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正儿八经地说就无趣了，有些人，端起架子看就不可爱了，所以要戏说来着。七十年代初，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在台湾陷入财务泥潭，几经飘摇终于败落。
回港后的几部小制作电影，令李翰祥思念起邵氏盖世无双的大片厂，他像个唱起恋爱初歌的男同学一样，天天到半岛酒店去等喝早茶的邵逸夫，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无不讶异的「这么巧啊！」。
邹文怀离开邵氏时的三方沟通情景再次重现：李翰祥的意思是，再给他一次机会；邵老板的意思是，这事儿要问过另一位；张彻的意思是，嗯，准了！
1973年，李翰祥荣归邵氏。对公司而言，无非在炎炎夏日多置出一台冷气机，两大导演人各一台：人走到哪里，由场工搬着跟到哪里。
对张彻而言，人生从此不无聊，事业上的斗智斗勇无须赘言；贯穿几十年的笔仗花样不断翻新，从个人穿衣风格到香港电影走向，无话题不可争论、不可一较高下——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真能吵起来、还能长久吵下去的两个人，往往各方面水准都相近，表面上的一对冤家，本质上其实是知音人来的。
尽管这位知音人重回故地两年后，便拆散了张家班最成功的一对双生。
这两大导演还有着的共同爱好，都热爱曲艺。
据李翰祥自己吐露，除了京剧之外，他尤为喜爱评戏《王二姐思夫》，有高雅艺术相伴的人，立刻就与楚原导演这类马经爱好者区分开来。张彻也爱好京剧，票须生，早年在上海自个儿还扮过关公，不太成功估计是因为票错行当了——明明那么老旦气质的人。四十年代风靡沪内的海派京剧《刺马》，张彻是捧过场的。
1973年的《刺马》改变了姜大卫、狄龙在邵氏男星中的排序。选角时张家班众男青年面面相觑，民主地选出谁适合演奸夫的确比较困难。只有狄龙觉得可以在演技上有所突破，自己举手争取，张彻开始还有点犹豫，但挨不住年轻人又求又哄，就从了。
爱徒饰演反派，剧本需要细细量度，传统意义上的奸夫变身为不顾世俗目光的情圣。大胆的尝试为狄龙赢得了那一年的金马奖优秀演技特别奖和亚洲影展表现突出性格男演员奖，他一跃成为当年最红的男星，公司分的花红足以买下一幢楼。
两位爷第一次在电影中反目：观众就爱看姜大卫手刃狄龙，还有比这更刺激的人间惨剧么？这现象启发了一批无良娱记，读者跟观众基本上是一批人，观众爱看的，估计读者也不会抗拒，于是有目共睹的兄弟情深，变成口耳相传的大牌较劲。
拍完《刺马》后，姜大卫再也没看过这部戏，只记得张汶祥刺马时「带着仇，带着恨，还有爱」。1992年，七十高龄的张彻在台湾拍摄电视剧版《刺马》，其弟子鹿峰挂名导演，仍由姜大卫主演，但他的角色变为电影版中狄龙饰演的「马新贻」。
1973年与《刺马》同期拍摄的《大海盗》，剧组从清水湾驶船出公海，一个叫陈元龙的十九岁武师随浪摇摇晃晃，头晕目眩，狄龙叫了一艘船送他上岸。
1974年，经引荐，他战战兢兢地立在张彻面前，老先生只客气地点点头，没有丝毫留意：张家班的「少林系列」正如火如荼，多得是赤膊精壮的小伙子，这一个又有什么特别？此后陈元龙辗转几家公司，主演的电影均票房惨澹，一度离港赴澳在餐馆做工。1976年，陈自强游说他重返影坛，为他改名「成龙」。
星途不畅的成龙终日陪古龙饮酒，一个落魄人对住满堂王八蛋，为求一个量身定做的剧本。古龙有意捉弄，灌大杯酒进成龙肚里，才转过头对罗维导演说：「我的剧本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狄龙、姜大卫的。」
姜大卫也在席间，听这一句废话与笑话：1976，他和狄龙分道扬镳年余了，[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阿飞，狄龙提议，不如要姜大卫的弟弟尔冬升来演。后来，成龙走到厕所里吐，哭得稀里哗啦，姜大卫镇定地抱住他——年轻人哭自己两手空空的前途，过来人只好饶有兴趣地听自己与别人共筑的破碎神话。
锦衣华服的绝望，好过筚路蓝缕的绝望，不是吗？
