第一困苦无告之人”。
这已经是叶向高第二次入阁拜相了。第一次是在万历三十五年到四十二年,七年间他光以“乞休”为名的辞呈就上了62次。在辞职“密度”最高的时候,每五天他就给皇帝递上一封辞官疏。写封辞职信不难,但是一连写数十百封,每次的内容还都不一样,这可就不容易了。在万历朝,叶向高辞职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病。他年老力衰,痔漏之症十分严重,每次出恭之后,都要晕厥半晌才能起来工作;二是人言。御史们经常弹劾,指责他没有尽到宰相的责任,因言求去,也是存大臣的体面;三是皇帝怠工,诸事不可为。
三条之中,最后一点是关键。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不见群臣,不批奏章,不补缺员,也不准辞职。不仅如此,在皇帝和宰相之间,还隔着野心勃勃日渐嚣张的太监。而且皇帝虽然怠政,私欲却并未稍减。万历派出大量宦官,四处搜刮,引起的动乱需要宰相去摆平;地方官奏报频至,各级官吏都对皇帝深致不满,宰相又成了皇帝的替罪羊。
明代的内阁大学士说是宰相,其实不过是个负责文字工作的大秘书。按照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六部九卿都该直接向皇帝负责,但是既然皇帝不管事,内阁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叶向高身为内阁首辅——大部分时间内阁只有他一个人上班,号称“独相七年”——不仅身受皇帝、太监和朝臣的压力,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责难,至于国势不振、内忧外患所加给宰相的重担,就更不在话下了。
儒家理想中的宰相,是君主专制的一个平衡物。天子传子不传贤,宰相任贤不任贵;君主出于世袭,以维持政权稳定,宰相实行优选,以保证政治清明。到了文人做官的时代,“生当为良相”又成了文人参政的象征,宰相这个职位,就此寄托了贤人政治和文人政治的双重理想。
然而这只是理想。现实的宰相,最初只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打理一些杂务而已,最多算是一个大管家。皇权时代,除了管家之外,宰相还要替君主承担政治失误的责任,例如东汉自安帝以后,每当出现灾异,宰相就要自动辞职,其实那时当政的是外戚和宦官。不过在叶向高看来,汉代那些能够顺利辞职的宰相们已经是幸运儿。
叶向高不是当时辞职信写的最多的。与他同时的李廷机,入阁四年,辞呈上了123次,平均十天一次。不仅如此,他入阁五个月就要求辞职,皇帝不批准,他就拒不上班,最后干脆搬到城外的一座破庙里,时人戏称他为“庙祝宰相”。后来还是叶向高在自己辞职之余,又帮着李廷机辞,替人辞职的奏疏都上了十几次,皇帝这才准了。
不止皇帝,舆论也是宰相们“不可承受之重”。有一回,内阁首辅王锡爵问东林党人领袖顾宪成,为什么凡是内阁所同意的事情,外面的舆论一定要反对呢?顾宪成回答说,为什么外面舆论所反对的事情,内阁一定要赞成呢?叶向高的委屈,就在于天下以宰相的事业期待于内阁,但内阁却完全没有宰相的权力与地位。
万历四十二年,慈圣太后崩逝,叶向高的夫人俞氏进宫哭临,见到皇帝大哭,说我们老夫妻离家已经20多年了,如果皇爷爷不放我们回家,只有病死京城,岂不可怜。万历为之恻然,这才准辞。
有论者说明代的制度好,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照样运转。站在皇权的立场上,这话自然不错。面对皇帝的懒怠与贪婪,无论宰相还是言官,竟都没有任何手段去做一丝一毫补救。他们能做的,只有反复呼吁和恳请,以及马拉松式的请辞,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的巨大成功。
然而此种境况的实质,只不过是“国家不幸皇家幸”。一切败坏之后,皇家也不可能独存。崇祯皇帝御极17年,宰相就换了50位,因贬斥士人和压抑相权而造成的局势,终不能靠文人宰相来挽回。
明代的政治,以太祖废除宰相开始,以崇祯频繁换相结束。宰相的百无一用,代表着贤人政治与文人政治的双重破产。没有限制最高权力的制度,任何“圣君贤相”式的理想政治都只能是海上仙山,虚无缥缈。
七年后的天启元年,63岁的叶向高第二次入阁。这一回他一共当了四年宰相,乞休疏上了67次。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 段志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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