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跃飞
【作者简介】张跃飞，笔名苏音，会计师、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员、汕头社会心理学会会员、市作协会员。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人生成长的历程中，我们会有过多位老师。几十年过去，岁月的片段仍不时浮现。师恩难忘，师情绵长，老师不仅给我们启蒙，给我们引路指航，更给了我们知识的翅膀和操守的奠基。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革”期间，1973年两年制初中毕业，进入一间原是重点的高中学校。因为原来的学校没开英语课，刚入高中的我对英语懵然无知，不夸张地说，竟连26个英语字母都读不全，期中考试，熬了半天也没做出几道题，满打满算也不上十分。我虽心中焦急却也无奈，与大多数原来就在这所中学读初中的同学，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啊。巧的是学校一位英语老师和我是街坊，住的地方相隔一条小街。他本来不担任我们班的课，可有一回我们的英语课任老师病了由他来代课，点名让我回答问题，结果我张口结舌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他了解实际情况后让我坐下，课后主动对我说：同学，要是你想补课，我可以帮你，每星期天下午，你可以来找我。我闻言喜出望外，连忙表示十分愿意。
经过家长和老师见面联系，这事就定了下来。那时学校开会学习活动很经常，要求老师周一到周五都住校，只有到了星期六下午政治学习后才能回家住。老师的业余时间并不多，家有体弱的老人，孩子才三、二岁，家务负担挺重的。在近三个学期中，记得仅有不到十次有事耽误外，其余每个周日老师都抽出时间坚持为我授课辅导，时间在一到二小时之间。老师给我补完了初中全部课程，让我赶上了教学进度，到高二下学期临毕业时，我的英语成绩已是名列前茅了。那个时代压根就没有什么补课酬金一说，老师的补课完全是义务，就如现在的志愿者。我和老师的故事持续到我毕业离校的好几年后，其时我家已离开小城定居到距离50多公里的都市，在三年多的待业中我曾写信给老师诉说迷惘，他不止一次来信鼓励，还利用来市里出差的机会上门探望我。我分配进工厂时也立即告诉了老师，他也又一次来信祝贺。再后来老师调到了当时的县师范学校，来信说他现在工作性质变了，事杂了。渐渐地失去了联系，直到近年我偶然和一位文友聊起，她曾是那师范的学生，才知道老师正是她的校长。
无独有偶，1980年前后，我在工厂当生产工人，在一线体力劳动中我没有放弃读书，偶然中从朋友处借得一本《现代心理学》，让我对心理学有了深厚的兴趣，便把四处托人找书借书，居然断断续续读了一些心理学专著。这时有好几位朋友都在待业，我了解他们的无奈和彷徨，便结合自己的读书感知，试着对他们的心态状况及对行为的影响作了些表述，约一千多字的《待业青年心理特点与浅析》，这篇稿子经充实修订后刊发在当年第七期的《黄金时代》杂志上，这以后杂志编辑和我通信不断，并约我继续撰写这方面的稿件。
然而单枪匹马的自学格外孤寂，缺乏完整系统的专业书籍和必要的指导，使如何进一步学习茫然无知。一位朋友得知我的窘况后介绍了他同事的丈夫，当时在韩山师院工作的一位心理学讲师，并自告奋勇带我登门求教。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曾师从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杨清的郑老师，了解我的状况后十分赞赏和支持，欢迎我随时造访请教。他当即为我开出了有关的书目，又到书房挑出了几本专业书交给我。这以后隔上一段时间，遇郑老师从韩师回汕头家中休息，我就上门讨教有关问题，并将借读的书还上，又带回老师挑出新的书刊。更难得的是老师先后多次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习作，有时一篇稿子就反复阅改了好几次。在郑老师的指导下，我先后写了《残疾青年内心世界》、《成人教育中的学习动机》等稿件在刊物上发表，有几篇被人民大学的内部刊物《心理学》收入，为市社会心理学会破格吸收为会员，是当时惟一的产业工人会员，1987年汕头社会心理学会召开年会，我提交了五篇论文。同上一位老师一样，郑老师给我的指导帮助也是不计任何报酬的友情行为。回想起来，我多次的上门，竟从未带过那怕是水果这样的小礼物。
传道授业，这是教师的职守所在。为人师表，以身体力行，做修养、道德、正义、操守的躬行者，这更是事业精神的写照，两位老师正是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红烛精神”，让我感怀至今。
（图片来自于网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