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大邱庄（下）
终于看到了一块平平的荒草地，紧挨着河边的马路，有一条纯砂石路左转进去。一眼看去，地里满是人把高的杂草。
我想，这里应该就是禹氏家族的公共墓地了。只是四周都是高高的塔吊龙门吊，耳边接连不断传来的，也是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和气锤撞击声，作为安息之地，委实太吵了。
前面不远有座高高的土坟头，上面似乎放着一个大花圈，显得比较突出一点。想起香港街口那位仁兄的话，心想会不会就是禹作敏的墓？走近一看，觉得应该还是新坟，且连碑都没有，心下便否定了。
举目四顾，野草茫茫，实在找不出哪座坟哪座碑高一些。好在坟墓是成排分布的，便在草丛中一排排找过去，终于在第三排中间位置找到了禹作敏的墓。
从墓碑看，这是与他妻子合葬墓。碑立于2011年清明，那是他去世12年以后了。碑后摇曳着两倍来高的茅草。
这，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名人的最后归宿。
有点诧异的是，除了坟前草地有烧过的痕迹，大约是有人祭奠过，禹作敏的墓与其它墓其实并无二致。
为何别人偏要说他的坟墓是最大的呢？
在禹作敏坟前待了几分钟，我便起身离去了。串起一路找到的与禹作敏有关的主要印迹，思维却不觉活跃了起来。
大邱庄由极度贫穷到富甲天下，禹作敏无疑是有功的。
当年有多穷？解放前，村里的大地主也是住的茅草房，连地主婆在内，都得吃高粱面加榆树皮；解放后，到1976年，村子里的中老年光棍还有250多人。
后来有多富？据《大邱庄变迁记》所载，从1978年到1990年，全村经济总量翻了9番，农民年收入增长了2000倍，妥妥的全国首富村。而大邱庄人当年享受的从出生到坟墓的超级福利，更让许多人至今念念不忘。
这一切，自然是因为大邱庄乘上了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东风，但无疑也源于早在1976年，支部书记禹作敏就发誓让大家过上富裕日子,让光棍娶上媳妇,特别是审时度势，请回启用了刘万明刘万全两能人，贷款集资办轧钢厂，淘到了第一桶金，并一发不可收拾，一步步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禹作敏出事后，有人说，即使没有禹作敏，大邱庄也会变富，比如，它不是还有能人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吗？
如果多少还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我想，这人就不会如此胡说！君不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不是依然还有好多地方，徘徊在贫困线附近吗？
在我看来，这些地方或许不缺刘万明刘万全那样的能人，但肯定缺少有禹作敏那样的勇气、胆量和眼光的带头人！
实事求是地说，禹作敏之于大邱庄，就像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史来贺之于刘庄，郭凤莲之于新大寨，等等，其作用、地位和意义都是不可或缺的。
纵然禹作敏过的是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民。1992年他曾在《经济日报》发表这样的“春节寄语”：“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农民”身份，是禹作敏的优势，也是他的劣势；是禹作敏的矛，也是他的盾。但他却为此傲骄自负。
他之所以敢住豪宅，买豪车，戴墨镜，穿西装，吃西餐，装镀金电话，甚至目空天下，一方面是因为他无所顾忌，另一方面也是刻意为之。同时他也知道，没有法条能将他的“农民”头衔开除。
据说有一次，有六位国家部委的部长联袂考察大邱庄，这于常人该是多大荣幸！可临别时，有记者身旁提醒，他也没起身相送，他觉得没必要。在他看来，接待记者比接待领导更重要，因为来考察调研的领导很多，禹作敏却只有一个，不可能个个都接待。
在许多人眼中，这同样是他不讨喜甚至被诟病的地方。不过我也同样认为无可厚非，虽然他也太不讲人情世故。莫非禹作敏如常人般，每天热衷于迎来送往，甚至低眉顺眼，就代表了中国农民新形象，大家就心满意足，肯定有加了？
在我看来，禹作敏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他是党员，还是村党委书记，特别是忘记了甚至藐视法律的存在。
他最后身陷囹圄，完全是罪有应得，神仙也救不了他。不说有两条人命的恶行，就是包庇窝藏罪犯、扣押执法人员甚至暴力抗法等等，沾上其中一条，就该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这也是旁观者、后来人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问题是，作为党员、党委书记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为何会犯下如此弱智的错误？是长期的光环让他利令智昏，还是低下的文化水平才让他无法无天？
为什么几十年的党性教育、纪律教育和普法教育，在他身上就没留下一丁点儿痕迹呢？难道我们全走了过场搞了形式？
让人叹惋的，其实还有禹作敏的二儿子禹绍政。他是大学毕业生，年纪轻轻就成了党员、村团委书记、企业集团总经理……看那架势，禹作敏是把他作为绝对的接班人培养的。这种“世袭制”的搞法，也是禹作敏的一道硬伤，虽然天底下也并非就他一家。
在一言九鼎、日益骄横跋扈甚至丧失理智的禹作敏面前，大邱庄村的党委其实处于瘫痪失守状态，禹绍政也许是唯一可以劝谏拦阻之人。
可事实证明，在几起事关大邱庄和禹作敏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中，禹绍政的表现完全有负于一个大学毕业生该有的思想、文化和法律素养，更有负于党员和未来“接班人”该有的政治责任和担当。他不但没有起到任何纠偏和制止的作用，相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并为自己招致了十年牢狱之灾。
禹绍政的起落人生，无疑也说明了“世袭制”是极不靠谱的。可是，不是还有许多地方许多时候许多人依然在孜孜以求吗？
其实，让人遗憾的又何止这些?
从大邱庄的起起落落背后，我们不是也可以清楚地发现，当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政权运行机制和危机处理能力等许多方面，其实也有许多的课要补吗？
比如，对于禹作敏这样一个建有大功的基层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我们怎能只给光环，却没有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更没有日常教育、管理和约束以至严重失控呢？
又比如，当大邱庄派出所撤销时，为什么枪支弹药没有同时收缴归库却留在大邱庄，以至后来为防不测，不得不动用400名警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矛盾？
还比如，类似禹作敏这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道理，又有几个人，真正反思过、检讨过、改进过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大邱庄变迁记》中，禹作敏曾引用过这句名言。如今看起来，这句话似乎有点讽刺。但换个角度，这不正是禹作敏一案留给大家的宝贵财富吗？
无论如何，作为一段历史一面镜子，禹作敏都是不应该被淡忘的。（续完）
（注：造访时间为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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