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张可久，便是“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这句小曲。诗意唯美，清丽隽永，勾勒出一幅如梦如幻的山居图卷，让人禁不住为之赞叹。
松香袅袅，如翠云轻绕；春泉泠泠，似玉珠落盘；茶韵悠悠，若仙子轻吟。在这方寸之地，时光仿佛一瞬间凝固，尘世的喧嚣渐行渐远。
反复吟咏中，笔者对作者的生平充满了好奇。不知是何等人物，能以寥寥数语，绘就出这般令人心驰神往的山居生活？
张可久（约1279——约1354），字小山，庆元（今浙江宁波）人。他是元代著名散曲家，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隐者。
他专致于散曲创作，尤擅小令，与卢挚、贯云石等人常相唱和。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小山乐府》《吴盐》等散曲集。
在中国散曲史上，张可久以其作品之丰、成就之卓，独步曲坛。据《全元散曲》所辑，计有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套，成为元代散曲作家中著作流传最广者。
明人李开先赞誉他为“词中仙才”，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中有李杜”。
我们在品读张可久的散曲时，能够领略到凄婉之美、悠远之情、清雅之风、蕴藉之韵，感受到那份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
与曲坛上的显赫声名相反，张可久的生平事迹如同隐匿于时光深处的幽兰鲜为人知。然而，穿越时光的迷雾，我们依稀可见那身影，从历史的长河中缓缓地走来。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饱读诗书。“忆淮阴年少，灭楚为帅，气昂昂汉坛三拜”，少年时的他刻苦学习，博闻广记，聪明过人，从小就承继了传统儒士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
青年时，他显露出过人的才华。约二十岁左右，为延揽声誉，求得进身之阶，张可久怀揣着对仕途的渴望，离开家门开始游历。
他投书于仕宦权贵之门，广交文士名流，以期铺开自己的青云之路。
作为一名深具传统气质的文人，张可久不知疲倦地辗转奔波，和当时许多有名的官员和学士交游唱和，游山玩水，流连于酒筵歌席。
可是，命运却未能眷顾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为求取功名，他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换来的是仕途的无望和经济的困窘。
待千金散尽，貂裘破敝，归来的是一个满身风尘、满怀落寞的失意者。张可久纵有万般无奈和心酸，都只能凝于笔尖，记录下一个文人的坎坷与悲辛。
只可叹，他生逢异族统治的元朝，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占统治地位的独特朝代。
自蒙古族入主中原，不但科举被取消，法律还明文规定“人分四等”，汉人、南人居于蒙古人、色目人之下。
南人就是指最后被元朝所灭亡的南宋统治的南方汉族与其他民族。当时就指江浙、湖广、江西等省的各民族人民。他们的待遇最低，备受歧视，处于最下等。
伴随着宋元王朝的更迭，科举制度还一度陷入沉寂。在中国北方，科举的停摆更是长达七十九年。这段停滞的空白期，是饱学之士们一段漫长而无望的等待。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的一纸诏书重新点亮科举的灯火，为士子们燃起新的希望与机遇。
张可久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怀着满腔的豪情和热切的期待。当梦想即将照进现实，他无比激动的用文字抒发着内心的振奋和喜悦：“翰林风月多进才，满袖春风下玉阶，执金鞭跨马离朝外，插金花坠帽歪，气昂昂胸卷江淮。昨日在十年窗下，今日在三公位排，读书人真实高哉。”
他赶上了科举，结果显然是败了。因为元朝的科举在合格人数、考试标准等方面，带有民族歧视色彩，对待蒙古人和汉人大有差别。另外，还规定政府和各级官吏的首要官职不能由汉人南人担任。
广大南人士子纵然满腹诗书，终究被间接拒之于科举大门以外。张可久恰属于最受歧视的“南人”身份，在《殿前欢·客中》一曲中，他将内心深处的悲愤与不甘流泻于笔端：
望长安，前程渺渺鬓斑斑。
南来北往随征雁，行路艰难。
青泥小剑关，红叶湓江岸，白草连云栈。
功名半纸，风雪千山。
岁月无情，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染霜。这些年，他像一只疲惫的征雁南来北往，四处迁徙。一路的艰难险阻，印刻着漂泊的足迹，无情的风霜，催老了客子的容颜。
为求得个半纸功名，不得不奔走于风雪千山。张可久毫无保留地表露了半生奔波的辛酸与心底的隐痛。
这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感慨，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处境的写照。科举的复兴，让他们的“用世”之心有所萌动，现实的境遇又让他们体会到心被撕碎的悲冷。
到头来，功名不过梦一场。元代法制根本没有专供儒户的仕进之路，知识分子是被边缘化的。“半纸虚名，十载功夫”，愤激不平的喟叹，道尽了他们无声的控诉与悲哀。
仕途的挫折与磨难，渐渐消退了张可久昔日的雄心。为缓解心理的压抑与沉重的负担，他自然地转向了一条历代失意文人所走过的路——归隐。
像那些前贤一样，他于青山绿水间，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将理想与抱负寄托于大自然的山川湖泊之中。
