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总理诞辰124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周恩来总理。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经这样评价周总理：“他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有着极大的自我克制力，而且很敏锐，能忍耐，有远见。”
确实，周总理以其博大的胸怀、卓越的能力、完美的品质，赢得了全世界人的尊敬与爱戴，有人评价说：“中华民族那些最好的美德，都在周恩来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周总理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
周总理的“大仁”
何为“仁”？儒家说：“仁者，爱人也。”墨家说：“仁者，仁爱也。”
古往今来，具备“仁”的人很多，但如果说到“大仁”，能做到的就不是那么多了。
所谓“大仁”，就是在“仁”的基础上，具备广阔的历史视野与现实深度，对更广泛的人群拥有仁心。
周总理的“大仁”，就体现在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两弹一星”工程上。
二战末期，美国第一次在日本使用了原子弹，从此揭开了“核讹诈”的序幕，尤其是新生的中国，更是受到了美国不间断的“核讹诈”。
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领导集体，早就意识到了核武器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周总理说过：“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不过，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各种技术条件更是谈不上，拿什么来研究核武器呢？因此，很多同志都对研究“两弹一星”有意见，认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如先把这些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面，先让老百姓吃饱饭再说。
但是，周总理看的不是眼前的困难，而是更加远大的目标，为了新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打破美国人的“核讹诈”，正如陈老总所说：“脱了裤子当掉，也要造出原子弹！”
比如有一次，酒泉导弹基地断粮了，很多科研人员没饭吃，周总理听说后，立刻去帮他们筹集粮食，对大家动情地说：“导弹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鲲鹏，在展翅高飞。现在只有让这只鲲鹏吃饱，才能飞得更高。宁可我们少吃一口，也不能饿着科学家！”
周总理还专门作出指示：“先让科学家和技术工人、战士们吃饱，绝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原子弹！”
正是在周总理的强力支持下，新中国的“两弹一星”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最终迎来了原子弹、氢弹的相继爆炸成功，轰动了世界！
小平同志后来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
周总理的“大义”
邓颖超是周总理的伴侣，相爱一生，扶持一生，但是在利益与责任面前，周总理却对邓颖超非常苛刻，体现了他的“大义”。
周总理早在1925年8月8日两人结婚时，就给邓颖超立下了一条规矩：“我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不能分在一个具体的部门，这样会说不清楚，对革命事业不利。”
建国后，周总理对邓颖超的要求更加严格。有人提议让邓颖超出任部长级别的干部，邓颖超也有这个能力和资历，但周总理坚决反对，说：“我如果安排她去当某一个部的部长，那么她的那个部发出的文件、指令，别人就会误认为有我的意见，叫人家不好办。这样，我们把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到一起，就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
1974年，毛主席亲自提名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大家也都一致举手同意，但是，周总理还是给拦住了，坚决不同意。
对此，很多人都看不过去，为邓颖超打抱不平，比如周总理的老朋友张冶中就“抱怨”说：“你这个周公，我看太不周到了。”
周总理笑着说：“这是我的家事，先生就不要过问了。”
后来，周总理不容置疑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对于丈夫的“苛刻”，邓颖超一直没有怨言，因为她知道丈夫的良苦用心，因此，在周总理生前，邓颖超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地位一直不是很高。
直到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才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职，成为重要的领导人。
邓颖超在晚年时，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为六级；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
这就是周总理的“大义”，再看看现在的一些官员，恨不得把所有的亲戚都安排进去，其境界何止天上地下！
周总理的“大智”
正如韩素音所说：“他（周总理）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在周总理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有很多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手笔，都体现了周总理无与伦比的智慧，比如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消息传到延安后，大家非常兴奋，纷纷要求枪毙蒋介石，为死难的红军将士们报仇血恨！
但是，周恩来认为，蒋介石不能杀。
当时，日本不断挑衅，即将全面侵华，蒋介石虽然反动，但还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结，如果真的爆发了抗日战争，蒋介石还是非常有用的。而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了，南京政府换上亲日派的何应钦，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蒋被扣押后，日本有可能扶持亲日势力在南京搞政变，以及在陕西临潼地区增加兵力，这样就等于把蒋以及蒋身后的英美势力往我们这边推。南京政权的存在，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要严防日本在南京搞一个傀儡政权。”
于是，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赴西安，尽量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在路上，周恩来听了相关汇报后，认为地方军阀有可能利用张、杨扣蒋的行为发动内战，扩大地盘，于是，周恩来立刻给延安发电报：“在战略上，我们必须保住蒋介石的生命，以稳住中央系。……只要蒋确有诚意抗日，则可释放蒋回南京。”
在与张、杨会面时，周恩来明确表示：“蒋介石确实有罪，但现在杀蒋，只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反而对日本有利。”
周恩来还提出，之后的谈判地点由西安改为南京，突显南京政权的领导地位，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周恩来以极大的智慧与个人魅力，很快就折服了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人对周恩来非常信任，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让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也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周总理的“大勇”
周总理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是对革命有利的，他虽赴汤蹈火，都义不容辞，体现了他的“大勇”。
同样以西安事变为例，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群龙无首，人心惶惶。
王以哲主张和平救张，孙铭久等人则主张武力救张，两派最终火并，王以哲被杀，东北军更加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是很容易被一些激进派当成靶子的，因此，大家就劝他不要参与东北军的内部事务，但周恩来说：“这不是一家之事，事关抗日大局，我个人安危算什么？”
随后，周恩来就冒着危险去王以哲家吊唁，尽最大可能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周恩来深入虎穴，让中央非常担心，通知他们立刻转移到三原地区。但是，周恩来说：“我还是留在西安为好，不然，我军的联络处在西安就留之无名了。我留下来，能证明共产党是热爱和平反内战的，向国民党方面表明我们的诚意。”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乘坐美军的飞机飞往重庆，同行的还有叶挺的女儿叶扬眉等人，结果飞机遭遇了一次险情。
飞机要飞越巍峨的秦岭，必须先爬高500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飞机的震动特别大，美军飞行员说，大家赶紧把行李都扔下去，减轻重量。但飞机还是飞行困难，大家就开始准备跳伞逃生。
可是，周恩来突然发现，叶扬眉因为是小孩子，没有给她准备降落伞，周恩来二话不说，立刻把自己的降落伞给叶扬眉背上，说：“不用怕，周伯伯在这里。”
大家都愣住了，要是周恩来出了事，后果不堪设想，就纷纷劝他不要这么做，但是，周恩来没有丝毫惊慌，平静地说：“叶挺将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正在监狱里受难，生死未卜，如果我们连他的孩子都保不住，如何对得起叶将军？再说，我们并不一定会掉下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脱险的！”
好在吉人自有天相，飞机很快就平稳了下来，大家也都长出了一口气。
这就是周总理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中华民族那些最好的美德，都在周恩来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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