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裂变
历史有着它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轨迹。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大潮席卷而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时期，他们处境遭遇如何？心态演进的轨迹怎样？对于时代风貌的形成又起了一些什么影响呢？
打开《金瓶梅》，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瓶梅》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商人们势头健旺，以金钱武器横冲直撞，为所欲为，而封建当权者和他们的候补队伍却一个个在金钱面前纷纷缴械投降，从而不断显示出堕落和衰败的时代。传统上卑贱的商人与传统上高贵的权豪，其位置已在新的升升降降中发生剧烈而可怕的裂变和置换。
特权的松动
封建统治阶级许多传统特权地位已在不断地发生松动。比如太监，他们本是在宫中掌权的红人，从皇帝身边来到地方，自然也有盛气凌人的优势。然而现在情势翻了个儿：西门庆似乎很少真正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他们在西门庆的金钱和权势面前，也很少能不俯首贴耳。刘太监之弟私用皇木盖房，夏提刑收了一百两银子，还要动本参送，这已丢了面子。刘太监只好慌忙再拿百两银子，找西门庆“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事后更是感激不尽，猪酒鱼缎相谢。
再看皇亲。妓女郑月儿要被王皇亲叫去内宅唱曲，西门庆大光其火，要玳安多带两个排军，拿着侍生帖儿找王皇亲，要他“好歹放了他来。倘若推辞，连那鸨子都与我锁了，墩在门房儿里。这等可恶，讲不得来，就罢了！”王皇亲的面子也算威风扫地了。官员与乔大户女儿定亲，西门庆觉得颇“不搬陪”和“雅相”，而做皇亲的乔太太听见却是“好不喜欢，到十五日也要来走走”。一骄矜，一得意，两种不同的感情正说明了实际地位的悬殊。宦官与皇亲都与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直接的联系，西门庆对他们的轻视，如果不是因为时代的发展为他提供了这种较少顾忌的可能，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身为贵妇人的林太太，其对西门庆的主动投怀送抱,绝不是单纯的“爱风月”，而是对以前被视为低贱、如今却有权有势的商人，不由自主地承认和崇拜。西门庆同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样，是提着钱袋，闯进了以前半点也不敢奢望的封建上流社会的客厅和贵妇人的卧室。
走下坡路的“在野党”
台上权贵者如此，台下那些尚未发迹、传统上却受人尊宠的“在野党们”，也同样摆脱不了现实的尴尬处境。尚举人在婚姻上败于西门庆就报告着新的时代信息。中国是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然而传统的“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读书人，对于一个普通的市井妇人竟没有任何吸引力，她铁心要嫁“刁徒泼皮”、“人多口歹”的商人西门庆。郎才女貌、文人淑女、夫贵妻荣等传统婚姻理想已成了旧日黄花。
传统尊显地位的江河日下，是与商人们传统上处于低贱地位、如今却蒸蒸日上的形势相生相存的。这是一场无声的竞争，更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很明显，商人正用自己的力量把传统的尊严踩在脚下，并随之开辟着继续前行的道路。
与政治地位下降相呼应的，是这些昔日荣华富贵、钟鸣鼎食的拥有者，在经济上也陷入困窘。王招宣府乃“世代簪缨，先朝将相”，却“家中无甚积蓄”。在西门庆当铺里还有招宣府当了有些时年的皮袄，大约也无能力赎回，西门庆让潘金莲“穿就是了”。王皇亲用三十两银子当掉了屏风，何时能赎回也大有问题。贵为蔡京假子的新科状元蔡一泉竟然回乡乏资，绕弯子跑到西门庆家告贷。“安进士亦因家贫未续亲，东也不成，西也不就”，得到西门庆慷慨解囊，自然感激涕零，“此情此德，何日志之！”未中进士的尚举人为了筹措进京应考之资，不得不先后卖掉其父带回的两副上等棺木，临行还要向西门庆借皮箱和毡衫，从来自视甚高的文人们在穷困前也不得不斯文荡尽了。他们在西门庆面前低声下气，腆颜媚笑，原也有诸多说不出的苦衷。
理论界的声音
商人们在金钱上拥有绝对优势，肆意追求着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理论上得到了支持，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说明。这一演变毫无疑问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历史的结果。
