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中国传统的四艺:琴、棋、书、画,并未包含雕刻。主要原因是雕刻需要实际操作,既有艺术造型,也有技术和匠师的辛劳在里面,而士大夫喜欢坐而论道,附庸风雅,不会去做这些比较实际的事。
和雕刻最为接近的,就是绘画了,历史上好多画家也是雕塑家,比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等。绘画的历史明显更长,并且早熟,在建筑中可以反映出来。
另外,雕刻也是重要的建筑小品,比如传统的石牌楼,石经幢,石狮子,既是雕刻,也是建筑群体的一部分。雕刻建筑小品,对整体的建筑设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了这些点缀,孤零零的主体建筑就变得枯燥乏味和呆板。
西安半坡村人面纹
战国时期的人物帛画
《礼记》中对不同阶层的建筑立柱的颜色做了规定:“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土黈”。就是天子用红色,诸侯黑色,士大夫白色,平民黄色。
《两都赋》:“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伦连”。
由此可知当时建筑的装饰最早是使用绘画为主的。至于肥城郭巨祠,也只是比较粗浅质朴的浮雕而已。
直到西汉建麒麟阁,东汉建云台,纪念功臣也只是使用“图形”,而不是雕像。可见直到汉代雕刻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和普及。
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霍去病墓马踏匈奴像
南朝萧景墓石辟邪
比较一下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像,和南朝萧景墓的石辟邪,可以明显看出后世雕刻技术的精进,还有对于细节刻画的完善。
一般认为,雕刻技术的进步,和佛教的东传有着莫大的关系。曲阳雕刻也深刻的反映了这一规律。
多种题材曲阳雕刻(土木君哥摄)
曲阳雕刻·汉代
曲阳之名,来自《史记·赵世家》:“赧王十年,赵武灵王伐中山,合军曲阳,取爽阳鸿之寨。”这是曲阳一名最早出现的记载。郦道元的《水经注》解释为:“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
曲阳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侧。西部为丘陵,东部为平原。少容山地区盛产白色大理石,又名汉白玉。另外,汉白玉的名称,也反映了曲阳的白石雕刻大体起始于汉代。
少容山风光
康熙版《曲阳县志》中羊平社和少容山
相传常山女道士昌荣隐居少容山,自称殷女,食蓬饮露,往来山下二百余年,而容貌如少女,故而山名少容山。
少容山又俗名黄山,相传是黄石公隐居之所。黄石公有《太公兵法》和《雕刻天书》两部书,兵法授予张子房,雕刻之书则授予宋天昊、杨艺源二人。
汉代纬谶盛行,人们“事死如事生”,流行厚葬的风气。王侯将相的墓,陪葬品非常多。而石雕不像木器易腐朽,也不像金属制品容易锈蚀,所以在墓葬中多有应用。在保定满城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大墓,陪葬品就有五件石佣像。造型质朴,和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有些相似,不太注重细节的雕琢。比如腿部的处理,只是整体一个墩座,未加剖分刻画。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佣(部分)
曲阳雕刻·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汉代自西域传入中国,然而真正的全国范围流行,还要到南北朝时期。当时战乱频繁,人民或者被征兵,或做劳役,即便在家种地,也得缴纳沉重的赋税。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争相出家,以逃避现实的困苦。而统治阶级,也面临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分裂,也难以找到精神出路,所以也寄情于佛陀禅宗,希望解脱,以修来世的希望,转移当世的困苦。
这种情况下,佛寺大盛。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的和尚和尼姑大约200万左右,寺庙有三万多所。数据未必准确,但僧尼之多,是可以想象的。
普通木结构佛寺容易毁于兵火,所以统治者开始开凿石窟,作为佛寺使用。北魏时,鲜卑人拓拔一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兴建云冈石窟。曲阳的匠师也被大规模征召,参与兴建工程。
佛教造像,起源于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一带)。而到北魏云冈石窟时期,犍陀罗的影响已经很微弱了。民族的形式和佛教的形式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气象。工程完工之后,匠师们掌握的新技巧,必然会应用于其他佛寺的造像之中。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说:“其精者可为佛教雕刻中最高之代表作,其劣者则无足道也。定县一带所产玉石为其主要石料,色白而润,最足以表现微妙之光影,使其微姿益显神妙矣。”
修德寺塔(详见土木君哥《曲阳修德寺塔》一文)
1953年和1954年,在曲阳城西修德寺遗址,先后总共出土了2200多件佛教的造像,可以明确纪年的造像有247件之多。北魏时期的有14件白石造像,有弥勒佛,观音和释迦佛。
北魏邸拔延造弥勒像
正光四年(523 年)邸拔延造弥勒像,为施无畏印倚坐佛式,此造像现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佛像完整,其舟形火焰纹背屏上部被损毁。
北魏张法姜造观音像
永熙二年(533年)张法姜造石观音像,此像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观音左手持物,右手执莲蕾,跣足立于复瓣覆莲圆座上,观音的身后是举身舟形刻火焰纹背光”。
北齐吴子汉造双观音像
北齐太宁二年(562 年)造吴子汉造石双观音像,“两观音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左面观音右手举至肩部,左手垂于腰际。右面观音动作正好相反。观音像身态自然,神情安宁。背面为舟型背光,背光上方有两飞天,手托方形宝塔,挺健飘逸,迎风飞舞”,此造像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北齐白石菩萨造像
北齐白石菩萨造像,“身材颀长,立姿十分端正,袒裸上身,佩双层项圈,肩有披帛,璎珞自肩部披挂而下,于腹部交叉后下垂,下着长裙,裙腰外翻为荷叶边,条带上以浅浮雕手法刻有莲花化生、火焰宝珠、净瓶等图案”。可惜头部和手臂已经损坏,否则雕像会更加完美。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说:“玉石造像,北魏虽有之,然至东魏尤盛,至高齐益盛行。”
近年来,在河北曲阳、邺城、唐县、南宫、定州、正定等地,以及山西五台山、山东惠民等地均发现了精美的曲阳白石造像,可见当时曲阳造像雕刻技术传播之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曲阳汉白玉已经开始广泛用于建筑业,诸如寺庙、殿宇的修建。曲阳北岳庙、少容山八会寺和邯郸邺南城等。
曲阳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修建北岳庙时的大殿汉白玉栏板、柱墩等皆出自曲阳黄山。但当时北岳庙的位置,和现在不同,历时千余年,旧踪迹已经不可追忆了。
北齐、北周时期八会寺修建时,曲阳石匠用白石雕刻台阶。后来寺庙毁于契丹和宋交战的兵火之中。明代重修,到清末又遭外兵焚毁。
邯郸邺南城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都城,与曲阳距离较近,在邯郸邺城遗址内发现了较多的大型汉白玉石螭首、柱础石及兽面建筑构件等,由此可知,城殿修建曾取曲阳白石,曲阳工匠或许直接参与了修建。邺城曾经是三国魏国的国都,著名的铜雀台就修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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