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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神慑控下的五瘟使者图像: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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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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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神慑控下的五瘟使者图像
泗州大圣驱五瘟中篇
老赵闲聊花钱中的抗疫大神系列2

老赵花钱艺术图像笔记二十六

作者 老赵

引子

上次我们阐述了五瘟使者的来龙去脉、身份转化的路径,以及社会团体对于信众的争取所导致的传播方式的嬗变。参见:泗州大圣驱五瘟上篇:老赵闲聊花钱中的抗疫大神系列1

同时,我们也阐述了五瘟使者艺术图像中的两类形式,其一,是对五瘟使者进行供奉的图像,主要是神仙绣像、瘟神主题民间纸马;比如

元代成书明代完本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五瘟使者 网络资料
民国北京五瘟圣众年画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网络资料

其二,是水陆画上的五瘟使者像。例如:

明代宝宁寺五瘟使者众水陆画 网络资料

明代水陆画五瘟使者  网络资料

在这两类五瘟使者图像中,制作者与供奉者,都对五瘟使者持有敬畏与供奉的态度,只是在第一类图像中,五瘟使者主要是官员打扮,而在水陆画中,五瘟使者普遍有禽兽的特征与具体持物。

上次我们通过图形结构与要素比对,从而揭示了花钱中存在着作为抗疫大神的泗州大圣。

在这个抗疫大神造型主题中,目前所见为两个品种,主题一致,布局一致,要素一致,最大的不同是,其一为泗州大圣在右,其二为泗州大神在左。其一如下图:

胡坚藏品

其二图中,泗州大圣在左,见下图:

滴水泉藏品

而在泗州大圣祛五瘟主题花钱中,那被驱逐的一群鬼,为什么不跟我们所列举的纸马也好、水陆画也罢的图像中所显示的那样,对于五瘟使者进行敬畏、供奉呢?而显示出一种作为做了坏事的邪鬼的鬼祟样呢?

泗州大圣花钱所体现的供养逻辑

其实,这个问题,上次我们在文中也涉及到了答案,那就是,针对瘟神这一个类别的危害,天地水三官大神给出了供养三官天神、诵念《三官经》的解决方案、真武大神给出了供养真武大神,诵念《真武经》的解决方案、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给出了供养天尊,诵念《玉枢经》的解决方案,天下都城隍给出了供养城隍神灵,诵念《城隍经》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面对芸芸众生,面对如此重大的全社会危机课题,各大神灵都发布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最后就看你选择信仰谁、供奉谁、诵念谁的经,采用谁家的禳解仪式了。

所以我们由此必须明了。这里存在一个供养人、被供养正神以及瘟神之间的三角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结构中,瘟神本身是鬼、是神并不重要,他的使命,就是造成大众的恐慌,从而使得大众更急切地去皈依到正神那里,从而早日实施供奉。所以,五瘟鬼,五瘟神,五瘟使者,在人类眼中,都是一样的。都只需要供奉各位正神就可以得到化解。人类要精心去面对去伺候的,只是正神本身,而已。这就是故事的内核。

在我们阐述泗州大圣驱瘟抗疫主题花钱中,他的结构并非是对危害自己的瘟神本身的崇拜,而是对驱瘟正神的礼拜,是供养人(花钱消费者)对正神的供养,目的就是通过正神去驱瘟控疫。而花钱上的正神,就是泗州大圣。在神仙譜一类的绣像或者民间纸马中,瘟神是独立被正视、供奉的主神,在水陆画中,五瘟使者是被等施供奉的神祗。他们的画面逻辑,都是瘟神——供养的二元关系,而不是正神——瘟神——供奉的三元结构。画像使用功能的区别,使得上述两类艺术图像中,五瘟使者没有像花钱上那样呈现出一种在正神管控下的慌乱感。而依然是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着了。

那么。艺术图像中有没有体现正神——瘟神——供养人三者关系逻辑的画面呢?有。

让我们先来看三幅特殊的驱瘟图像:

二、五瘟使者艺术图像史下编

1、明代陕西佳县白云观壁画五瘟使者
据明崇祯16年《白云山重建庙记》、清宣统二年《重修三清殿碑记》,宋代时陕西佳县白云山就有三清殿等建筑。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开始修建道观。
三清殿现存壁画110幅,多为明崇祯癸未年绘。真武大殿存有壁画77幅,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榆林名师叶孙长重绘。白云山白云观,大致创建于明万历年间,历年来不断兴建补葺,形成了以真武祖师殿为中心的庞大古建筑群。白云观有四座天门,中为过道,两侧为护法神殿。每一殿内(左右两厢)南北两壁皆存壁画,据胡春涛考订,头天门左厢南北两铺壁画中出现六次三眼怒目红须发披甲持剑的王灵官。
在左厢北壁,王灵官出现三次,组合成三个场景,左下角的王灵官跪对玉皇大帝,作禀报状。左上角的王灵官,左手举金砖,右手持剑,作追赶状。其斜下方巨石旁有兽面人身的形象五种,分别为马首人身、虎首人身、兔首人身、鸟首人身、牛首人身,作惊愕奔逃状。(见下图) 

这种在恶狠狠的正神王灵官威慑下狼奔豕突的五种禽兽首人身像,正是在元明佛寺水陆壁画中,在上文中被大家所熟悉的“五瘟使者”。

头天门左厢壁画“五瘟”具备五瘟使者的含义,而王灵官这里的使命在于管控瘟疫。《启请誓咒》中就有:手执五明降鬼扇,身披百衲伏魔衣常将铁鑵食加持,普济含灵皆得度。《灵官启请咒》中也有云:火车三五大雷公,受命三清降鬼祟治病驱邪如电闪,收瘟摄毒伏群魔

可见,王灵官本身就有降魔驱鬼、收瘟摄毒的使命与功能。也可见,王灵官也如泗州大圣一样,参与了对瘟疫信众的竞争序列。

底本出于明代《万历续道藏》的《火车王灵官真经》有云:遣吾救病者,病者即安宁。遣吾捉鬼者,摧破诸鬼营......遣吾治瘟者,瘟司即便降。遣吾奏帝者,玉帝准吾言。

可见,头天门左厢北壁三个场景连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领旨——除瘟——降龙,这三个场面正如“真经”中反映的:“遣吾上天界,朝奏玉皇尊,遣吾治瘟者,瘟司即便降。”

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白云观壁画上的五瘟,是与花钱中的泗州大神驱五瘟一样,都是一种“主神——五瘟——信众”的三角关系,也就是说在这里,信众供奉的不再是自己直接面对的绣像、纸马上的瘟神,而是驱瘟的正神,这种正神,可以是二郎,可以是普化天尊,可以是城隍,也可以是泗州大圣、现在也可以是真武大帝与王灵官。

大家也需要明白,王灵官祛五瘟,本身属于道家范畴。是道家在瘟疫困境中对信众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为信众提供的道家故事与路径。

2、北宋慈云寺塔五瘟使者图

2004年,赣州慈云寺塔发现了一件有明确纪年的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纸本设色经变画《瘟使供养图》,这份所谓的《瘟使供养图》,供养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五瘟使者。这是在维修宋代慈云寺塔时,在塔身第四层内壁暗龛中所发现一批文物中的一件。

经赣州市博物馆清理,共计书画经卷16件、木雕造像13件、泥塑造像6件、青白釉瓷观音像1件、铜佛像1件,共计37件整件,以及残破经文、纸绢彩画、各种零散构件400余件(片)。

其中有纪年文物3件,分别是开宝二年(969年)纸本写经《四分戒本》、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纸本设色经变画《瘟使供养图》和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飞天佛教版画(局部)》。据考古现场信息判断,该批文物应为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慈云寺塔建塔时埋藏入塔身的。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瘟使供养图》为纸本设色,长62.7厘米,宽34厘米,描绘“五方使者”礼拜“灵岩大圣”。画作上下留白,作本纸诗堂,上诗堂款:

“具下降日:正月六日、九日,二月五日、八日,三月三日、六日,四月廿五日、廿八日,五月廿四日、廿七日,六月廿三日、廿六日,七月廿三日、廿七日,八月廿七日、三十日,九月十七日、二十日,十月十三日、十六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五日,十二月十一日、十四日。右件使者下降之日,不得炼油,煮炙鱼肉,只宜烧香供养庆赞。讫。谨题。”

下诗堂款:“按《灵严大圣赞》云:昔有商人胡弘,家有九十余口染患瘟疾,写大圣真容供养,患人尽皆而起。缘于越中人民,悉皆敢仰,后傳于世,供养不绝。兼述大圣□帛先生经云:每月天符七十二行,瘟使下降之日,香茶供养,愿免瘟黄灾瘴,乞保平安。大中祥符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庚申,信受弟子徐熙及妻黄三娘家□收赎在家供养。”