比成龙稍稍幸运的李修贤在1973年的《刺马》中饰演太平军小兵，披头散发的形象并不光辉，但给人印象颇深，可能认为人物性格比较活泼，就义时在众目睽睽之下滚来滚去地不死。十七岁的年纪破了张家班的纪录，李修贤签约时仍需家长陪同，与后来的傅声、钱小豪一起凑成了张彻手中的三份童工协议。
1972年的《仇连环》中，陈观泰会罢情人怡然走在归途，浑然不知仇人正坐等家中，迎面撞上一个骑脚踏车的错愕少年，「仇老板，你家昨天晚上来了很多人，还没有走」，言罢，便风驰电掣地消失在巷尾。
在电影中惊鸿一瞥的漂亮少年名叫傅声，由狄龙亲自引荐给张彻。这位小公子哥儿的靓丽容貌，立刻照亮了导演的眼睛，亲如父子的缘份到了。
张彻一生无子女，对与张家班弟子的契父子关系从未正式承认过：狄龙谨慎地称他为「张先生」；姜大卫更加理智地尊称「导演」，除了一次和朋友聊天脱口而出的「嗰条友」笑倒半桌人。张彻只好口不对心地自嘲：「我要是真有他那样的儿子，烦也烦死了」。而傅声对张彻，开口就是「老窦」，天真是儿童的利器啊，于是张导演的「声仔」也叫得格外亲人相认。
鉴于这位老窦在片场是摧毁力很强的一个人，他的导演椅方圆几米之内一般是不停留活物儿的，张彻口沫横飞地讲解剧情，旁人往往远坐四散：狄龙挺直腰杆顾自听，姜大卫骚眉耷眼地爱搭不理，只等「开麦拉」一声唤，随着性子天马行空——两位爷自带的友情，导致一对视就出戏的厉害，反叫导演心花怒放大呼OK；只有傅声敢蹲在旁边，带着小男孩式的无辜，让导演摸摸头之类。
两仔爷甚至互相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用子虚乌有的暗号交流表演：「你用了19号表情，多了！用了16号就不行！」
受这样待遇的小朋友除了傅声，还有一个吴宇森。
张彻在生活中非常脆弱，属于需要志愿者关怀的弱势群体：他不会用锁匙开大门，屋内无人被困在外面时，就坐在邻居家中发脾气——就是这么要强！但据说每当他发脾气时，只要见到吴宇森出现，又即刻会面露笑容。在片场张导演爱开一张小桌吃饭，拉着吴宇森一起，旁边姜大卫、狄龙等人看到，都指着那陪客笑。
1973年，这陪客出于对电影的热爱，弃暗投明地从邵氏脱离出来：「在我临离开邵氏前，因为他（张彻）很信任我，将所有重要的工作包括他跟其他联合导演的制作交托给我管理，所有副导演的报告、每日的毛片、分镜表都要先传给我，然后由我传达给他。有时他在睇片时看到某些场面有问题，他会叫我向对方提出补拍一些镜头。
当时我觉得这样做下去不太好——令我有点像『丑恶的中间人』的感觉。那时因为我跟另外两位不在邵氏公司效力的导演很好朋友，我就偷偷地为他们当副导演。后来终于有一间公司提出让我担任导演，我想离开张彻，但我又不敢对他说。
于是我连夜写了一封信放进在他的门缝，然后跑了。信的内容提到我很感激他，尊敬他，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但我觉得自己成长了，是独立的时候，既然有机会，我想暂时离开他。但我没有提到有人找我当导演。」
「张彻读过信后很嬲（粤语中“嬲”为生气的意思）。他整晚打电话找我，打给姜大卫，又打给公司老板，又骂制片及剧务，说他在最需要我及信任我的时候，我走了，令他很伤心。后来我发觉这次事件连累了太多人，于是我就向他解释，说因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做导演——他知道有人找我当导演之后，就鼓励我，还写信给邹文怀，向他介绍我的好处。」吴宇森的介绍信，张彻写给了嘉禾。
而早年爱徒王羽与邵氏拖拖拉拉的四年官司，也终于在73年底落下帷幕。张家班内部的分裂，可以不幸地看做邵氏与嘉禾争霸的小小缩影。
1973年的香港大起大落，三月到十二月，恒生指数从1770.85点暴泻到150.11点，百业萧条，工商业停顿。全民鱼翅捞饭到全民发钱寒，是楚原导演的《香港73》中描绘的人间景象。
勤俭持家的方逸华从采购部入驻制片部，进行了一场风暴般的改革：道具拆拆改改反覆利用；清理积存仓底的影片；评估拖延未完成的拍片计划；特别是加快拍片速度。
李翰祥感叹速食时代的到来：「在最近这大半年来，通常一部片由开拍到完成，都是在两个月之内，换句话说，即使每一天都在开工，也不超过六十天。」曾为等朵云而全剧组停拍两个月的影坛佳话，成为邵氏导演睡梦中都不会再现的隔世传奇。
