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大邱庄(下)
终于看到了一块平平的荒草地,紧挨着河边的马路,有一条纯砂石路左转进去。一眼看去,地里满是人把高的杂草。
我想,这里应该就是禹氏家族的公共墓地了。只是四周都是高高的塔吊龙门吊,耳边接连不断传来的,也是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和气锤撞击声,作为安息之地,委实太吵了。
前面不远有座高高的土坟头,上面似乎放着一个大花圈,显得比较突出一点。想起香港街口那位仁兄的话,心想会不会就是禹作敏的墓?走近一看,觉得应该还是新坟,且连碑都没有,心下便否定了。
举目四顾,野草茫茫,实在找不出哪座坟哪座碑高一些。好在坟墓是成排分布的,便在草丛中一排排找过去,终于在第三排中间位置找到了禹作敏的墓。
从墓碑看,这是与他妻子合葬墓。碑立于2011年清明,那是他去世12年以后了。碑后摇曳着两倍来高的茅草。
这,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名人的最后归宿。
有点诧异的是,除了坟前草地有烧过的痕迹,大约是有人祭奠过,禹作敏的墓与其它墓其实并无二致。
为何别人偏要说他的坟墓是最大的呢?
在禹作敏坟前待了几分钟,我便起身离去了。串起一路找到的与禹作敏有关的主要印迹,思维却不觉活跃了起来。
大邱庄由极度贫穷到富甲天下,禹作敏无疑是有功的。
当年有多穷?解放前,村里的大地主也是住的茅草房,连地主婆在内,都得吃高粱面加榆树皮;解放后,到1976年,村子里的中老年光棍还有250多人。
后来有多富?据《大邱庄变迁记》所载,从1978年到1990年,全村经济总量翻了9番,农民年收入增长了2000倍,妥妥的全国首富村。而大邱庄人当年享受的从出生到坟墓的超级福利,更让许多人至今念念不忘。
这一切,自然是因为大邱庄乘上了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东风,但无疑也源于早在1976年,支部书记禹作敏就发誓让大家过上富裕日子,让光棍娶上媳妇,特别是审时度势,请回启用了刘万明刘万全两能人,贷款集资办轧钢厂,淘到了第一桶金,并一发不可收拾,一步步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禹作敏出事后,有人说,即使没有禹作敏,大邱庄也会变富,比如,它不是还有能人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吗?
如果多少还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我想,这人就不会如此胡说!君不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不是依然还有好多地方,徘徊在贫困线附近吗?
在我看来,这些地方或许不缺刘万明刘万全那样的能人,但肯定缺少有禹作敏那样的勇气、胆量和眼光的带头人!
实事求是地说,禹作敏之于大邱庄,就像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史来贺之于刘庄,郭凤莲之于新大寨,等等,其作用、地位和意义都是不可或缺的。
纵然禹作敏过的是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民。1992年他曾在《经济日报》发表这样的“春节寄语”:“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农民”身份,是禹作敏的优势,也是他的劣势;是禹作敏的矛,也是他的盾。但他却为此傲骄自负。
他之所以敢住豪宅,买豪车,戴墨镜,穿西装,吃西餐,装镀金电话,甚至目空天下,一方面是因为他无所顾忌,另一方面也是刻意为之。同时他也知道,没有法条能将他的“农民”头衔开除。
据说有一次,有六位国家部委的部长联袂考察大邱庄,这于常人该是多大荣幸!可临别时,有记者身旁提醒,他也没起身相送,他觉得没必要。在他看来,接待记者比接待领导更重要,因为来考察调研的领导很多,禹作敏却只有一个,不可能个个都接待。
在许多人眼中,这同样是他不讨喜甚至被诟病的地方。不过我也同样认为无可厚非,虽然他也太不讲人情世故。莫非禹作敏如常人般,每天热衷于迎来送往,甚至低眉顺眼,就代表了中国农民新形象,大家就心满意足,肯定有加了?
在我看来,禹作敏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他是党员,还是村党委书记,特别是忘记了甚至藐视法律的存在。
他最后身陷囹圄,完全是罪有应得,神仙也救不了他。不说有两条人命的恶行,就是包庇窝藏罪犯、扣押执法人员甚至暴力抗法等等,沾上其中一条,就该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这也是旁观者、后来人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问题是,作为党员、党委书记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为何会犯下如此弱智的错误?是长期的光环让他利令智昏,还是低下的文化水平才让他无法无天?
为什么几十年的党性教育、纪律教育和普法教育,在他身上就没留下一丁点儿痕迹呢?难道我们全走了过场搞了形式?
让人叹惋的,其实还有禹作敏的二儿子禹绍政。他是大学毕业生,年纪轻轻就成了党员、村团委书记、企业集团总经理……看那架势,禹作敏是把他作为绝对的接班人培养的。这种“世袭制”的搞法,也是禹作敏的一道硬伤,虽然天底下也并非就他一家。
在一言九鼎、日益骄横跋扈甚至丧失理智的禹作敏面前,大邱庄村的党委其实处于瘫痪失守状态,禹绍政也许是唯一可以劝谏拦阻之人。
可事实证明,在几起事关大邱庄和禹作敏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中,禹绍政的表现完全有负于一个大学毕业生该有的思想、文化和法律素养,更有负于党员和未来“接班人”该有的政治责任和担当。他不但没有起到任何纠偏和制止的作用,相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并为自己招致了十年牢狱之灾。
禹绍政的起落人生,无疑也说明了“世袭制”是极不靠谱的。可是,不是还有许多地方许多时候许多人依然在孜孜以求吗?
其实,让人遗憾的又何止这些?
从大邱庄的起起落落背后,我们不是也可以清楚地发现,当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政权运行机制和危机处理能力等许多方面,其实也有许多的课要补吗?
比如,对于禹作敏这样一个建有大功的基层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我们怎能只给光环,却没有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更没有日常教育、管理和约束以至严重失控呢?
又比如,当大邱庄派出所撤销时,为什么枪支弹药没有同时收缴归库却留在大邱庄,以至后来为防不测,不得不动用400名警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矛盾?
还比如,类似禹作敏这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道理,又有几个人,真正反思过、检讨过、改进过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大邱庄变迁记》中,禹作敏曾引用过这句名言。如今看起来,这句话似乎有点讽刺。但换个角度,这不正是禹作敏一案留给大家的宝贵财富吗?
无论如何,作为一段历史一面镜子,禹作敏都是不应该被淡忘的。(续完)
(注:造访时间为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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