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里展物不多，内容也不算丰富，其实不能怪书院。除了年代久远，周老先生当年留下的信息资料本来不多，更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其实与他的个性很有关系。
周先生虽然官当得好，每处都政声卓著，学问也做得好，每篇都字字千钧，虽然总共才6248个字，却不知抵过多少皇皇巨著，他本可潜心仕途，可偏偏志在山林，平时低调得很，也不喜与人交游，更不用说攀龙附凤了。他的日常行状，除非有朋友刚好在场可能知道，比如他去南昌就任，得了大病，险些死掉，朋友们翻遍他的行囊，才找到不足百钱，方知他真是一个穷光蛋，并把此事记了下来，绝大多数时候，他的人生故事，时人都不甚了了，后世就更只有猜了。
比如他的千古名篇《爱莲说》，到底写于何时何地，历代臆测多多，让人莫衷一是，遂成了千古之谜。因为他先后任职之所，比如郴县（今苏仙）、桂阳（今汝城）、虔州（今赣州）、合州（今合川）等，似乎都有可能，也常有人据此力争，但其实都没确证。
在我想来，周敦颐出生的道县，寄寓的舅舅家衡阳，初任主簿的分宁（今修水），任司理的南安（今大余），以及后来任职的郴县、桂阳等地，都在如雨的江南，莲荷都是常见之物，周敦颐自小喜欢，时常观瞻，时有会心，本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观诸《爱莲说》，虽仅短短百余字，却字字珠玑，无疑是深思熟虑、反复打磨之作，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所为。所以，即或文章成于虔州或九江，谁敢肯定，他不是腹稿于年富力强时长期任职，且收获满满的三湘四水呢？
其实，这本非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我们喜欢的是他的《爱莲说》，品鉴的是莲之高洁，学习的是君子风骨，与文章写于何时何地，有多大关系呢！
但无论如何，在郴州，在苏仙，在郴江之畔，就该有这样一座书院。在当年，这里既是州治所在，也是县治所在，更是周敦颐首次提任县令，四年里干得风生水起的地方，因此更具纪念意义。
那是1046年，他刚29岁。年龄不大，道行已深，就连年纪一大把的知州李初平，都忍不住向他问学了两年。
其实早在南安，他的上级、大理寺丞程珦见他“气貌非常人”，交谈后更知其“为学知道”，于是慧眼独具，让儿子程颢、程颐向他拜师受业，由此创下一段千古佳话。
四年后的1050年，他调任郴州下属桂阳县（今汝城）县令，同样干了四年，对当地的巨大影响至今犹存。兜兜转转一圈后，他于熙宁元年（1068年）再回郴州，还任了知府，只是不久擢升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才最后离开。
算起来，周敦颐在郴州前后度过了约九年时光，近他官宦生涯的四分之一。这样的县令，这样的知州，这样的生命轨迹，不要说政声政绩，就光学识学养，就值得永远纪念。
据说，爱莲湖畔的这座濂溪书院始建于南宋末期，是当时比较早的纪念周敦颐的书院之一，元明曾屡建屡毁。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署州事谢允文依明址重建。乾隆四十年（1775年）左右改为义学，以训蒙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郴州初等小学堂，后来才慢慢停办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濂溪书院，是2005年全面修复并扩建完成的，为迎接旅发会，2022年又进行了提质改造。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座新书院。但新一点有何关系呢？新与旧，本来就是相对的。过上几十上百年，它不就是老书院了？
我倒很是希望，这座目前据说是全国最大的濂溪书院，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勃生新的动能，展现新的功用。
周敦颐虽被尊为理学鼻祖，世称周子，位极尊荣，但那都是南宋以后的事。北宋之时，他并不怎么知名，官也当得不大，至多从五品而已。可他为何会被那么多人记住呢？
在我看来，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因为，他确是一名优秀的行政官员，能断别人断不了的陈年积案，敢顶别人不敢顶的顶头上司，官衔不高，政绩突出，两袖清风，上下说好，众人自然十分敬重；二是因为，他的学问文章确实做得好，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北宋一朝就追慕者多多。
比如王安石只小周敦颐四岁，却从年轻时就一直心向往之，并因几次登门都没见着而特别郁闷：难道只有我没有机会“求之六经”吗？年老时终于见面并促膝长谈了一夜，周敦颐走了好几天，他的心情还激动得平复不下来。
至关重要的第三点，周敦颐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现在常讲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周敦颐造福一方的重要举措，就是大建学校，大办教育，大兴人才。从分宁到南安，从郴县到桂阳，从合州到虔州，无论是主簿、司理还是县令、知州，周敦颐都是为官到哪，学校就办到哪。