早在宋代，叶适就很鲜明地指出：“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水心集.财计上》)又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对于宋代实行的“均输”之法，苏轼目为“与商贾争利”，陈亮则认为是“唯恐商人之不折也”，社会已一再传达出重商的呼声。到了明朝，王艮高倡“百姓日学之学”，何心隐要求统治者“与百姓同欲”，满足人们正常的“色声、臭味、安逸”需要。针对传统儒学“讳言财利”思想，李贽针锋相对地指出：“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答邓石阳》〉“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虽大圣人不可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力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李氏文集(卷十八).明灯道古录(卷5)》)所以，“好货”、“多积金玉”、“多买田宅”乃是十分自然、合情合理之事。明末的东林党人部分即来自工商业界，他们更具体地要求封建政权减税以“惠商”，要求“曲体商人之意”(李应升《落落斋遗集.上巡抚大人朱寰同书之二》)先进的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的轻商思想发起了持续而强有力的攻击。
在具体实践中，万历时的宰相张居正就主张“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无疑为明代中后期商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商人的实际地位已是今非皆比了。即是在生活享受方面，富商大贾“其富与王侯垺”，他们“策肥乘坚，衣绣绮穀”，享着一般人不能想象的“室庐器用，金银文画”，并且广“畜声乐、伎妾、珍珠”，这一切都使封建权贵们不得不为之倾倒，甚至垂涎不已。他们似乎无暇也不愿顾及财富及它的商人主人对自己政治统治的潜在威胁了。
历史毫不客气地在此打了一个结。
差异性分析
传统与现实，高贵与卑贱，贫穷与豪富，在鲜明的对比中发生着尖锐的冲突。信心百倍的商人为了稳固自己的财富，发展更大的欲望，必然以金钱为武器，迫不及待地向传统政治领域逼近。而本来就极易产生贪官污史的封建官场，既想保住自己的传统权势，又抵敌不住金钱美色的巨大诱惑，他们与满身铜臭闯进来的商人很难不一拍即合、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并满足各自的私欲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它们的联姻，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但细加分析，他们的勾结还是有差异的。对于新兴商人，特别是处在严密的封建统治之下的中国旧式商人，自然有寻求靠山的心理，更多渗透着利用的成份；对于衰败和堕落中的封建权贵们，更多是对金钱的艳羡和投降了。《金瓶梅》为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新旧交替与互相勾结的混沌图画。
我们来分析一下两类人的不同表现和心态。
达官显贵
蔡京乃当朝太师，极受皇帝宠幸，李邦彦乃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也是地位显赫。蔡李之流可谓最发迹显达的文化仕宦了，他们的见钱眼开、贪赃枉法也堪称一流。所谓“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半点也无虚夸。书中这样描写:“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份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改作贾庆；一面收上礼去。”没有任何稍有不安的表示。
西门庆在蔡京处尝到不少甜头，但对能否做他的干儿子惴惴不安，还是翟管家最知主子脾性，说得一眼见底:“这个有何难哉！我们主人虽是朝延大臣，却也极好奉承，今日见了这般盛礼，自然还要升选官爵，不惟拜做干子，定然允哩。”西门庆确也忒多虑，试想一想，他哪一次不是一帆风顺地“钱到公事办”？一千两银子上去，盐商王四峰尽行释放;几担礼物上去，理刑副千户的美缺就到了手;五百两银子上去，夏提刑和西门庆两人都轻易逃离了查办的法网;何况还有买活了的翟谦贴心“扶持看顾”！只要肯花大价钱，官儿再大也可以拉下马来。果然，蔡京一见“抬上二十来杠，心中十分喜欢，声声称'多谢’不迭”，连表演式的“谦虚”都不要了，生辰正日也“独独请他一个，见说请到了干子西门庆，忙走出轩下相迎……两个喁喁笑语，真似父子一般”。什么礼义廉耻，统统置之度外。
