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熊：苦楝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殿后煞尾
文/郝加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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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纱车间有一个叫俞旦的，是文学爱好者，喜欢写诗。在北京培训班，他认识了在北京做建筑的M县人柴子枚，也喜欢写诗。1984年他们都先后回到了M县城，俞旦介绍柴子枚与米方长、李文浩认识了，他们一起喝酒、谈诗、争论、舞文弄墨。米方长还将那幅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字送给了柴子枚，他挂在了大学宿舍里作为自勉。1978年8月11月，《文汇报》整版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伤痕”这个词很快成为一个文学思潮的名称，卢新华也因此被视为“伤痕文学第一人”。也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思想解放的春风吹到了诗歌界。诗人北岛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民间诗歌刊物《今天》，这本刊物被视为中国朦胧诗的聚散地。那时候，全国青年追捧的诗人舒婷、顾城、芒克、江河等，都在《今天》上活跃创作。一时间，大家都在传抄和吟咏他们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全国创办或复刊了上百家诗刊。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感性情怀和理性批判的诗歌年代。在万物复苏大地回春之际，面对充满希望的明天，那些沉寂的诗人开始思考人生和憧憬理想。诗人的梦都在八十年代，关于理想，关于青春，关于爱情，读诗的时候，身边还会有妩媚羡慕的眼神。柴子枚、米方长他们边喝边聊，畅谈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海阔天空，几杯下肚，无所不谈，有若高山流水的默契和简单。他们一起诵读，一起讨论。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进而摔杯而起，不欢而散。过不久又聚在一起，上演下一幕的慷慨激昂，怒目而视。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他们逐渐萌生了出一本文学小册子（像北岛创办的《今天》那种）的想法。米方长负责编辑、李文浩负责刻印、俞旦负责印刷。最初的名字叫《带露折花》，取意鲁迅《朝花夕拾》序中的“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小册子主要是刊登他们4人写的作品。后来又更名为《草堂愤》，取意在俞旦家的草屋发愤努力。小册子大多就是在那草屋刻印、印刷和装订的。这个小册子印量有限，只是在一些熟悉的文友之间传阅，相互学习欣赏。柴子枚有一个同学叫杨正川，在厦门大学读书，他把小册子带到了大学。后来大学闹学，公安局发现了这些小册子，认为这是有组织有影响的宣传工具，一路追查，到了北京市M县公安局。这天，米方长刚下夜班，厂保卫科通知他去公安局政治处一趟。他莫名其妙，洗了澡，吃过早餐，慢悠悠来到了M县公安局。“今天找你来，一是核实一些情况，另一个我们聊聊天。你除了工作，都喜欢做什么？”谈到了他们的小册子，政治处的说：“你看你们的名字起得就不好，挺好的花儿折了，不爱惜花草呀。”米方长笑了，“不是这样理解，带露指的是新鲜，折花是写东西，就是在脑海中刚有一些新鲜的想法就写出来，有激情，有新鲜感”。“《草堂愤》更是有问题，小小的年纪哪来那么些愤怒？尤其是在敏感时期。”米方长更笑了，“这个愤字，不是愤怒的意思，是发愤、发愤图强的意思，指自己感觉不满足，努力地做。不信你查查字典。”政治处的当真拿来字典，一查，果然和米方长说的不差。“那篇李文浩写的《讲话与出汗》，明显是在讽刺你们领导，他非常生气！”“作为文学作品，是有评判标准的，但至少不应该望文生义。大多是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怎么能够对号入座呢？”谈话进行到了这里，政治处的也不得不佩服米方长的见识与辩才，加上自己的学识有限，还真的感到力不从心。“哪有什么组织呀，不过是我们几个臭味相投，在一起瞎玩罢了。”当时，柴子枚在校读大专，俞旦也经过复习考上劳教劳改学校，正在托人调档案提户口。“他们都忙，就我有空，大多是我做的。以后再问这些事，就直接找我好了。”这个时候，政治处的真的服了米方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一人都扛了，真够哥们的！不知不觉快接近中午，“今天就到这里，有什么需要了解的，还希望你配合”。他们边说边握手，政治处的还亲自把米方长送到了楼下，挥手道别。在厂院子里，章书记碰到了米方长，叮嘱到：“要把心思用到工作上，别总弄些邪门歪道，给厂子找麻烦！”【作者简介】郝加献，北京密云人，自由撰稿人。长期致力于文化散文的创作。长篇历史散文《旷世名园圆明园》荣获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大型征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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