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即将消失的村落文化
地处西弥公路神禾原段皇甫大坡之上，西邻皇甫村，北与小江村、岳村、西樊村接壤。顺十字路西行，村边有著名作家柳青之墓，再行不到l000米，即是常宁宫。2010年，有4个村民小组，338户，1412人，耕地1310亩。其中，河下410亩，塬上900亩。原兴盛坊自东向西由北村小堡予(后归皇甫三组)、下场、堡子、砭里5个自然村组成。北村东边有一深沟，称“死娃沟”。新中国成立前，妇女生娃十有八九不成，这条沟就成了村里人葬埋亲生骨肉的场所。
原名兴盛坊，又称冯家堡子。以前属皇甫村，老皇甫村当时称“十里皇甫”，人云城南第一大村。
系咸宁县管辖，故当地流传“七家半”之说。这七家半即指铧角堡(埝湾)、郭什坊、兴盛坊、三牌坊、梨园坊(关老门)、罗家湾、高家湾、鱼包头王堡子(半家)(因鱼鲍头村中王堡子以西有一条南北向的沟，1914年前为咸宁、长安两县的界畔，长安治西，咸宁治东。王堡子便归皇甫村，称其为半家)。过去一直视为一家人一般。耍社火，必要游转。
石砭峪淌出的滈水从脚底下西流。军营操场(昔日黄埔七分校驻地，今日四O一部队教导队、修理所驻地)、绿野鱼塘、村落果园尽收眼底。
据《咸宁长安县续志》载，该村建于隋。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记载着皇甫有三社，即指皇甫村三大坊，兴盛坊属三大坊之一。传说兴盛坊因古时作坊兴盛而得名。冯家原有染坊、油坊，董姓有粉坊、豆腐坊、香坊、酒坊。至今仍有人称北门外东北角为“油坊壳朗子”。
新中国成立前堡子有老爷庙，北门外有马王庙，下场有菩萨庙，北村有土地庙、石佛庙、天帝庙，村西有汤房庙，四时香火不断。石佛庙1943年因七分校拆木料被毁。两尊石佛分别被皇甫村和岳村人拉走。
皇甫石佛几经辗转，20世纪90年代供于柳青墓南半塬新盖的“石婆庙”，其余各庙或毁于战火，或毁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期。
原居董、张、冯三大姓户，以董姓户最大。下场的张、冯、董户均为堡子迁居户，北村董姓几乎占90％以上，且在董姓中辈分居高。现皇甫村、胜利村、石砭峪的董姓均是兴盛人。
该村堡子东、北有两道城墙和堡门，西、南为崖。堡子里面的井，大都有通向村外的高窑，以防土匪抢劫伤人。村西的西弥公路是终南山至西安城的交通要道。1935年，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退驻王曲，建军官训练团，为方便交通，扩修此路，西边植洋槐树。后胡宗南改建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简称第七分校)，并在西弥路、兴盛村口十字路南两边建有八九米高的砖灰结构的四樽门墩，两大两小，粉白一色，十分气魄。中间两墩上横跨一拱形门楣，上塑金色楷书“黄埔村”(1964年本村三队迁汤房庙马房于北门外时，因砖料不足拆除)。
兴盛坊堡子，冯家占了巷西半边。这冯家与原居的冯家并非一族，相传为明代山西人，在西安做生意，发了财，于是在神禾原、王曲川置田产2000余亩，在堡子西边建南北二院，南为花苑，北为宅居。
至今，谁若坐享清福，就有人说她“你咋坐北院了!”相传古有“女人足不出户”之说，冯家依塬头垒土筑山，建南院，供自家女人休闲游玩。西安城方圆百里凡朝拜南五台的香客，路经此地，必要先看一番冯家的山。长安遂有“冯家的山(兴盛坊)，杨家的房(王曲)，郭家的银子拿斗量(马厂)，芦家的骡子比车长(杜曲)”的民谣。兴盛坊因此也有人叫“冯家堡子”。此山与北院在“跑白狼”(民国初年的河南农民起义，其领袖为白朗，人称“白狼”)时被烧了个精光。
长安解放时，冯家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国共争相抢占塬头的制高点。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曾在山上挖战壕打击南逃的胡宗南残部。其中就有北村的机枪手董廷惠。新中国成立后，冯家山被农业社取土殆尽，奇石也随之离散，如今村南尚有2米见方，高近3米的巨型奇石矗立塬头。堡子人家门首墙角，随处可见冯家山的奇石。沿西弥公路兴盛大坡北面崖畔，现在仍能看到冯家山建筑的遗迹。至今人们仍称堡子南头底下那一片地为“山下”。
相传汉武帝时，在王曲川建离宫“御宿苑”，此地为皇家狩猎游玩之处，园内不得凡人入住。皇甫三大坊之一的兴盛坊，除供皇家部分御食之物外，还担负为迎驾娱乐杂耍的秧歌表演。旧时有“兴盛的秧歌，郭什坊的家伙(敲锣鼓)，关老门的社乐”之说。据村中的老人讲，兴盛耍秧歌渊源流长。民国年
间多次进省城城隍庙表演，新中国成立后又应邀到易俗社火烧壁献艺。易俗社社长还赠剧装给秧歌队。
最后一次耍秧歌是在困难时期的1963年农历正月，当时胜利大队10个队的民兵维持秩序，观众达万人之多。