题签散佚,仅存一个“苏”字,右侧五位使者,分别题为“北方使者”“西方使者”“中□使者”“东方使者”“南方使者”。

在北宋大中祥符六年《瘟使供养图》中,我们也可以明白,其中阐述一个叫胡弘的商人,家族90余口人染患瘟疫,因供养灵岩大圣痊愈,所以此信仰传之后世。这是在显示灵验,也是在瘟疫的重大人类困境面前,在争夺信众。

在本图像中,“五方使者”着青、红、白、黄、黑五色袍。似乎反应了五方的文化概念,五方使者在这里都是人形,也都拱手礼敬灵岩大圣。表示出了愿意接受约束的态度。

在五瘟使者的脚下,有四个罐状物,外加一个盒子,应该分别对应五个使者的分别物件,地上的函盒内就是使者所持的信符,信使传驿,为防止书信损坏,书信外面都加盒子包装,也是常态。信函是体现使者身份的物件,手持函件,加上其特定打扮,包括头上的帽巾装束,也都是使者的特有装扮。我们略举一例大家就明白了(见下图手持信符的年直使者)。

青龙寺壁画中持函年直使者 网络资料

在《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五瘟使者的打扮,就是标准的使者,唯一可惜的不是彩色,所以襆头所系的帽巾的红色,就不容易体现出来。见下图:

元刊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五瘟使者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明代毗卢寺水陆壁画中五瘟使者中头饰上强调的红帛要素。

以及明代河北怀安昭化寺壁画五瘟使者中的标准红巾使者形象,见下图。

明万历水陆画《阳间主病鬼王五瘟使者众像》中,更加明确鲜明,那就是个个都是红巾使者的形象。这无论形象还是色彩,都与北宋慈云寺塔出土的五瘟使者的使者形象完全契合了。见下图:

网络资料

关于符使的头饰,《道法会元》中存在一个神助攻。其中有赵公明的外貌和法器、坐骑的描写
次焚追鬼符一道,按日使一朱一墨,召追鬼将赵公明将军至。如符使状,红抹额。须臾追至,押入狱,自桥而度,便下锁诀,闭门。
可见,幞头外加红抹额,就是如“符使状”。虽然赵公明的常态是黄抹额。
宋《道子墨宝》中的“都督赵元帅” 就清楚地描摹了其形象(见下图)。赵公明头戴交脚幞头、着甲罩袍、长须髯、右手持铁鞭、左手牵铁索。

《道法会元》卷之二百六十二中,也有对酆都功曹使者二员王安、卢见外貌的描述:

红抹额,黄衣,手执骨朵,如直符状

由此可见,北宋慈云寺塔出土的 《五瘟使者》的交脚幞头外加红抹额的打扮,就是使者的标准打扮。如此做,就是为了表示他们是使者。

而五瘟使者的“使者”之号乃是道教神仙谱系中的官职名,在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就收录有绿衣使者孟六奇、衡山使者、飞天使者、九天使者、九天真王使者、高仙启天使者、游天使者等几有十六人之多。

而在慈云寺塔中的五瘟使者图中,他们脚边的四个壶状物,一种可能就是元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对“五瘟使者”执物中所描述的”五力士现于凌空三五丈于内,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裘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中的火壶。至于其他可能,我们在后面会专题阐述。

五瘟使者前三人执手示敬,后两人,一个执长扇,一个举手类似近人发誓,他们的古怪举动我们此后会详细阐述。

这种信众供奉瘟神免灾的逻辑在《正一殟司辟毒神灯仪》中更加明显,这是专门供奉瘟神的仪规,是道教的灯仪,有收摄瘟疫之效。任继愈曾经说:“人遭瘟疫,皆由人作恶而自召。信徒若燃灯供奉五方行瘟使者,则可收殟摄毒,保佑一家。”

这里的信息十分丰富。从图中题记文字可以知道,此图主题为瘟神供养画,左侧人物为灵严大圣,右侧五人为东、南、西、北、中“五方使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瘟使者”。从这样的构图模式,我们就更加理解,他的逻辑与泗州大圣花钱中的五瘟使者、以及真武殿中王灵官驱除五瘟使者的含义是一样的。他们同处在供养人——驱邪大神——五瘟使者三方的结构关系之中

