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士力副总裁孙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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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先写“产品说明书”的研发理念
「在整个医药创新布局上，中药（植物药）一直在全世界是领跑者，海外还没有咱们中国做得这么好；在化学药上，中国相对要比较落后，咱们只能是一个跟跑者，人家上百年前启动了，我们最近一二十年才刚开始，这远远落后，人员的经验程度都不一样；生物药相对来说中国与国外基本上是同步的，差的不太多。孙鹤说，中国的新药研发可以用他的“三跑理论”来描述，即“化学药是在跟着别人跑，生物药是在并排跑，植物药是在领跑”。
“药品上市后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商品，如果是盖大楼，也得先有个建造图纸。然而很多医药创业型企业，几乎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孙鹤指出，“目前很少有企业事先将商品说明书写好，然后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把该解决的问题一个个解决掉。”
孙鹤认为，商品说明书不仅包括产品的品规、给药途径、适应症设计、最高耐受剂量等研发内容，甚至还与后续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药品经济学分析，流行病学数据以及在不同国家/地区的销售途径等商业化内容相关。
在开发阶段，孙鹤比较倾向于“先有司机，再买车和地图”的理念。在对美国大药厂发展规律总结后，他发现很少有企业是先花大价钱“买好车”，再琢磨找谁来开；多数是找到了好的司机，再去买地图和车，在好司机的带领下，几乎不会走弯路就能到达目的地。在孙鹤看来，即便是非常有前景的项目，如果没有好的项目管理者，也也很难顺利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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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人员要擅于“算账”
孙鹤还指出，平时大家普遍会被一个现象所“迷惑”。就是经常有咨询公司会发布一些数据说“上市一个新药平均需要XX年，耗费XX资金，投资回报率只有XX%……”按照他过往的经验发现，不同的药物开发成本与时间，差异非常大。
在他看来，尽管临床试验失败不可避免，但是一些研发费用还是可以提前预测的。对于一个临床试验设计者而言，试验方案的设计不仅会影响试验的成败，还影响研究经费。孙鹤说，在药企临床项目的人一定得会“算账”。
他以化学药为例，目前业内公认的是大概从1万个候选分子中最终能够获得1~2个产品，II期失败率30%，III期临床失败50%，30%的研发费用在临床前，70%研发费用在临床试验。如果是研发抗菌素，一般临床试验不会超过5到7天，研发成本就会低很多，而如果是那种临床使用频次较多的，不仅临床花费很高，按照FDA规定新药一年内使用频次超过28天，需要做全套长毒，又是一笔费用。
具体到临床试验的收费，在美国，临床费用包括用药随访次数计算。每一次涉及基础检查费用，医生访谈费用，心电图费用。从目前普遍情况，抗癌药一个试验周期的研发费用大约是30万美金/人；高血压，心血管等慢性疾病3~4万美金/人；感冒大概是2~3万美金/人。企业在开展临床试验前，应该有所准备，合理规划，合理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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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备全球化视野
“新药研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受政府的高度监管，其他任何行业受到政府的监管都没有像医药行业如此之严。”孙鹤坦言，“做新药开发，一定要具备前瞻性的视野以及全球化的格局。”
孙鹤谈到，任何药企在开发产品，不仅要想明白究竟是为谁开发的，还要搞清楚谁是潜在竞争对手。在他看来，一般做创新药不外乎两种商业模式，要么把项目做到一定阶段转让出去获得服务费以及后期的分成；要么就是奔着产品上市。他进一步解释道。
他甚至举例，假如目标药品的研发真的需要耗费12年，那么该企业建立的标准至少得是保证12年后不会被淘汰的，同时应该对12年后的疾病状态、全球疾病谱有个合理的估计预测。在此期间通过政府监管将是企业能否活下去的生死线。在孙鹤看来，企业从第一天开始搞新药研发，就应该瞄准全球市场，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孙鹤还谈到了一些商业化成功的秘诀，比如建议先申报FDA，学习FDA关于试验方案设计及试验数据等诸多方面的具体要求，再回过头来报国家药品管理局，从“知其所以然”到“知其然”，会轻松很多。同时，他还建议企业要提前熟悉美国商业保险报销制度和销售体系，也是有助于产品开发的。
在孙鹤看来，国内创新药在海外做产品销售的话，是选择海外分公司自己建立销售团队，还是与当地大的医药企业合作？这些都是要提前考虑的。此外针对不同的产品，销售模式会存在较大差异，所需要的团队人数，人员结构也是显著不同的。他认为这些问题，药企都要想明白，搞清楚。
医药魔方：孙教授您好！如果重新选择，第一份工作还会选择去FDA吗？为什么？
孙鹤：时隔20多年，我常在感叹。其实我们当年留学生的选择不外乎三条路径。要么去产业界（大型药企或生物科技公司），要么回到校园在大学教书，要么就是去政府部门，像FDA这种。