兴盛村堡子曾出过一个十里八乡难得的秀才，这就是城南有名的“冷先生”，姓董，名廷廉。曾坐馆皇甫里大庙教书，教书之余还给人看病，但分文不取。因说话耿直故称。村里人没有人不怕这“冷先生”，连县老爷也让他三分。县上的差人派差催税都怕到皇甫来，稍不慎，威过了头，先生喝一声，就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人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先生在世时曾说过：“这大庙前头以后房要盖满，这河滩滩的石头也能卖钱。”当时人们不以为然，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砸石子，捡石子时，村里老人想起冷先生的话，无不叫绝。先生喜欢字，不单自己写，民国20年（1931），为纪念其母过世，还请了一位先生在自己家写屏，半年多才写完。传说，先生的书作就装了好几箱子。后来家道败落，散失殆尽。
至今老人还说：“这堡子，冯家地多，董家势火，咸宁出了个冷秀才，皇甫红了半个村和寨。”
兴盛村有新中国成立初期长安第一批中共党员董醒悟(别号“董政策”)、董廷俭、董及善、董及贤、董士余、张生让、冯兆林等以及后来当选陕西省首届妇女代表的郝贵侠。村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长安土地改革的先锋，成立长安最早的农会，时任省主席马明芳，县长张方海、李浩都多次到农会指导土地改革。后来的县委副书记、著名作家柳青也经常到村走访指导。董醒悟为首任农会主任，后任第十乡乡长。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长安县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陕西省首届农民代表。当时人们看到那盖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四方朱红大印和草书“周恩来”的任命通知书时，无不感到自豪。当时驻村工作队的西北文艺工作团团长白龙，还将村子土改斗争的故事编成戏剧《保卫村政权》在西北公演，后又绘成连环画发行。
20世纪60年代初，兴盛村有王曲公社最早的电碾、电磨。人都说兴盛有个鬼推磨，争相观看。后来又购置了万能磨子，人称“一罗打到底”。1968年春，王曲供销社的徐孝义主任以及杨双喜、杨兴旺和董醒悟商讨发展农副业产业，商定由三队提供厂房、工人，供销社出资购设备，在三队队长冯兆林的带领下，在北场盖了10间大瓦房，建起长安有名的草帽厂。农民积极采集麦秸、掐帽辫，变废为宝，打破仅仅靠卖鸡蛋维持日用资费的贫困局面，使农村的妇女也能穿上“的确良”，半个长安的人都赶来卖帽辫。长安草帽还为国家换回了大量外汇，在当时每年两度的广交会上，长安草帽成为出口商品的亮点。也正是草帽厂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范例，还为很多年轻人搭建了“跳农门”的跳板，有十多位年轻人有幸成为王曲供销社的职工。正是由于兴盛人观念先进，吸引了后来的乡拖拉机站、乡机械厂、木器厂、服装厂、皮鞋厂和县社联办的淀粉厂到制革厂、福利彩印厂、食品厂先后落户。
很早就有私塾，1935年建起兴盛坊初级小学，在方圆几十里，乃至当时的王曲乡，也算得上是成立最早的学校之一。21世纪，由于生源减少，长安区开始实行合校并点，学生划归皇甫小学就读。
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有学识的人才。诸如董正富，陕西省神木县副县长，陕西省煤炭厅工程师；王觐锋，笔名峰渊，宁夏银南地委秘书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董增武，《陕西农业》杂志社社长；董涛，广电部724台台长、总工程师、广电部2005年度“十佳青年”；张旭耀，陕西省重型汽车制造厂副厂长；董增权，大庆油田某矿区党委书记；董康田，水电部西安热工研究院锅炉研究所所长，全国热工研究委员会委员。
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二队人家家户户做起粽子生意。北村的瓦工，走汉中，闯西安，带出一大批手艺精湛、吃苦耐劳的建筑队伍。堡子人、砭里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装修的，西安、韦曲打工的，买车跑旅游的，搞运输的等。家家都盖起新楼房，昔日的北门已成为新村的南头了。曾任政协长安区委员的董焕计之弟、台湾台北民航局长董焕喜和担任国际柔道、国术裁判的董焕功经常关心家乡建设。
2006年，村中通往马厂、常宁宫的那条东西主干道变成水泥路，通往住户的巷道也成了水泥路。2009年进行电网低压改造，傍晚街道路灯通明。在村北打了一眼200多米深的井，千年旱塬吃水难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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