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谍战类的影视剧层出不穷，而大多数影视剧主人公都有着一个共同原型，那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多面间谍，潘汉年。
客观来说，潘汉年是绝对的革命先锋，然而在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却判决他是暗藏在国家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之后的1975年，他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在茶场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毛主席在1936年阅读潘汉年有关文件之后也作出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但毛主席因何对潘汉年不满至此？
在劳动改造的第2年，潘汉年就因为肝癌病逝于长沙，直到多年之后，中共中央才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潘汉年的案子是建国以来极为出名的案件之一，也是人所众知的冤案，在案件表面之下的是非曲折，说来话长。
潘汉年
风起“高饶”
在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一会议的主要问题是解决高饶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以及关于“一五”计划草案等决议。
当时潘汉年正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多项职位，作为代表，他也以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可没想到就在这次会议的第3天，潘汉年却因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被逮捕。
潘汉年1906年出生，1924年加入创造社，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参加过中央特科工作，去过常州，也为国共第2次合作开山铺路。
是一位长期战斗在隐秘战线上的绝对革命将领，同样也是一位拥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突然之间成为人人唾弃的阶下囚，这中间的变故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也难以捉摸。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造成潘汉年入狱主要有两个事件，第一是在1943年4月，潘汉年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挟持到南京秘密会见，同时他与大汉奸汪精卫有过接触；
二是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之后使用了一批旧人，在这两个事件之中都涉及了同一个人物，那就是当时在汪伪政府76号特工总部的第二处长胡均鹤。
第一项事件潘汉年一直没有来得及向中央汇报，而后者启用旧人员的批示，又恰好是当时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所批准的。
在高饶事件发生之后，华东地区开始清查与高饶有联系的相关人员，在同年九月，胡均鹤被捕，潘汉年也感到一阵巨大的危机感，开始对多年之前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惴惴不安。其实这一会见问题并不是潘汉年有心想背叛革命。
胡均鹤
早在1939年秋，汪伪政府李士群和胡均鹤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既想与蒋介石联络，又想与共产党搭上关系，经过共产党组织同意，潘汉年开始与李胡二人接触，准备设立一个以李士群为主要角色的情报站。
在1941年，胡均鹤帮助潘汉年，刘晓等5位共产党同志撤离敌占区，之后，胡又两次派手下过长江到淮南给新四军送上了情报与药品，在抗战形势日益严峻的1943年，潘汉年同这两人的秘密联系中断。
为了了解日伪军对侵犯淮南根据地的情报，经过当时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批准，时任华中局情报部长的潘汉年抵达上海，找到胡均鹤。
可此时的李士群已然到达苏州，为了拿到情报，潘汉年快马加鞭赶到苏州，但传来的情报又告诉他，李士群转移到了南京，潘汉年不顾及个人安全，再一次调转方向往南京出发。在到达南京之后，李士群忽然提出一个诡异的要求，想见一见汪精卫。
李士群
这个要求却让潘汉年手足无措，一方面这根本无法向上级请示，另一方面他又没办法拉下面子拒绝要求，只能跟随李士群面见汪精卫。
汪精卫明里暗里对潘汉年实行了不少拉拢工作，但都被潘汉年一一拒绝，这次会见其实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情报，在同年的9月9日，李士群因为日伪党内的内部矛盾被杀害，潘汉年与李的情报交情也随之结束。
之后潘汉年与饶漱石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并不愉快，这就导致潘汉年并没有机会，直接向中央局汇报见过汪精卫一事，再加上他又一直滞留在淮南，更不能及时汇报消息了。
饶漱石
在1945年潘汉年来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此时他已经做好准备向毛主席汇报见汪精卫一事，然而却并没有找到好的时机，毛主席与他会面不多，每次会面大多数是由毛主席作为讲话主导，潘汉年没有机会留出空余时间汇报见面一事。
对于潘汉年与李士群的来往，中央是了解的潘汉年也就放下了警惕之心，认为此事可大，可小，不必再专程汇报，惹来事端，在参加七大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指出：
“汉年39年自延安岀发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时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特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和利用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士群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
看到这封电报，潘汉年自以为万事大吉，便不再打算汇报此事，而这也给他日后遭殃埋下了祸端。
随着胡均鹤和杨帆的被捕，潘汉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当年的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的严重性，在1955年，潘汉年向时任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报告了自己与汪精卫见面的经过，但为时已晚。
陈毅将此事详细报告给了毛主席之后，毛主席立刻作出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同时说出：“此人此后不可信用。”陈毅曾经在上海回忆说:
“4 月1日，潘汉年来找我，详细谈了十二年前在伪江苏省省长李某某的挟持下去会见汪精卫的情况，他将写好的一份有关这件事的材料和自我检讨托我转呈中央。”
“我请示了毛主席，主席指示把他抓 起来。”“过去的地下党的情报机关，离党中央这么远，有些紧急的事先斩后奏是常有的，但为什么这样大的事，他十几年不向中央报告，我能担保他是无罪的吗？ ”
可见潘汉年自己的掉以轻心以及对事物的错误估计，是造成他后期悲惨结局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毛主席与潘汉年之间有一定分歧
在潘汉年被捕之后，毛主席曾经多次提到过潘汉年，几乎每一次都把他当做是敌人来看待，在1962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到说：
“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
“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
潘汉年简直成了反革命的第1代表人物，在毛主席的口中罪恶甚至超过了胡风与宣统皇帝，我们先不说胡风与宣统的问题，潘汉年只不过是在当年见了一次汪精卫，怎么就到了如此罪大恶极的地步，这中间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这就要从多年之前的历史原因上找一找了。在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当时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之下，由一个普通党员干部直接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的王明不仅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中共的领导权也实际上在他手里。