早年颠沛流离的张可久，崇尚曾在杭为官的苏轼，钦羡隐居西湖的林逋。他视杭州为精神的故乡，故把杭州选为定居地，生活渐趋稳定。
他留恋杭州的湖光山色，梅香塔影。杭州西湖，也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他写下很多西湖的散曲作品，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普天乐·西湖即事》是他夜游西湖时即兴的佳作：
蕊珠宫，蓬莱洞。
青松影里，红藕香中。
千机云锦重，一片银河冻。
缥缈佳人双飞凤，紫箫寒月满长空。
阑干晚风，菱歌上下，渔火西东。
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书剑飘零，浮云无定，怎能不唤起张可久心底对归隐田园的渴望呢？他向往的生活，是放情烟霞、诗酒自娱般的恬淡欢愉。他喜欢的隐居之所，是一处幽静古朴、无车马之喧嚣的宁静之地。
如今他寓居西湖边，有“万卷”书读之不尽，“松花”“春水”取之不竭，平日里饮酒作诗，读书品茶，如此雅事足以慰藉悠悠岁月。
在这片栖息之地，他那颗饱经沧桑的心得以放下世俗的负累，享受到难得的清净与自在。就像他在《人月圆·山中书事》一曲中说的那样：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
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
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此曲浅近质朴，写得尤为精巧，感情由浓至淡，由激愤至平静。
朝代更迭，盛衰无常，英雄荣辱，皆若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滚滚长江，东逝不返，历史的长河中，一切繁华终将归于尘土。
昔日孔子的儒家风范，吴王的雄图霸业，楚庙的江山社稷，如今安在哉？唯留古木参天，蔓草荒芜，寒鸦数点，诉说着世事的无常与岁月的沧桑。
一个“倦”字，凝聚了张可久多少岁月的风尘奔波之苦，暗藏了多少落拓不遇的郁郁之怨。这些年，他定是饱经了世态的炎凉，人心的无常，才终于勘破了尘世的虚妄，对这纷扰的风尘生出了深深的厌倦。
在杭州这个风月之地，于美丽的西湖之畔，得与刘致、贯云石等官宦名流相交，张可久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逍遥自在的岁月。
这段时光里，他的散曲创作水平日臻成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日渐攀升。醒来明月，醉后清风。于山水田园中寻觅灵感，随情自适，一时间，张可久似乎体验到文人诗意的栖居。
然而，正当他沉醉于创作的欢愉之时，灵魂深处对于功名未竟的遗憾和人生失意的感伤，不时地刺痛着他的神经。
尽管他的名声日益显赫，但这并未给他带来仕途上的实质性转机。安逸舒适的隐居生活背后，仍旧暗藏着难以言说的苦闷。
“小山以儒家读书万卷，四十犹未遇”，四十多岁以前，张可久还未走上入仕之路。直到元延祐七年（1320），已过不惑的他经文友推荐，离开杭州前往绍兴，担任绍兴路吏，后又到浙西衢州任路吏。
像张可久这样的儒生，未能由科举入仕，转而充任胥使，往往是他们后半生的普遍归宿。
元统元年（1333），他离开衢州，在短暂地过了一段或隐或吏的生活后，再次回到杭州居住。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再次离开杭州，又相继担任婺州路吏、桐庐典史、新安松源监税等职，直至70岁时，还任昆山幕僚。
二十年间，他奔波于吏途，时吏时隐，对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盘剥百姓的丑态早已深恶痛绝。虽然年事已高，但为了生计，不得不一次次仰人鼻息，直至亡故异乡。
儒家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纵观张可久的一生，他一直徘徊在仕与隐之间，一生怀才不遇、沉滞下僚，终不能一展怀抱。
在儒、道思想共存下，人生时常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困境。他的一生是悲剧的，就像没有道别仪式的剧目一般，在无声中悄然谢幕。
在冷落苍凉的人生基调上，张可久的仕途之路毫无波澜。正如其自道“十年落魄江滨客，几度雷轰荐福碑，男儿未遇暗伤怀”。
张可久的人生经历可叹可泣，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既不能率性洒脱地归隐田园，又无法真正融入官场，进退失据，左右为难。这种内心的冲突与彷徨，正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
元代，是文人心灵遭受重创的时代。元曲，是文人悲剧的写照。那些散曲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们的精神风貌和心中的苦痛挣扎。
张可久笔下那种深婉恬静、疏放优美的意境，实则是他用以抒发郁结、排解愤懑之情的重要途径。读他的散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矛盾与痛苦，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情。
然而，正是在绝望的熔炉中经受过的精神淬炼，锻造了张可久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今天，当我们在低回中吟咏这些散曲时，不仅能体会到他的哀愁与思索，更能从中汲取坚韧与智慧的力量。
作者：溪月，喜爱诗词，愿用厚重作纸，清淡作笔，书写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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