在当时，其实如果直接进入产业界，在企业的收入是要比政府高很多很多的。但当时个人感觉是在美国那些大药厂基本上就是一条线，管生产的管生产，管研发的管研发，管注册的注册；去大学的话，就是天天写课题，申报课题，做课题，似乎也可以预测到。
而到政府里工作，就大不一样了。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以及最小的企业在做的事情，视角顿时就不太一样了。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去。一开始，工资少点就少点吧，毕竟能塑造一个人的格局。不过话说回来，医药是一个日异月新的行业。无论在哪里，都需要不断学习。即使我已经有了20多年的积累，到今天依旧是边学习边发展。
医药魔方：您在FDA呆了那么久，感受到哪些理念是值得我们分享和学习的？
孙鹤：至少我在FDA工作的时候，FDA的理念不是监管，而是怎么帮新药尽快地上市。所以你在这里（FDA）工作，拿着纳税人的钱，每天是要想着怎么为纳税人服务，尽快将一些“好药”推向市场。
其次，FDA制定的很多标准，其背后很多也是站在企业角度考虑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举个例子，FDA在设立一些临床试验数据结果的有效性时，是已经考虑到了临床实验上的患者“脱落”，而有时候药企为了避免药效表现不好，去选择一个范围比较窄的群体，得到数据反而还不符合既定的标准。
医药魔方：您觉得当前国内创新药企在开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孙鹤：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在做新药研发，都是做完临床前研究，然后I期临床做完了，开始II期，再临床III期，一边干着，一边规划着。很多企业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下一步到底该往哪个具体方向发展。基本上，很少有企业像咱们建大楼一样，先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设计图，然后在这个设计图上“添砖加瓦”。
简而言之，可能很少有一家企业先把药品“产品说明书”写好，然后说明书把该解决的问题一个个解决掉。大多数可能都是一边走，一边弄，到了最后再一起去吸收。
而从监管角度，最后的产品并不是你那个物质，那个物质在申请临床试验前就已经有了。最后的产品，应该是你的那个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写得好，能够解决患者的某个问题（或者是某些患者的问题），就能卖得掉，医生就会使用。我觉得事先没有把产品说明书写好，就是“蒙着干”。中国药企可能还没有这个习惯，我想应该重视起来。
医药魔方：能否详细地阐述您的“三跑理论”以及您所看到的现实？
孙鹤：化学药开发在美国至少有将近上百年的历史，咱们真正正规的做化学药的新药研发，也就是最近十到二十年开始的。所以我认为化学药的研发，中国仍然需要不断学习欧美经验，短期内赶超的可能性不大。
以化学合成为例，如今去美国的大药厂参观，他们的合成只需要在 “小型收音机”大小的容器中进行，容器里面密密麻麻布置了细小管子。研究人员只需要按照不同的次序操作（在显示屏上点击不同数字），把母体化合物导入，就可以收获不同的化合物。他们目前每天大概能合成700个先导化合物，据我所知中国目前还没有企业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一方面是高通量筛选技术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开发经验有限。有些有经验的工程师，从电脑上你和的二维/三维空间，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药的成药概率，但是要他说具体原因他可能也说不完整，这好比是长期积累的经验。因此目前国内化学药要追赶上美国的话，还是需要努力。
生物药相对来说好一点，原因是十几年前生物药开始出现时，中国就已经开始起步了。大概是2003年到2006年期间，FDA没有批准一个抗体药物。我是2006年回来的，当时很多人问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试试生物药。所以现在国内生物药这么热，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其次生物药从0到1的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在体内刺激产生抗体，然后想办法做培养，扩大后通过比对做成毒副反应比较小，靶点比较明确的候选分子。所以一旦成了以后，临床试验中间由于毒副作用失败的概率就小多了。但是中国，真正影响产品研发的不是前期工作，而是生产能力。生物仿制药的发展，从2006年到如今十多年来，国家给了很多创新专项资金支持，最近才刚刚批了一个生物仿制药。
为什么一直没做出来？原因之一就是成本太高。为什么成本太高？要么是因为一点污染都得作废，要么是生产原料能力不足造成的，特别是培养液以及佐剂都需要靠进口。比如说南韩，他们的生物仿制药的发酵罐都是成吨发酵的，而国内真正能做到成吨发酵的只有广东那边一家做胰岛素的企业。
因此在生物药领域，从0到1的活能干好，从1到10的活，还有很大进步空间。原来我们在做国家新药重大专项答辩时，很多企业回答从0到1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是到了从1到10，问他怎么降低成本，就有些卡壳了。因此分享下我的建议，做生物药，不要因为从0到1的工作做好了就盲目乐观，真正的瓶颈在从1到10。
最后植物药这块，我们国家一直叫中药。很多人会说中药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因为中药只有你中国能干这个，别的国家不能干是吧？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现在就说植物药这一块，别忘了日本韩国是以东南亚国家，它们已经是有大量的在植物药上面的科研投入，不得不企业角度。