当时中共接受了王明新“左”倾路线，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3次统治。王明请博古为自己推荐一个得力的宣传工作助手，博古推荐了潘汉年。
从这之后，潘汉年担任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从此他开始参与了党的上层领导工作，从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完全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这是潘汉年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可以说潘汉年的革命与王明博古息息相关。
王明
博古算得上是潘汉年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引导人，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无锡进步团体积极筹备着追悼孙中山的大会，当时的博古正是这些进步团体的负责人，按照党的指示，博古要把这次追悼活动办成一次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
此时正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的潘汉年找到博古，自荐参与筹备工作，在几次接触过程之中，博古觉得潘汉年十分有能力，写作又敏捷，于是二人便一拍即合，潘汉年也就进入了进步团体担任宣传保卫工作。
在之后，潘汉年奔赴上海参加革命工作，博古则回到苏州继续求学。之后，潘汉年在国共交谈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来往于莫斯科与中国之间，在宋庆龄等人打通的通道之下，不断为共产党争取利益。
在1936年2月14日，潘汉年准备经过列宁格勒，乘坐希腊的客轮绕道回国，此时的希腊政治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等到潘汉年回到香港已经是1936年的五月中旬，这个时候与他约定与陈果夫会面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如果先回陕北，再去南京恐怕时间根本来不及。
于是潘汉年便自作主张去了南京，打算自己代表中共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在8月份潘汉年才返回陕北，毛主席对潘汉年的行径十分不满，说：
“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陈果夫
“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之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认为潘汉年所开创的渠道要好一些，但是要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言外之意就是，他不信任潘汉年，然而此时周总理与博古却认为“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因此毛主席在一开始就与潘汉年有着一定的分歧，他一直认为潘汉年是王明博古主政期间的得力干将，王明博古在之后的干部工作里又犯了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毛主席则深受这个错误影响。
因此他对错综复杂的斗争深有体会，内心对王明宇博古的宗派主义更是深恶痛绝。
虽然毛主席对潘汉年个人有意见，但之后潘汉年依然还是得到了中央重视，战斗在统一战线前沿，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只是他身上贴上的这几个标签，却对他之后的事业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实潘汉年这一案件的发生，有着它的历史环境与条件，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是导致他冤案难诉的根本原因。
从毛主席与他的相互关系来看，毛主席对潘汉年的个人看法对他之后的人生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在1936年，毛主席还是从党内矛盾出发，而在1955年，毛主席则是从完全否定的方向对潘汉年进行了批评。
就这样，角度发生变化，潘汉年的身份也从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内奸。杨尚昆回忆说：
“毛主席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毛主席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他怎么看，怎么说，我都信而不疑。……我听过毛主席宣布饶、潘、杨是内奸，大吃一惊，痛感白己 '思想右倾’哩!”
时局使然
在潘汉年被捕之后，周总理极为关注他，嘱咐当时担任联络部副部长的罗青长转告李克农，组织人员仔细审查解放前潘汉年与中央文件相关文件，之后立刻李克农立刻组织了三人小组。
在核实了有关材料之后，最终证实在抗战期间，潘汉年打入了日伪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人中央都是知晓的，并不是潘汉年自己为了个人私利，自以为是。
结合对潘汉年的了解，胸襟坦荡又耿直无私的李克农奋笔疾书，针对潘汉年的问题提出了五大质疑，希望中央为潘汉年申冤，慎重考虑潘汉年的问题。可惜这种正义的呼声还是被当时的氛围给淹没。
李克农
在法院的判决下，潘汉年被正式戴上了政治上的三顶帽子，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就这样一位出生入死数十年的革命老战士，一位为了革命奉献自己的高级干部，转眼间就成了面目狰狞的人民公敌。
好在被宣判之后，潘汉年被假释，勉强松了口气，只可惜很快另一场运动开始了，在康生一伙的操纵之下，潘汉年被重新关入监狱，开始了暗无天日的审查。
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长期饱受摧残心力交瘁的潘汉年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之后，不过几年便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向往，怀着屈辱和无奈撒手离开人间。
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也甄别平反了一批建国以来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
许多曾经与潘汉年一起并肩作战的老同志也站了出来，希望能够为潘汉年的冤案平反，纷纷反映情况，而潘汉年的夫人董慧也向有关部门写信，提起申诉。
在解放战争时期，廖承志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决议》时指出：“我与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冤案。因此，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案件应作重新审查、处理。”
廖承志
由此可见，党内不少人对于潘汉年的遭遇还是有些意见要说的。当时的中纪委书记陈云在阅读潘汉年案件的有关材料之后，又嘱咐对潘汉年有所了解的同志廖承志夏衍实事求是的书写材料交给中纪委，很快中纪委决定对潘汉年案件做全面的重新调查。
在一九八一年，中纪委决定展开对潘汉年案件的全面重新调查，办案人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走访了许多与潘汉年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战友，经过一年零五月的认真复查，潘汉年的冤屈终于得到申诉。
在1982年中央发出文件，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果，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1984年4月14日，潘汉年夫妇骨灰被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多年之后，历史终于给了他一个答案，可惜长眠于地下的潘汉年再也没有办法知晓这一结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