也许在周敦颐看来，高度重视教育，努力办好县学，本是每个官员的当然职责，更何况一县之令一州之长呢？
宋时的郴县（苏仙）和桂阳（汝城），是周敦颐长期任职县令之所，对当地人才、世风、文脉、文气的影响也就特别巨大，还一直延续到今。两地为此兴建的濂溪书院，无疑是当地最为重要的精神和文化坐标。
但伫立书院门前，我还是感到一丝遗憾。目前书院仅作陈列展览之用，早就没了莘莘学子，也没了琅琅书声。可书院的本意，不就是教书育人之所吗？如果没有学生的读书声，岂非名实不符？
其实，国内还有不少书院，从古到今都在办学。比如湖南大学，就一直保留着“岳麓书院”的千年名号，作为历史文化教育的核心单元。南宋大儒张栻创建的城南书院，也仍是湖南第一师范的二级学院，承担着师范教育重责。
我想，在这些书院中就读过的学子，他们的血脉中，一定会汩汩流淌着母校千百年的历史文化基因。这种效果，哪是匆匆一瞥的游客所能做到的呢？
如果郴州这两所濂溪书院或其他书院都在继续办学，那该有多好！
正这样遐想着，在桂阳，振南书院的出现，便让我眼前突然一亮，精神也为之一振，因为我意外看到了孩子们的欢呼雀跃，听到了孩子们的琅琅书声！
主人介绍说，振南书院建于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是由振南村的龙氏家族和附近七村村民你一文他一文，自发捐建而成的。建起后一直人丁兴旺，是桂阳北乡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小学堂，后改为中学堂，鼎盛期学生达300余人，是当地实至名归的教育“圣地”。
最后一任校长、快80岁的龙有常先生就经常告诉大家说：“这是振南人的精神摇篮。”
可惜，由于生源不足等原因，2002年，振南书院停办了。
类似这种际遇的书院，桂阳还有很多，如湘山书院、丰加书院、船山书院等，它们都曾担起当地教育重任，如今却不得不或空置或破损或挪作他用，在很多人心头留下隐痛。
转机出现在几年前。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说，要让闲置的书院重新恢复人气，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桂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养分与动力。
2018年9月，振南书院重新开学。经过大规模修缮和改造升级，振南书院焕然一新，她既是古色古香的老书院，又是不乏现代气息的新学堂，一经撩开美丽的面纱，便深深吸引了周遭父老乡亲的热切目光。
龙老先生更是激动不已。他哽咽着说，振南书院能够再度开学，真是太好了！有机会一定要再站上讲台，给孩子们好好讲讲书院的历史和文化。
我也不禁暗暗为县委县政府点了一个赞。新桂阳的党政班子，似有老桂阳的周县令之风呢！
振南小学的校长叫颜海民，一位壮壮实实、憨憨厚厚的中年汉子，振南复学后，特意从镇上调来的领头雁。他告诉我们，学校现有一、二年级两个班，30几个学生，来自振南村和附近几个村，最远的相隔15公里。好在中心学校很贴心，为他们配了校车，每天早晚接送。
目前学校只有三位老师，三人连轴转，尽量把课开齐。最年轻的一位，是刚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的兰志怡，我们参观时，她正上语文课。我瞄了一眼，见她戴副眼镜，文文静静，板书工整，字也漂亮，看来已得心应手。相信她会名副其实，既有兰花之志，教好书育好人，又能怡然自得，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不愧为毛泽东的小学妹！
颜校长向我们热情介绍情况时，头上也热气滚滚，隐隐有汗珠沁出。他说，一讲起振南书院的前世今生，他就忍不住高兴和激动。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我更是从心底，为振南小学的孩子们高兴。
作为曾经的小学生和后来的教书人，对前几年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大规模裁撤，我一直有点腹诽。
振南书院的重新开学，许是为桂阳、郴州乃至全省开了一个好头。孩子们能就近上学读书了，他们的欢声笑语和幸福表情，就是对暖心政策的最好奖赏。
在我心底，其实还存有另外一幅温暖图画。
那晚从爱莲湖畔的濂溪书院出来，见旁边有所院落灯火辉煌，不禁勾起了好奇心：那是一处什么所在？
信步穿过去一看，咦，竟然是家漂亮书店。
偌大空间里，靠墙是一长排好几层图书，中间是几张又长又宽的条桌，条桌两侧，则一个挨一个，挤满了大大小小读书的孩子，还有陪着的家长。人多，店里有点嘈杂，但孩子们似乎没受多大影响，一个个都特专注，特认真。
工作人员说，今天周日，读书的孩子特多。平时要上学，就少些。
我不禁为郴州人民的创意叫了声“好”。旁边的濂溪书院没了学校，但隔壁紧挨着开家书店，倒是个很不错的主意。
我相信，书店里的书香味、读书声，还有孩子们的生命气息，定能飘散到隔壁书院去。而周子的在天之灵，也定能感受得到，并深为欣慰和陶醉。
书院在，书店在，书香在，读书的孩子在，这文脉，这文气，就一定可以传承、发扬、光大下去，不是吗？（未完待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