五瘟使者是受到天命下凡为害人类的瘟神,瘟神固然马上就会为害人类,但是不等于所有人最后都会被害,因为这种为害,通过供养人特定的供养,是可以禳解的,谁先禳解,谁先登上方舟,得到救护,谁就能先行解脱,获得安全与康福。所以,能管控瘟使、收放自如,解脱人类的正神,才是这三者关系中的核心、资源控制者与救世主。而在这种艺术图像中,瘟使的作用被降低,弱化了,而变成为一种控制人类的收放自如的工具。你听话,你供奉我,都好说,如果你不听话,不信我,或者违反我的规则,那么,我就要放瘟咬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知道,北宋慈云寺塔出土的这件五瘟使者图,其供奉的核心本质,是灵严大圣。也就是下诗堂款所谓的“写大圣真容供养,患人尽皆而起”,“后傳于世,供养不绝”。所以本画的标题,应该是《灵岩大圣祛瘟图》

北宋时候的《灵岩大圣祛瘟图》在画面上的逻辑、结构与对应关系,与王灵官祛瘟壁画、与泗州大圣花钱完全一致。他们表现的,都是在正神威慑管控下的五瘟使者。而且,灵岩大圣与泗州大圣,在名称特征上,也完全耦合。

3、大理《张胜温梵像卷》中疑似的“泗州大圣驱瘟图”

大理国《张胜温梵像卷》之创作年代,约为南宋乾道八年——淳熙三年之间。在本卷中,有一部份是展现观音菩萨的各种形态。见下列图示:

其中有一组是救八难观音的组图,见下列图示: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方待夜班听君语

所谓的救八难观音,就是普门品观世音组图(毗近画面即是),也就是妙法莲华经中所叙述的人类遇见各种灾难的时候,口诵观音,可得解脱的解决方案集成逻辑。大致来说,妙法莲华经,是一经的总题。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一品之别目。

所以,在救八难观世音的旁边,就有榜题为“普门品观世音菩萨”的图象(见下图之中幅图像)。

在画面中,观世音主尊居中,左右二天女,下方阶层面面中,右侧为一风帽老僧,左侧为四个角色,一个示敬僧人,一个戴翼女子,两个戴翅怪鸟。四个角色与右侧打坐风帽老僧明显形成一种对峙关系,左侧一组角色在对右侧人物示敬。

看到这种风帽老僧的打扮,我们会不由地联想到泗州大圣。因为这虽然不是他独有的打扮,却是他最具视觉风格的经典扮相。那么,这里的风帽老人,是不是就是泗州大圣呢?左侧的鸟怪,是不是我们最近比较所热衷的鸟嘴兽头的五瘟使者呢?左边的僧人, 是不是泗州大圣的协侍诸如宝志、万回和尚之类呢?

胡坚藏品


也许有人会说,在观世音菩萨的主尊下方阶层画面中,假设存在泗州大圣驱众邪的图像组合,也符合逻辑,因为泗州大圣本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此其一;

同时,我们似乎也可以合理推想,由于在同一长卷的画面中已经有了地藏菩萨画像,类似泗州大圣打扮的地藏菩萨,已经持有了禅杖,所以本就一直与地藏形象形成混淆的泗州大圣,作为一个次级的神灵,他自然就不能再像地藏一样也去举着本应该持有的禅杖,而需要与主尊地藏菩萨的打扮形成一定的距离与差异性。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此其二。

那么。观音菩萨下方阶层中披风帽的僧人,到底是不是泗州大圣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正本清源,重温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正经文本的内容:《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原文见《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其中有云: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 还著于本人!

或遇恶罗刹, 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 时悉不敢害!......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本图中的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像下阶图像的含义,非常可能实际上蕴含着两个逻辑图象关系,第一,画面非常可能就是观音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的体现因为画面左侧的僧人,就明显代表着比丘僧,所以观世音面对比丘僧的时候,就对应地去现化为比丘老者的形象而为之说法。我们来看下同类画面的呈现。

敦煌遗书《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清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但是,本画面中,还有第二个逻辑关系的存在,因为在上图之中,不仅存在“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的逻辑,也就是风帽僧人对于僧人的现化说法的关系,还存在风帽僧人对于妖形怪状人物的说法线索。而这,却显然是“或遇恶罗刹, 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 时悉不敢害!”内容的体现。我们看下下图中用以表达恶罗刹, 毒龙诸鬼的角色,与上图中三个鸟嘴长翅的鬼怪完全一样,就可以明白了。

清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敦煌遗书《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敦煌遗书《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所以,大理国《张胜温梵像卷》中的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主题画面的下阶层画像中,就非常可能是一个根据经文含义而形成的组合图。
所以,在左侧与比丘僧同列的几个怪物,也正是”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中的夜叉罗刹诸恶鬼。
至于用怪鸟形去表现病魔恶鬼,不仅是古代图像表达的偏好,同时在本长卷中,也有例证。下图,专家解读为“救诸疾病观世音”,画面中,菩萨下方阶层,右为明王,一面四臂,面三目,身赤色。左为鬼怪,人面鸟喙,身蓝色。