作者用辛辣无情的描写，揭开了这些威风赫赫的显贵权豪的华丽面纱，让我们看到其背后阴暗的一角：所谓国家栋梁，原来也不过是一帮贪财爱利的无耻之徒。
基层官吏
上梁不正下梁自然正不了。府州县几级政权哪一个不贪赃枉法？只是与蔡李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知道西门庆有钱，但自己却没有李蔡等人的名高位显，西门庆主动奉上的机会毕竟不多，但聪明人毕竟是聪明人，稍加变通，不乏中饱私囊的高招。
一是明拿硬要。贵为蔡京假子的蔡状元既使囊中存货无多，回家之资料想不致问题太大的，起码翟谦能成全一下。翟谦却知道西门庆千户乃“老爷抬举，见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的奥妙，因此敢叫西门庆“只顾借与他”，以后“如数奉还”，蔡状元也果然“牢记在心”，绕大弯子来到清河，又害羞般向西门庆伸出手去。同是干子，西门庆怎能不“厚腆”呢？宋御史索求八仙鼎就更妙了，只要稍加暗示，根本不用说要，西门庆自会主动送上门来。
二是“堂皇秋风”。自己要巴结上司，博取好感，让西门庆多掏点腰包。如巡按出一百零六两银子，请其代宴朝廷重臣六黄太尉，为自己挣尽了脸面，“甚是知感不尽，谢了又谢”，西门庆实耗资千两。又如宋御史宴新升太常卿、巡抚侯石泉，集资十二两，要一张大插桌，大张散席，一起戏子，西门庆实费五十两。宋御史还算坦白:“分资诚为不足，四泉看我分上罢了，诸公也不消补奉。”自然，这些官吏们不会白吃他的，会在以后的官场交换中“图报”扯平，他们原本就结着钱与权的“深情厚谊”。
三是“先卖后买，买卖扯平”。雷兵备要西门庆代宴浙江本府赵大尹新升大理寺丞，但五席只出资三两。原来西门庆的商业伙伴黄四的亲戚出了麻烦，西门庆通过钞关钱主事求过他，所以他席上对西门庆说:“今日钱龙野书到，说那孙文相乃是贵伙计，学生已并除他开了，曾来相告不曾……”很明显他的潜台词不过是说:“我可不是白吃你的，我有情在先，你当奉还。”应伯爵也一眼看穿他是“折准摆这回酒席罢了”。
他们在这方面的德行，似乎还不如西门庆。黄四备礼去求西门庆帮忙说情放人，他转央钱主事，却不肯受礼:“我哪里要你这行钱……到明日我买份礼谢老钱就是了。”应伯爵在旁帮劝，西门庆也只是说：“把礼帖收了，礼物还令他拿回去。”
说到底，西门庆与这些官场仕宦们之间纯粹是钱与权、利益与利益的交换关系。不过这个结论稍嫌笼统，值得分析得细一点。
西门庆的巴结与轻视
西门庆不惜巨金勾结拉拢权贵，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由于行贿，他不但保住了命，还加官晋级，有权有势；由于行贿，他可以偷税漏税，牟取厚利；通过结交权贵，他也可以在商业竞争中占尽先机，左右逢源。很多时候，西门庆也是在充分利用他们的力量。当李三窜掇他快去拿批文做古器买卖，防止别人捷足先登的时候，他不慌不忙笑道:“不怕他，设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得的。”果然，堂堂巡抚真象西门庆听话的奴才一样，一见主子书到，马下去追回发下去的公文。西门庆毫不怀疑金钱的力量，金钱也确是魔力无边，左右着人的灵魂。
西门庆对这些仕宦们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不敢小视他们甚至不得不巴结他们，暗地里又有几分瞧不起；内心常怀着某种不满又不得不刻意奉迎:所以他常常是以主动献媚与被动讨好出现在他们面前。首先因为他是大字不识一斗的粗鄙武夫，在这些科班出身的风流儒雅的“彦俊”面前，他常有几分自卑感。蔡御史第一次来时，“只投了个宛红单拜帖”，态度也颇轻慢，便“慌的西门庆倒身下拜，说道：'仆乃一介武官，属于按临之下，今日幸蒙请顾，蓬荜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礼容甚谦。”这份谦卑固然与上下级有关，与他的自惭形秽也不无关系。
如果说回礼多少还有点人情之常的话，这些士大夫送给西门庆的礼物也颇有点莫名其妙，象蔡状元的书和文集，安进士的四柄杭扇和古镜一圆，宋御史的一百本历日，大都在寒酸中透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高雅来，粗俗可鄙只有金银珠玉可送的西门庆面对此境，大约没有不肃然起敬的。他对他儿子非同一般的寄托就充分暴露他的心思：“你长大来，还挣一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其次还因为这些人物正走红当朝，他一个也不敢大意，一个也不敢得罪，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上考虑，所以无论借钱也好，代请也好，无不一一奉命，并且尽心尽力。
