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熊:苦楝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殿后煞尾
文/郝加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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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纱车间有一个叫俞旦的,是文学爱好者,喜欢写诗。在北京培训班,他认识了在北京做建筑的M县人柴子枚,也喜欢写诗。1984年他们都先后回到了M县城,俞旦介绍柴子枚与米方长、李文浩认识了,他们一起喝酒、谈诗、争论、舞文弄墨。米方长还将那幅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字送给了柴子枚,他挂在了大学宿舍里作为自勉。1978年8月11月,《文汇报》整版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伤痕”这个词很快成为一个文学思潮的名称,卢新华也因此被视为“伤痕文学第一人”。也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思想解放的春风吹到了诗歌界。诗人北岛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民间诗歌刊物《今天》,这本刊物被视为中国朦胧诗的聚散地。那时候,全国青年追捧的诗人舒婷、顾城、芒克、江河等,都在《今天》上活跃创作。一时间,大家都在传抄和吟咏他们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全国创办或复刊了上百家诗刊。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感性情怀和理性批判的诗歌年代。在万物复苏大地回春之际,面对充满希望的明天,那些沉寂的诗人开始思考人生和憧憬理想。诗人的梦都在八十年代,关于理想,关于青春,关于爱情,读诗的时候,身边还会有妩媚羡慕的眼神。柴子枚、米方长他们边喝边聊,畅谈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海阔天空,几杯下肚,无所不谈,有若高山流水的默契和简单。他们一起诵读,一起讨论。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进而摔杯而起,不欢而散。过不久又聚在一起,上演下一幕的慷慨激昂,怒目而视。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他们逐渐萌生了出一本文学小册子(像北岛创办的《今天》那种)的想法。米方长负责编辑、李文浩负责刻印、俞旦负责印刷。最初的名字叫《带露折花》,取意鲁迅《朝花夕拾》序中的“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小册子主要是刊登他们4人写的作品。后来又更名为《草堂愤》,取意在俞旦家的草屋发愤努力。小册子大多就是在那草屋刻印、印刷和装订的。这个小册子印量有限,只是在一些熟悉的文友之间传阅,相互学习欣赏。柴子枚有一个同学叫杨正川,在厦门大学读书,他把小册子带到了大学。后来大学闹学,公安局发现了这些小册子,认为这是有组织有影响的宣传工具,一路追查,到了北京市M县公安局。这天,米方长刚下夜班,厂保卫科通知他去公安局政治处一趟。他莫名其妙,洗了澡,吃过早餐,慢悠悠来到了M县公安局。“今天找你来,一是核实一些情况,另一个我们聊聊天。你除了工作,都喜欢做什么?”谈到了他们的小册子,政治处的说:“你看你们的名字起得就不好,挺好的花儿折了,不爱惜花草呀。”米方长笑了,“不是这样理解,带露指的是新鲜,折花是写东西,就是在脑海中刚有一些新鲜的想法就写出来,有激情,有新鲜感”。“《草堂愤》更是有问题,小小的年纪哪来那么些愤怒?尤其是在敏感时期。”米方长更笑了,“这个愤字,不是愤怒的意思,是发愤、发愤图强的意思,指自己感觉不满足,努力地做。不信你查查字典。”政治处的当真拿来字典,一查,果然和米方长说的不差。“那篇李文浩写的《讲话与出汗》,明显是在讽刺你们领导,他非常生气!”“作为文学作品,是有评判标准的,但至少不应该望文生义。大多是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怎么能够对号入座呢?”谈话进行到了这里,政治处的也不得不佩服米方长的见识与辩才,加上自己的学识有限,还真的感到力不从心。“哪有什么组织呀,不过是我们几个臭味相投,在一起瞎玩罢了。”当时,柴子枚在校读大专,俞旦也经过复习考上劳教劳改学校,正在托人调档案提户口。“他们都忙,就我有空,大多是我做的。以后再问这些事,就直接找我好了。”这个时候,政治处的真的服了米方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一人都扛了,真够哥们的!不知不觉快接近中午,“今天就到这里,有什么需要了解的,还希望你配合”。他们边说边握手,政治处的还亲自把米方长送到了楼下,挥手道别。在厂院子里,章书记碰到了米方长,叮嘱到:“要把心思用到工作上,别总弄些邪门歪道,给厂子找麻烦!”【作者简介】郝加献,北京密云人,自由撰稿人。长期致力于文化散文的创作。长篇历史散文《旷世名园圆明园》荣获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大型征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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