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跃飞
【作者简介】张跃飞,笔名苏音,会计师、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员、汕头社会心理学会会员、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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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成长的历程中,我们会有过多位老师。几十年过去,岁月的片段仍不时浮现。师恩难忘,师情绵长,老师不仅给我们启蒙,给我们引路指航,更给了我们知识的翅膀和操守的奠基。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革”期间,1973年两年制初中毕业,进入一间原是重点的高中学校。因为原来的学校没开英语课,刚入高中的我对英语懵然无知,不夸张地说,竟连26个英语字母都读不全,期中考试,熬了半天也没做出几道题,满打满算也不上十分。我虽心中焦急却也无奈,与大多数原来就在这所中学读初中的同学,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啊。巧的是学校一位英语老师和我是街坊,住的地方相隔一条小街。他本来不担任我们班的课,可有一回我们的英语课任老师病了由他来代课,点名让我回答问题,结果我张口结舌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他了解实际情况后让我坐下,课后主动对我说:同学,要是你想补课,我可以帮你,每星期天下午,你可以来找我。我闻言喜出望外,连忙表示十分愿意。
经过家长和老师见面联系,这事就定了下来。那时学校开会学习活动很经常,要求老师周一到周五都住校,只有到了星期六下午政治学习后才能回家住。老师的业余时间并不多,家有体弱的老人,孩子才三、二岁,家务负担挺重的。在近三个学期中,记得仅有不到十次有事耽误外,其余每个周日老师都抽出时间坚持为我授课辅导,时间在一到二小时之间。老师给我补完了初中全部课程,让我赶上了教学进度,到高二下学期临毕业时,我的英语成绩已是名列前茅了。那个时代压根就没有什么补课酬金一说,老师的补课完全是义务,就如现在的志愿者。我和老师的故事持续到我毕业离校的好几年后,其时我家已离开小城定居到距离50多公里的都市,在三年多的待业中我曾写信给老师诉说迷惘,他不止一次来信鼓励,还利用来市里出差的机会上门探望我。我分配进工厂时也立即告诉了老师,他也又一次来信祝贺。再后来老师调到了当时的县师范学校,来信说他现在工作性质变了,事杂了。渐渐地失去了联系,直到近年我偶然和一位文友聊起,她曾是那师范的学生,才知道老师正是她的校长。
无独有偶,1980年前后,我在工厂当生产工人,在一线体力劳动中我没有放弃读书,偶然中从朋友处借得一本《现代心理学》,让我对心理学有了深厚的兴趣,便把四处托人找书借书,居然断断续续读了一些心理学专著。这时有好几位朋友都在待业,我了解他们的无奈和彷徨,便结合自己的读书感知,试着对他们的心态状况及对行为的影响作了些表述,约一千多字的《待业青年心理特点与浅析》,这篇稿子经充实修订后刊发在当年第七期的《黄金时代》杂志上,这以后杂志编辑和我通信不断,并约我继续撰写这方面的稿件。
然而单枪匹马的自学格外孤寂,缺乏完整系统的专业书籍和必要的指导,使如何进一步学习茫然无知。一位朋友得知我的窘况后介绍了他同事的丈夫,当时在韩山师院工作的一位心理学讲师,并自告奋勇带我登门求教。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曾师从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杨清的郑老师,了解我的状况后十分赞赏和支持,欢迎我随时造访请教。他当即为我开出了有关的书目,又到书房挑出了几本专业书交给我。这以后隔上一段时间,遇郑老师从韩师回汕头家中休息,我就上门讨教有关问题,并将借读的书还上,又带回老师挑出新的书刊。更难得的是老师先后多次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习作,有时一篇稿子就反复阅改了好几次。在郑老师的指导下,我先后写了《残疾青年内心世界》、《成人教育中的学习动机》等稿件在刊物上发表,有几篇被人民大学的内部刊物《心理学》收入,为市社会心理学会破格吸收为会员,是当时惟一的产业工人会员,1987年汕头社会心理学会召开年会,我提交了五篇论文。同上一位老师一样,郑老师给我的指导帮助也是不计任何报酬的友情行为。回想起来,我多次的上门,竟从未带过那怕是水果这样的小礼物。
传道授业,这是教师的职守所在。为人师表,以身体力行,做修养、道德、正义、操守的躬行者,这更是事业精神的写照,两位老师正是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红烛精神”,让我感怀至今。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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