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创新领域的投资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A＆Q是一个反转经典Q＆A形式的特殊类型，采用一些最常提出的方法去报道政策事件并探索它们的复杂性。
2012年夏天，尽管存在着对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Solyndra公司的争议，一位总统候选人对政府基础研究经费提出了如下质疑：
政府在创新能源行业肩负责任。历史表明，美国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基础研究和先进技术的投资。
这听起来像一个典型的奥巴马言论，包括其中引用的典故历史。事实上，这个候选人是罗姆尼。 2012年共和党大力支持增加政府研究经费，使政府的研发资金最接近于两党的价值。
用于研发的政府资金用书面进行记录非常困难。首先，它远离了公众视线。其次，它投入给了许多较小的机构和分部门，使其难以跟踪。
这也受到了普遍误解。与声称其在下降的流行说法相反，美国国家研究和发展作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部分其实正在缓慢增加。
也就是说，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公共投资基本上是平稳的：正是用于发展的产业投资在推动变革。美国的大学用于基础研究的投资也将越来越多。
美国投入研究的经费领先于世界。但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很久：中国计划在未来四年内超过它。作为经济的一部分，以色列，日本，韩国和芬兰在研究上投入的比例都超过了美国。
那么国家能够更好的掌握研究和发展么？下面是一些常见的答案和它们面临的问题。
无须进一步阅读：正如2013年文件Cato Unboundargues所认为的一样，政府投资公共科学是愚蠢的。科学社会学家Terence Kealey认为，科学研究不是一个公共品，无论是否投资，无论谁投资其中，科学发展都会有结果。
毕竟，尼古拉·特斯拉和托马斯·爱迪生，都没有获得研发资金。继Kealey的说法，并考虑到过去的例子，研究应集中在工业，遵循“由私人慈善资助的高校和非盈利、纯理论的基础科学研究（包括孤儿疾病）所需要的物质支持将会得到资助”
我们必须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物质支持到底是什么？ “出于某种目的现有资源的集合，”《新牛津美语大辞典》这样解释，并提供了更加准确的词语arsenal作为其近义词。但是我离题了。
Kealey认为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其他组织都喜欢资助基础研究。如今，他说，来自这些组织的资金越来越多了。那么，他会如何回答比尔·盖茨本人，谁会出现在这个杂志上呼吁美国政府用三倍的资金投资能源？
盖茨说，他只投资（耐心的，要冒很大风险的，并着眼于长期发展的）的项目“如果政府参与投资，他就会抽资撤离。”
为了实现Kealey的愿望，政府的资金还要投入多少？为了回应他的讽刺，Kealey赞许地引用了19世纪的科学家的言论，认为美国不应该为高技术设立标准。然而，美国最近已经进行了尝试，但情况还没有改观。
1984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拒绝宣布立体声声音AM收音的标准，表示市场会做出判断。然而，市场并没有做出判断。音乐电台留下的FM波段为AM，并且在21世纪初以前，几乎没有AM供应商仍通过立体声进行广播。
通过自由放任的监管方案，美国失去了一个完整的无线电频段，并导致了潜在经济价值的损失。（严格的说，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试想一下，如果AM和FM一样清晰！）
Kealey否认这个例子是“传闻”，但我认为对于否认了政府研发经费最好的问题是遵循这些原则。也就是说，对于政府能否成功进行项目的言论是保守的。
美国已经在政府资助下发明了整个生物医药和网络微处理器计算产业。由于私人资金的投入而停止雄心勃勃的公共投资，这是好的理由吗？
而且，如果每一个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都像美国一样大量投资于研发时，我们为什么要着手进行智力冒险？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超过美国在研究领域的美元投资。到时候能够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吗？
这不是一个理论！考虑一下美国的工业在政府对研究的广泛支持下是如何运作的。例如iPhone——就是私人制造的高科技的胜利。
当然。更基础的用于iPhone及类似产品的投资情况怎么样？正如经济学家Mariana Mazzucato辩称，许多让iPhone“智能”的技术都是由政府资助才会出现的。微芯片，计算机网络，Siri和全球定位系统都是由美国政府机构资助的。
也许有一个折中。如果政府部门争夺资金怎么办？ 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似乎更有利于公司。政府机关和赠款书写组织应采取更具有竞争力，市场化的办法。
如果这个计划运作良好，为什么苏联没有优先发展互联网？
让我回顾一下。本杰明·彼得斯，塔尔萨大学的教授，在他的著作《如何不使一个国家网络化：苏联互联网的不安史》他记录了苏联秘密建立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的尝试。他发现，苏联在相同的时期有和美国一样的角色：“杰出的科学家，有野心的机构，忠诚的官僚”。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苏联的机构不想也不能够互相协作。“对于网络能够实现的宏伟愿望是打破两败俱伤官僚内讧的岩石，”彼得斯告诉我。
“你是如何让那些机构一起工作的？”他问。 “这就是最让我超级兴奋的地方。如果某些机构能够以审慎的长期投资的名义，那么政府就会在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他还谈到了机构等级的价值，上级机构有明确但有限的责任。“很多人认为，苏联阶级分化太明显，”他说。“但是在具体的非军事领域内，这不是太辛苦，而是太无趣。
“苏联经济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在于它等级森严而且僵化，导致的恶劣和不可预测，”他在稍后的邮件补充道。 “和普遍认为的不同，西方军工产业的复杂性是错综复杂的，它允许跨机构的合作。”
是否将更多的竞争带到资助中去推动这种合作？这是否会让企业更容易合作？
政府在私企的投资太多了。政府应该处理好基础研究问题，而产业应该处理好发展问题。不管怎样，对于执政党来说，研发经费就是给朋友的救济。看看Solyndra公司发生了什么，他们在接受了政府资助的5.28亿后，申请了破产。
首先，是值得注意的是，能源贷款计划，赞助了Solyndra公司并且已经挽回其损失，并在2014年11月获得盈利。其次，同样的项目在经济衰退的2009年贷款给特斯拉465亿美元-他们已经还清了贷款，如今发展的很好。
即便如此，让我们深入特斯拉案例考虑政府资金的构成。Mariana Mazzucato和其他人已经断言，当政府对企业进行投资时，应该保留公司的股份。
美国政府能进行技术投资吗？以特斯拉为例，事实上确实如此：能源投资部持有“3亿股特斯拉的股票”，Slate说。但特斯拉很早就偿还了政府的投入。特斯拉是不是有选择可以不用偿还政府的投入？
未来，还有更多关于政府支持创新的问题：
美国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研究环境？彼得斯告诉我说，他的研究意味着“良性治理”。那么，如何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良性治理，支持长期的研究？眼下，政府的研发预算一半都花在国防上，这能够正确的发展技术用于民生吗？ （以GPS为例，它最初是被作为一个长远的军事计划。）
美国能否可以把研究和开发更密切的联系起来？眼下，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并用于工业部门。然而，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芬兰等国，既重视私人发展也重视公共发展。那么美国是否应该效仿还是应该像许多共和党人主张的那样让这两部分分开？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两党对于政府研究的支持很高，如果其他国家将以最低利率吸纳更多的美国国债，我们为什么不加倍政府研发的投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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