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父亲年前去世后，熟悉他的挚友刘德威叔叔因感念父母不易，主动提议请母亲回忆一生，并由他记录，“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刘叔叔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不是骨肉胜似骨肉，一位七旬老人不辞辛劳，戴着老花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以真诚为笔，蘸热情为墨，数易其稿，做了本该是我们儿女家人做的事情，真是既愧又感，父亲泉下有知也会欣慰人生有此知己，再次感恩刘德威叔叔。
在编辑整理中也知道了许多自己从来没有听说的事情，那些被隐藏在时光褶皱里的人事，那些痛苦和无奈，感动和喜悦，借助文字一一复活，微笑走来。
为父母留一份生命的记录，让后人了解生命的延续，传递勤劳善良、孝顺吃苦的家风，是在解决物质温饱后能为父母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吧？
时代的大历史，由无数个体的小历史拼图而成，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的小历史，也处处折射时代的印记，此即为个体口述历史的价值。
我的青春是一条河
欧阳玲（76岁）口述
刘德威（73岁）执笔
三山 编辑
（一）童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宁的宜水河总是清澈见底。
它从县城西南方缓缓流入，穿过古老的西门石拱桥，在谷家码头遇上石崖后折向谷家洲，再从谷家洲头绕到洲尾与潭水汇合，然后向西北方向的培元塔奔腾而去。
宜水一波三折的河段的西侧岸边有一大片农家菜园。这个菜园因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而瓜果蔬菜长势很好，一年四季郁郁葱葱。
菜园一侧有一条从西门下街直通河边的羊腸小道。小道两侧花草茂盛，还有几株鲜艳火红的美人蕉点缀其间，花红草绿，再配上不远处荡着清波的河水和闪烁着银光的沙滩，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正是“家住绿槐荫里，门临春水桥边”。在那条羊肠小道的旁边有几栋低矮的小平房，我们一家就住在其中的一栋小平房里。
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不知是因为我一生出来就小巧玲珑，还是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女而对我疼爱有加，父母为我取名为“玲”，我家复姓欧阳，人们习惯叫我阳玲。
我的童年是非常幸福的，因为那时父亲是刚刚成立的县卫生院一位医生，由于医术精湛，很快就小有名气，是卫生院的一块招牌，工资和院长平级，每月有55.7元，所以我们出生比较早的几个兄妹童年生活都是无忧无虑的。
小时候除了上学就是大家一起玩耍。沙滩拾贝，草里捉蜢，园中扑蝶，房前屋后捉迷藏、过家家，一家人温馨而快乐。
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这帮小孩也都陆续长大，全部都要读书，家里开支越来越大，这时候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已经很难维持一家九口的生活了。
父母没有办法，只好希望大一点的孩子早点出来工作。二哥学习成绩最好，必须继续读书。大哥初中毕业后就没有读高中而是读了中专，毕业后分在麻阳卫生院工作，我小学毕业后放弃升初中，直接考卫校护士培训班。
我那时还不懂得世态炎凉，髙兴地去报考卫校。通过艰苦的努力以优异成绩上线了，我髙兴得跳起来，可是没想到宣布录取名单时我落榜了。
父亲去问了原由，得到的官方回复是个子太小了，后来才明白是因为父亲成分不好，而遭人排挤。卫校去不了，初中也读不成，前途在哪里？我在家哭了好多天，父母也陪我流泪。
通过长时间的痛苦挣扎，我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既然不能去读书，那就在家帮助妈妈做点事吧。但一个才十二岁的瘦小女孩又能做些什么呢？好在我很快就发现打猪草、割马草可以卖钱，锤卵石也可以赚钱。我就告诉妈妈，要去打猪草，割马草，锤卵石，妈妈没办法，只得同意，于是我就每天挎着个篮子到田野地头去打猪草，割马草，没出去就在家门口锤卵石。
那一年多我走遍了桃江、两江所有的田野地头。上下午出去割草，清早就去卖草，主要买家是家附近的豆腐厂，因为豆腐厂喂了马，养了猪。那时两斤猪草可卖一分钱，一斤马草可卖八厘钱，一方卵石可赚一块钱。我一天可以赚回两三毛钱。后来我还煮萝卜，煮芋子卖，一毛钱一碗。记得第一次卖猪草我得到两毛多钱，髙兴得跳起来。因为这是我自己通过劳动赚回的第一笔钱。
我手中攥着那两毛多钱，恰好遇到一个卖冰棍的，好多小孩在买冰棍，我也很想买一根，因为那时一根冰棍只要二分钱，我买得起。可是转念一想，不能买！用掉两分钱就会少交给妈妈两分钱。于是我把钱攥得更紧，快步离开冰棍摊，回到家中把钱全部交给了妈妈。看到妈妈接到钱后马上背过脸去，她已泪流满面！