我们前一段时间统计，报FDA的临床试验申请的植物药资料是134个，中国只有12家企业的14个产品在申报。所以从FDA角度，我们的植物药至少是没有德国日本韩国这么大力推进。
医药魔方：为什么您建议，做新药一定要奔着到美国上市呢？
孙鹤教授：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对新药定价的国家，他们完全靠企业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由于产品价格可以自己定，这导致全球90%的创新药都会考虑到美国上市。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政府定价，日本也是政府定价的。所以说，真正的first in class 产品，去美国上市回报率相对也比较高。
医药魔方：美国这种企业和保险可以谈判的体系，对药品开发商有何启示？
孙鹤：我以“孤儿药”开发来举例吧。假设一个孤儿药，保险公司是答应每年可以报销100万美金。美国有600个这样的患者，仅凭一个药物就可能获得6亿美元的市场，只要建立这样的患者社区，组织一批患者参与临床试验，试验成功了，患者口口相传，连销售人员都免了。所以孤儿药在美国只要能开发出具有疗效的产品，一定有市场。
所以我建议如果要走中美双报，希望就在美国开拓市场的企业，最好提前熟悉美国商业保险体系，也方便日后与保险部门进行谈判。
医药魔方：除了报销，其药品销售是不是与国内也有很大差异？
孙鹤：的确，美国的药品销售体系与中国很大不同。对于仿制药（包括生物仿制药），主要是跟当地的三大药品供应商签订协议。除了通过FDA要求的各种审查外，对供应商而言，选择与谁合作最重要的是看对方能否保证产量（供应量），不要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对于创新药，美国也有规定，每一个产品的销售大概不超过100人的队伍，按照GSP规定，好像是每天见面时间不能超过15min，超过约束时间就算犯规。所以新药在美国销售，并不像中国这样，需要几千人的队伍。
我还有个建议，就是国内在开发药品时，一定要考虑病人的发病分布状态，全球的疾病市场是不是一致的？不要等到好不容易熬过了12年，活干完了，这个药已经没市场了。
医药魔方：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愿意对新药进行定价？
孙鹤：美国当时也曾经有人提出来过要搞国家定价，就像英国、欧洲那样来搞医药定价，也是说这个药物价值太高。可是这个方案一提出来以后糟糕了三大团体的反对，反对的最厉害的是保险公司，第二个反对的是FDA，第三个反对的就是医药企业。
保险公司的理论是，他们总结了一下过去历史的经验，发现花1美元在创新药上，能够解决临床未满足的需求，后能够为保险公司节约8美元的费用，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搞医药定价。如果医保医药定价就损失了创新力，保险公司的精算师算下来以后，他们的花费一定是提高的，而不是减少的。
从FDA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整个国际上的新药创新其实95%都在美国产生，如果一旦造成创新能力核心意愿下降，整个美国医药创新趋势也就下降了。三大团体一起反对的结果是至今为止美国是全世界新药产品不由国家定价的区域。这就造成了整个美国的创新趋势和创新意愿一直保持一个高涨的状态，这一点也是中美之间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新药回报率比较高，全球95%的新药到美国报批。
医药魔方：您也说了，新药过了专利期，很容易被仿制。有哪些措施可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呢？
孙鹤：对于化学药而言，为了避免被仿制，是可以做些特定标记，现在去美国药房里买药，也是很容易看到在胶囊或者片剂上打上标记的产品。最早的时候，是辉瑞把伟哥做成了“蓝色菱形小药片”，给人的识别感很强。
因为一般化合物的专利是21年，可能研发就花去了十几年，剩下的生命周期并不长。像伟哥，它可能是等到快上市时才去申请“外观设计”的专利，在外观专利期内，别的产品就不能仿制其外观，也是一种延长生命周期的方式。所以我建议，对于中国原研的药品出口，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也应该想到这点。
医药魔方：接下来您还有哪些计划或者愿望？
孙鹤：目前国内翻译FDA的文件都比较偏向字面翻译，FDA规定是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比如生物等效性（BE）试验结果的有效性要求是Cmax在80~125%之间。很少有人解释出为什么是这个规定，翻译文件也没有具体说明。甚至很多人并不是很理解FDA为什么要求PK（药代动力学）研究？以及什么时候可做（可不做）？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有机会和资金，我很想组织一批人，对FDA研发指南文件做些综合梳理或者说是另类翻译（而不是简单地字面翻译），希望通过这项工作能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如何灵活应用这些规定。
医药魔方：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从上世纪末年开始申报FDA在美国做临床试验，网络上有一些评论说试验失败了。能否分享最近的进展？
孙鹤：我们正在准备NDA，等有新的结果一定会告知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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