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6年，曹杨五村推出的红黄绿三色垃圾桶，开启了上海社区开始大规模探索生活垃圾分类的序幕。2000年，上海等8个城市被国家列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2011年，正式启动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并连续五年将其纳入“市政府实事工程”，要求每年减量5%。前不久，上海市政府网站正式发布《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明确要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程分类体系，逐步彻底解决“混装混运”等问题，与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定位相适应。
20多年来，上海垃圾分类标准已从早期试点的有机、无机二分法，逐步拓展为2011年以来试点的“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然而，不少市民反映，上海推行多年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感觉并不明显。
垃圾分类推行多年，究竟带来了怎样的转变？背后还有着怎样的阻碍？青年人和青年社会组织又能在其中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即日起，青年报《公益周刊》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青年人和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推动的故事，并挖掘青年力量为城市垃圾分类带来的改变和意义。
破解垃圾分类难题非一日之功。在政策推动下，政府联合企业、公益机构不断在探索各种有效模式和方法。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在这其中，青年社会组织发挥了越来越巧妙和独特的作用。他们以青年人特有的创造力和开发力，摸索出了一套跳脱于传统“套路”的社区推广垃圾分类方法和技术，其独特的实践模式颇有借鉴意义。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推动居民自主参与才是“成功”的分类
怎样的垃圾分类算是“成功”的？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不同的小区，采取过用行政命令将任务布置给居委会、在居民中进行旋风式推广、补贴保洁员等方式推进垃圾分类。但有专业人士指出，居民自主分出来的湿垃圾数量以及一个社区中居民自主参与分类的比例，才是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成功与否”的衡量指标。
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青年社会组织在推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尤为遵从这一宗旨。
青年社会组织为何如此看重居民自主分类？这和垃圾分类背后所包含的真正价值息息相关。从环境角度，如果垃圾不减量，那对于寸土寸金的城市而言，最终的选择就是树立起一个又一个“焚烧炉”，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会排放危害人类健康的物质。而从社会角度来说，当个人能够主动承担起自己作为一名公民的责任——“管理好我自己产生的垃圾”并分类到位，那么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素质与文明的提升。
“社会价值包括公民价值和社区价值，所以，我们会非常看重是由居民自己去分类垃圾，而不是让别人代劳，否则，就失去了这部分的价值。”爱芬环保是一家专门从事推广垃圾分类的青年社会组织，通过6年在273个小区的实地历练，已经推动接近15万户居民参与真正的垃圾分类。该机构的负责人宋慧认为，正是这样的衡量标准让爱芬在推动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时候，将着眼点放在了“推动个人参与”上。如果没法唤起多数人的自愿参与，并且形成长期的习惯，从而内化为个人的文明素质，那么垃圾分类并没有在小区层面真正实现。
在这一点上，一直与爱芬合作的静安区绿化市容管理局很认同，“跟其他区的第三方比起来，爱芬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区里下达的指标和考核要求来推进，他们是真正从推动垃圾分类，改变居民投放行为的出发点来推进的。”
可持续管理机制 即使撤走仍能运行
推动居民自主参与，离不开可持续的管理机制。“进入社区是不容易的。国内很多做环境工作的社会组织，都在做面上的宣传和社区活动，真正触及到社区肌理、从深层次带来社区改变的并不多。”爱芬团队在一次次跑遍合作的小区之后，对这片进行深入工作的实操地，有了更切实的认识。
他们总结出来的管理机制有着三个互不可却的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联合核心利益相关方来形成社区垃圾分类的领导力。
爱芬每进入一个小区，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识别出核心利益相关方。在社区里，垃圾分类的核心利益相关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居委会、业委会、物业这社区管理的“三驾马车”。 这三者在爱芬开展工作之前，往往是各做各的事情。作为第三方，爱芬通过持续的沟通，将三者联结起来，达成共识，让这“三驾马车”各司其职，充分互动，形成合力。其次是社区志愿者——来自居民中的党员或积极分子，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与培训，让这些积极分子承担起社区的宣传和监督工作。最后是居民，也就是垃圾分类的执行主体。
在联合核心利益相关方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创造出便利可行的硬件环境。对于很多居民来说，促成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是否便利。针对各个小区现有的硬件评估和改造，爱芬提出专业的咨询建议，包括垃圾厢房改造、高楼撤桶、多层楼并点、新投放点的选点等。
另外，垃圾分类也不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教育与宣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爱芬为小区建立起一套教育的机制，针对不同的层面，从街道到小区志愿者、物业、保洁员，进行不同形式的培训。其中，爱芬的“志愿者课程”，针对的就是垃圾分类工作中最重要的力量——志愿者。
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很认真地执行到位，少不了社区志愿者们的艰苦付出。在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玛丽·哈德看来，志愿者的“辛苦效应”十分重要。“相比简单地给居民发传单，志愿者的一对一交流要有效得多。”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推动，爱芬这样一个环保青年社会组织与合作的小区共同建立起一套针对垃圾分类的管理机制。“这是一套有机而可持续的管理机制，即使在我们撤走以后，依旧能正常运转。”爱芬环保方面表示。
开发分类“技术诀窍” 独创“三期十步法”
对于垃圾分类，无论是居民本身，还是社区管理者抑或城市管理者，都曾经将信将疑，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社区层面的垃圾分类管理的技术工具缺失，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以遵循的方法来指导这样的工作。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爱芬在多年的社区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技术诀窍”，称为“三期十步法”。该方法将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分为导入期、执行期、维持期三个阶段，其中又细分了社区调研、宣传动员、人员培训等十个步骤。
虽然“三期十步法”也会面临因地制宜以及不断升级的调整，但是这样一个流程的描述和总结，对社区垃圾管理工作起到了相当于“实现路径”的指导作用，同时，也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有了共同的工作流程，让相互合作成为可能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样一个“技术诀窍”对推动社区垃圾分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贯穿社区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三期十步法”的技术指导，爱芬也为社区提供专业的垃圾分类工作工具包，包含各种培训教材、教案、视频、游戏、海报等，供社区根据需要选用。
推动社区营造 让公共治理持续“落地生根”
当爱芬将垃圾分类的工作目标设定为“推动居民的参与”的时候，事实上，另外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也自然而然地推进了起来，那就是社区自治或社区营造。在大部分的居民小区中，从前存在的“邻里之情”越发淡漠，很难形成共识共同推动社区的建设。
凭借垃圾治理这样一个公共议题，爱芬建立了一套管理机制和新颖的培训交流方式，聚集起之前相互不熟识的居民，共同商议小区的垃圾分类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相互协作，建立起情感的连接和信任。很多小区的居民正是通过垃圾分类这件事情培养起了社区自治能力，他们将这种能力扩展到了其他的领域，比如创建小区友爱互助的“邻里节”，组建小区的舞蹈队。
“在'爱芬模式’中，四大因素各自起着关键的作用，相辅相成，当它们形成合力时，将会让垃圾分类这项看起来并不容易实现的公共治理事务在社区更持续地'落地生根’。与此同时，外部法律的制定与监管、社会的精神文明倡导、循环产业的发展等因素，也会进一步促进社区垃圾分类更长久、更大范围的实现。”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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