这一年年中，张家班与邵氏约满后不再续约。一个导演、几位主演、百余号工作人员，从经济的动荡中、从邵氏与嘉禾的斗争中、从电视对电影业的冲击中，逃遁出来透口气——拖家带口去台湾。
1974年六月上旬，张家班在台湾租下泉州街一号的旧国联片场，邵氏的招牌再不能用，导演的姓氏拆开了，长弓电影公司。
台湾算不得张彻的福地，初出茅庐时受到的屈辱记忆犹新：拍《阿里山风云》时自己出钱买机票送演员走人；拍《野火》时令人难堪的桃色新闻；写下首《高山青》没人记得作者，到处贴著狗皮膏药一样的民歌标签；1957年逃一样的离开台湾岛，站在港岛上像呼出口闷气，天都蓝了。
这次回台，不算十足的扬眉吐气衣锦还乡：在邵氏霸道地佔用六个片场的张家班，缩减为只有四十五人的外来部队，白手起家的最初阶段，不能有太多累赘。
狄龙、姜大卫、傅声并不适应新生活，心心念念地盼著收工返港。而留港的陈观泰和王钟更加手足无措，从此剧本要自己挑，导演要自己选，再没人替自己向公司提条件。如同家人都去旅游了，只留两个孩子看家，衣食住行处处混乱。待张彻在那边落稳脚跟，再拉他们过来，这俩难兄难弟心有余悸的欢喜啊。
张家班两大武指刘家良、唐佳，这对合作了十一年的老搭档被迫分家。「其实我做童星时见过唐佳的」，他们的辉煌经历可以追溯到姜大卫儿时，「但当时彼此都没有印象，想不到几年后又山水有相逢，再次遇上。七十年代武术指导只有几个人，刘家良、唐佳由六十年代开始已并肩作战，有时联合指导一部片，有时分开『揾食』，但两人赚到钱都是平分的，他两人手下有不少武师，其中一些滋事份子耍搞派系，一些拥唐佳，一些跟刘家良，当时我不知何去何从，在有意无意间跟了刘家良，相信是个性问题，他喜欢说笑，好动，我的个性也是一样。」
唐佳常叫人有钱就置业，稳居松园的狄龙至今感谢他当年的劝诫；刘家良则耀眼地买下张家班第一辆劳斯莱斯，小巧玲瓏的身形坐在里边，车子开起来就像无人驾驶，太高科技了。
一个求稳，一个求变，于是有了张彻最后的惋惜：「唐佳一心做好眼前的工作，并无野心；家良则以做导演为目标，屡次脱离邵氏去外面发展。但那时独立制片规模简陋，发展皆不理想，几次离而复返。我同唐佳也都不计较，回来便合作如故。我以『长弓』名义去台湾拍片，其实只是邵氏的週边，但唐佳不明内情，不想离开邵氏，就只有家良一人随我去了台湾。」
刘家良是洪拳的嫡传弟子，一心想拍少林弟子事迹，然而他的梦想难以在张家班实现，因为狄龙、姜大卫是不可能剃头的。《刺马》中只梳辫子不剃头的改良清装，跟随张彻从香港到台湾，从七十年代的电影延害至九十年代的台湾电视剧。
少林弟子的故事不能拍，张彻瞄準了少林俗家弟子，其中少林五祖的故事尤为动人。五祖一说为五枚、至善、白眉、冯道德、苗显。姜大卫1979年曾拍过与之相吻合的《少林英雄榜》。
但张彻觉得这一说不靠谱儿：白眉一道士怎么成了少林五祖先不追究，五枚一个师太住在和尚庙难道不会很失态么？他采用的另一说是胡德帝，李式开，马超兴，方大洪，蔡德忠，统统是精壮少年英雄，历史为张家班写好的剧本，不用可惜了。
张导演淡定地说：「制作认真，桥段新，打斗招式不落俗套的打斗片依然有观众的。唯有好片方才能争到观众。所以长弓公司要达到一年拍十二部片的计划。」少林五祖除了五个人，还有那么多师父师伯师兄师弟徒子徒孙。
张彻像挖到一个宝藏，他拍过《方世玉与洪熙官》，拍过《方世玉与胡惠乾》，《少林弟子》这名字稍显特殊，主要内容是讲方世玉、洪熙官与胡惠乾。张彻讲故事太严谨了，两两对讲，最后是罗生门式的群嘴乱嗡，观众看起来别有趣味。
电影的人物体系庞大，张家班需要再添成员，俏皮可爱的傅声身边，多出一个木楞楞的戚冠军，但因为太木了，张彻又不得不在电影里给两个人各找一名女朋友。傅声在《方世玉与胡惠乾》里气鼓鼓看着戚冠军，转头对心爱的姑娘说：「你和他讲话，不如对一块木头说。」
「我怎么说，你都无法相信，不过，说真的他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新人！将来，你会知道我没有乱说的！」张导演再次淡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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