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留校后直接走上讲台，教大学语文。当时课本都没有，只能临时选一些文章，今天讲《荷塘月色》，明天讲《陈平世家》。刚刚熟练了，1979年，学校安排我教古代汉语，内容又是全新的。1982年，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到中山大学进修学习古文字的机会，回到学校后我上古汉语课，还教甲骨文、金文等，又是全新的，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在这种高压下，自己拼命学习，虽然不够系统，终归教古文字时甲骨文怎么写，金文怎么写，小篆怎么写，一点一滴都积累起来了。当零散的知识积淀到一定程度，就形成独立的思考，因而在文字学领域就有自己的心得了。
至于书法，我练字的绝对时间很少，但是我想，关键还是在于练字的方法要正确。
我是1974年跟随启功先生学习的，1982年开始教书法课，后来随先生一起编书法教材。由于房间小，时间紧，每天只能利用上厕所的十几分钟练字。尽管时间短，可一年下来就不得了，一天练一个字，一年就有三百多个字，有了三百多个字的基础就可以举一反三，这些方法得益于启功先生。
有人问我：“秦先生，您跟启功先生学习书法，启功先生教了您什么诀窍？”
其实，启先生哪有什么诀窍啊，启先生常说，学习书法就是认真临习古帖，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重复，方法对头，重复一遍就会巩固一遍，基本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练习书法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又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有的人写字总是不好看，那是因为笔画的长短、粗细、搭接位置等不对，比方说写“十”字，横画太平了不好，太斜了也不好，必须要向右上方稍微倾斜一点，竖画与横画搭接的位置太靠左不好，太靠右不好，正中也不好，必须稍微靠右一下。而且竖画不能过长，整个字形必须稍微扁一点才好，就这么简单。“人”字的撇和捺的倾斜度要多么大，搭接的位置大约在什么地方，搭接后的夹角角度是多少，也必须有个正确的许可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你怎么写都好看，超出许可的范围，怎么写都不好看，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
我的读书年代，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有毛笔字课，在课堂上写，是老师用大的米字格写了字样，挂在黑板上，我们照着临写。也有家庭作业，小楷是用毛笔字抄课文。记得在五年级，有次我写好小楷出去玩了，回来父亲问我，本子上的字是我请谁代写的。我说没有啊，他不信，说有些字像70岁的老人写的。我急辩是自己写的，父亲也就信了。从此我就认为自己字写得不错，对毛笔字有了兴趣。
14岁那年的清明节，我在书店买了本颜真卿的大字《麻姑山仙坛记》，天天临写。正式学书法是从这时开始的。以后不论生病、学校考试或其他情况，包括在“文革”中和在农村插队务农，都没有影响我坚持每天临习。
大学毕业以前所临的碑帖有：颜真卿《麻姑山仙坛记》，柳公权《玄秘塔碑》，赵孟頫《重修玄妙观三门记》（墨迹本），隋《龙藏寺碑》，北魏《元诠墓志》、《元倪墓志》、《石夫人墓志》，东汉《石门颂》、《张迁碑》、《曹全碑》，前秦《广武将军碑》等。
其中除《龙藏寺碑》和《广武将军碑》临习时间稍短外，其他都在两年以上。有些是交叉着临的。临颜、柳、赵三家之后，字写得漂亮了，但总觉得三家的影子摆脱不了，于是开始往唐以前临写。
唐以前的碑刻大多没有书写人的名字，点画结构少程式化，比较随意。而再往前到魏晋以前，则进入另一种字体——汉隶时代，已在钟、王之上了。
“文革”中期，中学生都迁到农村、农场、林场、牧场去“接受再教育”，我在苏北靠近海边的一个农村插队四年，白天劳动，晚上和雨雪天就临习碑帖。没事也看看《说文解字》和一些历史书，《说文解字》是下农村前一位朋友送我的。后来，我进县城里的工艺厂工作了五年，厂里一个车间是专门生产仿古画的，我的工作是题款，靠写字吃饭了。我有幸和王能父先生在一起五年，朝夕相处，他是我老师，是苏州下放到苏北的书法篆刻家，比我大32岁，通文字学，擅作诗，人很和善，对我指导、帮助很多。他曾劝我学文征明的字，因为以书写为职业，字须雅俗共赏，不要一味追求高古。我当时没有照他的话做，还是继续写《石门颂》和北魏墓志。他没有勉强我非要照他讲的去做，只是说《石门颂》结构松，不容易写好；魏碑刀刻痕迹太显露、太生硬，写时切忌做作。我想，魏碑结构紧，写汉隶何不参用其法呢？于是在隶书的结构上开始特别留意。
当时我用的毛笔是长锋羊毫，已写了几年。所谓长锋也就是比一般的羊毫稍长一些，那时店里没有那种细而特长的羊毫卖的。邓石如用长锋羊毫，写字“双钩悬腕、管随指转”，有些走碑学路子的书家也喜用长锋羊毫。但康有为不主张用捻管的方法。近现代沈尹默、潘伯鹰有文章谈到长锋羊毫，都不主张用，也不主张写字时捻笔管。王能父先生写较大的字也用长锋羊毫，调锋时捻转笔管。我也问过他：萧退暗先生写字是否捻管，他说好象也捻管。清代碑学派书家邓石如写字“双钩悬腕、管随指转”，而康有为不主张运指，认为包世臣字伤于“婉丽”，根子就在于运指。前人论书，各说各的，往往会让人不知所以。我写了几年长锋羊毫，写的字秃头秃脑，转笔调锋时要将笔管捻动，所以运笔也稍慢。长锋羊毫写出的字“拙厚”，这“拙”与“厚”，也正是碑学派书法所推崇的一个标准。故我写较大字时（二寸以上）一直用长锋羊毫，并开始结合实践，对一些用具和技法进行思考。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看到顾炎武一篇论学的信札，云：“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这篇信札原是有人问他“近来《日知录》又写成了几卷”而写的回信。顾炎武对当时一些文人纂辑前人的学识、文章，以为自己的学术成果，用鼓铸旧钱的比喻，来加以评斥，同时回答来信者说：你是把我的著作当废铜来看了，我一年来“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说句笑话，也要怪顾炎武书名取得不好，叫《日知录》，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一条，不就成几卷了吗？顾炎武这些话对我学书的取法，启发甚大，使我下决心不再碰古代名家的字，而广泛搜集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各种碑刻、铜器、砖瓦、简牍、写经等非名家书迹，庶几采山之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