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诺贝尔奖归属至此全部落定。
当地时间10月12日，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揭晓，美国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和罗伯特·B·威尔逊（Robert B.Wilson）获奖，原因是他们改进了拍卖理论，发明了新拍卖形式。
没有任何贬低两位获奖者的意思，但不得不说，这个结果让许多参与预测的热心专家备感意外。
鉴于今年的奖项颁发于疫情大流行和全球经济衰退交织的背景下，此前有外媒预测，瑞典皇家科学院很有可能选择一位专注于健康领域的经济学家。除此之外，专注研究不平等、经济心理学、女性劳动力等领域的几位经济学家也在夺奖热门名单中。还有人猜测，凭借《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备受关注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也有相当强的竞争力。
最终威尔逊、米尔格罗姆师生“中标”。“博弈论再一次获奖”，经济学者马光远评论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又爆冷门。在马光远看来，全球至少有50位经济学家都有资格获得诺奖，候选人实在太多了。
有数据显示，诺奖“延迟奖励”——学者们获得成就和被认可的时间间隔正在越来越长。换句话说，被嘉奖的成就因此看起来越来越“古老”。
“诺贝尔奖的价值正在逐年减少。”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恩（Tyler Cowen）的评论代表了一种看法，“这些奖项不再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或勾起太大的悬念。”
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重新认识一下拍卖理论。
如今被应用到各个经济领域的“拍卖”规则，并非一开始就是我们今天认知中的模式。
拍卖是一种出售珍贵商品的古老机制，是基于不对称信息的竞价，来寻找价格。
历史上，有几种拍卖形式曾占主导地位。英国式拍卖，是提高报价，直到剩下唯一的赢家。荷兰式拍卖，是先设定较高的开盘价，逐渐降价，直到找到投标者为止。1960年代，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完善了所谓的“拍卖理论”，他运用博弈论评估竞标者的最佳策略，并研究了不同拍卖形式的收益和效率属性。他因此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奖。
苏富比拍卖《追忆逝水年华》珍本。
但是维克瑞涉及的案例相对狭窄，每个竞标者对所售商品的估价与其他竞标者的估价无关。
根据诺奖委员会的评语，威尔逊是给共同价值物品（common value）拍卖“建立起框架”的第一人，米尔格罗姆则提出了一种理论来处理共同价值和私人价值的混合问题。“两位学者的理论在过去五十年加深了人们对拍卖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解。”
两人“最著名的贡献”，莫过于1994年他们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设计新的拍卖规则，出售无线电频谱。此前，FCC采用行政听证会或随机抽签的方式，导致利益相关者大量的游说行为。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提出了一种新格式，“同时多轮拍卖（SMRA）”，从低价开始，并允许重复投标。1994年，FCC第一次使用竞拍方式出售十张无线许可证，收益6.17亿美元，同年12月再出售99张宽频个人通讯服务许可证，收益达到70亿美元。
此前，政府在频谱分配中几乎得不到任何收益。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此种竞拍机制，被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来分配自然资源或出售电力。斯坦福大学校报称，全球采用此种竞拍方式分配的许可证价值，已达1000亿美元。
诺奖委员会主席彼得·弗雷德里克森（Peter Fredriksson）称，“他们的发现对社会大有裨益，”从基础理论开始，将其结果应用于实际，而这种应用已遍及全球。
与典型的理论学者相比，他们更沉迷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米尔格罗姆为时代华纳和康卡斯特等电信公司2006年参与无线电频谱拍卖提供了咨询，为客户节省了超过10亿美元。2009年，他还参与创立了一家拍卖公司，为有意经营和竞标拍卖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针对新冠疫情，米尔格罗姆指出在大流行危机初期呼吸器分配的混乱，各州互相竞争，哄抬价格，而不是扩大供应。“这说明了市场规则的重要性。我们要做的，是试图考虑系统的所有方面——竞争，分销，解决复杂的难题。”
他们最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快“5G”无线技术的部署。推动高速无线网络的障碍之一，就是如何重新分配当前未利用的、有限的无线电频谱。
在《经济学人》看来，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工作体现了经济学作为工程学的缩影，而他们则是经济学家工程师的化身。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恩（Tyler Cowen）提出了一个“异端”观察：诺贝尔奖的价值正在逐年减少。而且，这些奖项不再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或勾起太大的悬念。
他所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9年首次颁发，到了1970年代后期，获奖者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已经基本囊括了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
哈耶克曾表示，不应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后来的诺奖得主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被要求推测经济学将如何变化时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路途上的真正考验，不仅是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理解，更在于这些知识应用到微观经济运作的实际问题上，能发挥多大作用。”
在《经济学人》看来，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的工作体现了经济学作为工程学的缩影，而他们则是经济学家工程师的化身。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次表彰“机制设计”，即用经济原理设计市场机制，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当然，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工作都有重要价值。
经济，经济，经时济世。国内的经济学界，有人甚至对诺奖经济学家提出了更高的期许。工银国际两位经济学家程实、钱智俊在财新发表专栏称，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大疫之世的半副药方。“他们的学术成果表明，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设计，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宏观经济的变革；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学有望对社会发展做出更丰富的贡献。”
不过在乔治·梅森看来，随着获奖者人数的增加，这个奖项的特殊性也随之降低。
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个现象。诺奖奖励的科学发现成果，越来越“古老”。
《经济学人》提出一个观点，科学进步或许在放慢脚步，迫使各奖项的委员会对值得提名的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关于奖励滞后现象越来越明显的理论很多，人类预期寿命的增加是一个因素。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诺贝尔奖是为发现新理论而颁发的，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复杂的理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得到证明。
佛罗伦萨大学、芬兰阿尔托大学和贝尔格莱德大学研究人员汇编的数据表明，“延迟奖励”现在通常跨越数十年。过去一个世纪，物理学的平均延迟时间从10年增加到30多年。英国科学家彼得·希格斯预测玻色子的存在之后，过了49年拿到诺奖（2013年）。今年获奖的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1965年就发表了那篇开创性论文，用数学来证明黑洞是相对论的必然结果。55年后，89岁高龄的罗杰爵士因此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彭罗斯与雷因哈德·根泽尔（Reinhard Genzel）、安德里亚·格兹（Andrea Ghez）一起因黑洞研究获奖
在化学领域，平均延迟时间在过去100年中大约增加了一倍。
独立经济学者马光远热衷于猜测每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在他看来，经济学殿堂里大师级人物云集，全球至少有50人都有资格获得诺奖。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预测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坚持预测一个人，一直到他得奖。”坚持预测保罗.罗默7年，他终于在2018年获奖。
在泰勒·科恩看来，还有其他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减少了诺奖的影响力。比如，一些大家在社交网络的不适言论令其公信力下降。今年和平奖授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看上去并非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有知名智库调研显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效率在40个机构中垫底。再比如，鲍勃·迪伦几年前获奖时未到场领奖，今年文学奖获得者的消息只登在了纽约时报第21版。
但也许诺贝尔对此并不在意，至少诺贝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尔斯·海肯斯滕这样认为。他曾表示，“诺贝尔想做的不只是奖励一些人，他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近120年的时间里，诺奖证明了人类具备找到重大解决方案的能力。”
诺奖的这一职责仍在履行，不过进行更贴近时代的规则改进，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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