但西门庆对他们在心底还是颇有几分瞧不起的，因为他们穷，而他却是富商。蔡状元二来他家，他请妓女董娇儿陪寝。次日晨，蔡“与了董娇儿一两银子，用红纸大包封着”。董娇儿大约也未料到待遇如此之低，拿到后边给西门庆瞧。西门庆笑道:“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西门庆的笑是浅薄而又意味深长的。
西门庆本是贪赃枉法的高手，却还嫌夏提刑更贪：“贪滥蹹婪的，有事不问青水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看来夏龙溪的胃口比西门庆更大。应伯爵的解释是:“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没有，他不挝些儿，拿甚过日？”其中有部分经济原因也不无可能。夏提刑因苗青案“得了几百两银子在家，把儿子夏承恩，年十八岁，斡入武学肄业，做了生员”，走的也是行贿的路子，这笔钱对他的重要性似比较明显。这些人的大胃口连“为人仗义”的西门庆有时都忍无可忍，他抱怨雷兵备请客“通身只三两分资”，应伯爵也打抱不平:“大凡文职好细，三两银子勾做什么！”因此，说西门庆奉迎讨好他们有时是出于几分无奈，大约不致太虚。
统治阶级的态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对既是同类又是新式商人的西门庆的态度。他们远远谈不上明目张胆地压迫商人，相反在金钱的作用下还极力去帮衬他，为他提供种种别人望尘莫及的方便。同时，也同样是由于金钱的作用，他们在商人前行的道路上用吃喝拿借的具体行动设置了许多不大不小的障碍。在那样一个时代，商人是无法顺利走出封建社会的强大束缚范围的，或者被拖垮，或者屈服投靠，甚至干脆与之同流合污，是可供商人选择的几条道路。当然西门庆的主动钻营与勾结又当别论。
如果说这些仕宦们多么穷困潦倒穷苦不堪，其实并不确切。比如夏龙溪光房产就有一千二百两。他们的“穷”只不过表示他们与富商西门庆存在着不小的相对差距，同时又贪财爱富，自然纷纷向金钱卑躬曲膝。贪官污吏历朝都有，行贿受贿无代无之，但是达官显贵主动向一直被自己瞧不起的商人媚脸相迎，寡廉鲜耻地以攫取金钱为能，为此而不惜一切机会和手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这种变动正反映着时代的深刻裂变。
时代的依据
西门庆与他身边的儒林仕宦，完全是以金钱作为旋转轴心，这有着时代的现实依据。在明朝中叶正德以后，随着商品潮流的勃兴和官场向商场倾斜，士大夫商人化的现象十分突出：“由今日观之，吴松士大夫工商，不可不谓众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于慎行也指出：“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谷山笔塵》卷四）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些士大夫们接受了商业大潮的既定事实，甚至敢于“下海”，这相对以前轻贱商业的历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这毕竟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方向。
副作用
然而士大夫向金钱倾斜却又有着明显的副作用，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稳固的国家权力和政体，如果与商业发展可能伴生的贪污、腐化、奢侈、堕落、道德沦丧、人性失落等挂起钩来，只会对国家肌体造成极大的腐蚀作用。西门庆及其周围儒林仕宦形形色色的表演，已充分说明了金钱财富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冲击和销蚀力量。
在席卷而来的金钱潮面前，昔日辉煌的高官显贵激活的是对财富的贪欲，消解的却是几千年来建立的基本道德防线，而不仅仅是标志着尊贵的传统地位。商人与权贵这种剧烈而默默的地位变迁，是以多少进步和堕落作代价的呢？
现实意义
问题还在于，只要存在着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别与矛盾，商品经济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它的消极作用也同时存在。如何在商品经济的狂潮中保持政府的清正廉洁，在荡涤某些不合时宜传统的同时也保持着优秀的传统并建构新的时代体系，而不是让其全面坍毁，这可能是商品经济社会里极富挑战性的一个社会课题，对于当代中国，就更富现实意义。
(本文是硕士毕业论文《商品大潮下的流变——<金瓶梅>人物关系论》的第三节，后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四期，原标题为《“地位升降”中的角色变换——西门庆与儒林仕宦关系扫描》，小标题为本次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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