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在救诸疾病观世音主题画面中,观音主尊下方阶层中,右为观音救病的化现明王,左侧为鸟喙蓝身的鬼怪,也就是疾病的象征。当然,蓝色往往表示瘟疫,这自然也不绝对。
我们由此又可以明白,在上图画面的结构逻辑中,观世音救病就灾,下方阶层中,右边为观音化现,左边为妖孽,那么,在普门品观世音画像中,同样是观世音救难的主题,同样下层有对应角色,那么作为观音化现的类似泗州大圣的比丘相,岂不正处在另一图中观音化现明王的位置,而处在左侧的夜叉罗刹,自然就是包括病害在内的诸妖邪了。

比丘僧旁边三个带翅鬼神,既然是诸恶鬼,夜叉罗刹,那就也应该包含瘟神在内的各种病魔妖邪。而在五瘟使者中,也频频可见鸟嘴带翅妖怪,其中的关联性与缘由,也是存在的。

《夷坚甲志卷十九》有“飞天夜叉”条:赵清宪丞相挺之夫人郭氏之侄郭大.以盛夏往青社外邑.乘月以行.中路马惊.鞭策不肯进.左顾瓜田中一物高丈余.形如蝙蝠.头如驴.两翅如席.一爪踞地.一爪握瓜食之.目光烂然.郭丧胆.回马疾驰.数十步间.反顾犹未去.他日入神祠.见壁画飞天夜叉.盖其物也.

高丈余,形如蝙蝠,头如驴,有两翅,具双爪,由此可窥宋代社会对飞天夜叉形态的理解。

在同卷的地藏王菩萨主题画卷中,地藏王主尊下的两个次尊,就是地藏王菩萨的两种化身(见下图),而地藏王菩萨的化身所处的位置,正是疑似泗州大圣所处的位置,既然主尊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在该处位置,那么同样位于该处位置的风帽老人,既然就是观世音主尊的对应化身,那么他是否可能是同为观音化身的同样风帽打扮的泗州大圣呢?非常值得探索。

南无地藏菩萨

主尊地藏菩萨的两种化现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图中右侧的风帽比丘,正是观世音的化现,而具有同样形态的泗州大圣,也同样是观世音的化现。这其中理应存在着因果与演变的脉络。
同时,至少,这种观音化现去降服妖魔的画面结构,也正与正神威慑五瘟的图像结构与逻辑契合。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按照画面主尊分别在左在右不同的结构进行分类比对:

第一类,胡坚泗州大圣花钱所代表的主尊在右的图形:

胡坚藏品

观世音化身比丘驱除夜叉罗刹诸鬼

观世音化身明王驱除诸病恶鬼

第二类,周玺泗州大圣花钱所代表的主尊在左的图形:

滴水泉藏品

北宋慈云寺塔出土五瘟使者图

明代王灵官驱五瘟图

由此可知,五瘟使者存在着大体两种图像调性,一种是对五瘟使者的直接供奉,一种则是通过供奉正神,由正神去管控五瘟使者。而泗州大圣花钱所体现的泗洲大圣——五瘟使者——供养人三者的关系,就鲜明地佐证了泗洲大圣花钱正是属于五瘟使者第二种的图像类别范畴。就算在普门品观世音图像中,也是需要信众信奉观音,从而依靠观音的化现诸如明王、风帽比丘(泗州大圣),从而去慑服包含瘟神在内的罗刹夜叉诸恶鬼。其逻辑完全一致。就像真武去派王灵官去驱除五瘟一样。

此前我们也充分阐述过,瘟神与瘟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从泗洲大圣花钱上五瘟呈现的贬义的形态,我们也可以不用五瘟使者这样光鲜的称呼,而索性称其为五瘟了事。

所以,泗州大圣花钱的名称,我们就称为“泗州大圣驱五瘟”。而不去落实这个五瘟,到底是使者,还是邪鬼了。

泗州大圣的主题花钱,通过我们的阐述,日渐露出了祛五瘟的内涵,但是,光是靠艺术图像的类比,只能证明泗州大圣所慑服的是五瘟,但是如何去证明泗州大圣为何也能驱五瘟,假设缺乏史料意义上的支撑,也有自身的脆弱性,那么,泗州大圣主持参与抗疫祛瘟,有没有史料意义上的文本支持呢?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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