打了一年多猪草，看到同龄人都在读书，又勾起上学的欲望。我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读书！”妈妈同爸爸商量后决定让我到双蹲小学复读一期，于是我到双蹲复读了一学期，顺利考进了县里当时最好的中学常宁一中，被编在初76班，使我有幸现在进入了常宁一中校友行列。
我在常宁一中刚刚读了一年，优秀的二哥考上了湖南大学。那时候谁家里出了个大学生都是天大的喜亊，可是父亲却发了愁，因为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根本供不起六七个小孩同时上学，何况还要供读一个大学生！没办法，只有让我辍学。
教语文的张守理老师听了我要休学的消息后，几次专门到家里找到父亲劝阻，在知道情况后也只好黯然离开。看着憨厚真诚的张老师离去的背影，很少哭的父亲也泪流满面。可是这次我却没有哭，因为我为哥哥上大学而骄傲，我同大哥都愿意牺牲个人的前途来确保二哥和弟妹们的继续学习，我15岁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活教我过早地懂得了责任和担当。
第二次辍学后我又无事可干了，只好重操旧业。第二年得知大渔湾修小火车路要招民工，城关由王良生和刘端生带队。凡参加的民工男的36元，女的每月发28元工资，我年纪小，只有22元。我积极报了名，和男人一样下体力，去修了几个月铁路。
记得领到第一个月的22元工资后，除留下7元生活费外全部交给了妈妈。那天妈妈正要出去买米，就用我的钱买了大米，还买了一床蚊帐，当时我们姐妹们那个髙兴劲真是难以形容！我也能帮家里分担了！能让父母不发愁了！
通过我们五十多位知青的艰苦奋斗，东南门城外的五座荒山，全部旧貌换新颜。山上山下果树林木枝繁叶茂，蔬菜瓜果郁郁葱葱；院子里鸡鸭成群，池塘里虾游鱼跃，整个果木园林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今年陪母亲回乡，漫步在林荫小道，她遥想当年，如数家珍，告诉我和哥哥，哪棵树是她栽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忽然有一种创业元老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三山）
正当我们磨拳擦掌，准备转正后长期大干的时候，一埸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果木园林场的知识青年，包括我这个“场长”在内，全部集体下放到水口山区各个公社。
1969年初，我同泽生等三名知青被安排到大市公社凉水大队新元生产队，我们上山五年后又下乡当了农民。虽然巳经适应了山上林场的艰苦生活，但对田里农活却很陌生，刚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也闹了不少笑话：
踩田的时候我经常被陷在拌泥田里连脚也拔不出来，水田里蚂蝗很多，有时我脚上一下子就叮了十多条蚂蝗，拉也拉不下来，即使拉下来了也是满腿是血，吓得我哇哇大哭，旁边的农民就哈哈大笑；
冬天打赤脚从山上挑草皮下田，湿腿被北风吹得燥裂成一条条的血口子，晚上放进被窝里火辣辣的使人无法入睡；
春插时蒔田你追我赶，手脚並用，步步后退，有时等一行田蒔完时连腰也直不起来，全无诗人写的“退步只为向前”的浪漫；
双抢是最累的。
头上烈日似火，脚下水烫如湯，割禾割伤手指是常事。有次我的手指被刀割得只掛一块皮，痛得我直发跳，好在泽生在一位老农的指点下及时用烟灰缚上，再用布条包扎起来，才保住了那根手指。
经过磨炼，我慢慢学会了不少农活知识，也深刻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三）婚后生活
在招工进城无望的情况下，1969年11月份，我们到公社正式领了结婚证。生产队为我们安排了一间原地主家的小厢房作新房。我的父母为我准备了一套新被盖作为嫁妆，弟妹、堂姐、泽生的三哥和几位知青朋友及生产队的干部参加了婚礼，泽生三哥还送了50元钱的重礼。
最使我感动的是秋桂堂姐。她为了省车费钱，背着小孩，提着两只鸡，从双安步行到大市，足足走了四五十公里，把省下的10元钱作为礼金送给我们，亲友们的这份真情我将永世难忘！
1970年10月1号，在全国欢庆国庆的锣鼓和礼炮声中，大儿子稷重呱呱坠地了！
1972年9月2日，二儿子稷硕又在那间小屋子里诞生了。
老二诞生不久，我们几个知青又被从生产队迁到何家岭大山深处公社新建的反修林场，再度上山，重操在果木园林场时那种开荒山、造梯田、栽树木、种蔬菜瓜果的旧业。
1975年4月25日晚上，肚子突然痛起来，我知道是第三胎要出生了。
不过当时山上没医生，也没有经验的老人，与我一起下放的大妹同一位知青朋友只能赶急摸黑翻山越岭去请接生婆。
乡村夜黑，山路崎岖，快到晚上十二点了，接生婆还没到，我的小女孩哇的一声哭，就生出来了，泽生慌了手脚，不知道怎么处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直到接生婆赶来才把脐带剪掉，女儿福大命大，身心没受到大的影响。
两个下乡知青带着三个孩子常年生活在大山深处，困难可想而知。
在生产队的时候，泽生每天是9分工，我只有7分工。那时每10分工只有二角九分钱，我们収入少得可怜，到林埸后稍好一点，刚去时有点补助，后来靠自立更生，每月有36斤大米，每年能分几千斤红薯，蔬菜完全可以自给，所以粮食还是不成问题。
但我们既要出工又要同时照管三个小孩，实在无能为力，只好把两个大点的孩子交给母亲带养，两个男孩都在外婆家长大。
我们在山上喂猪种菜，把节余的蔬菜红薯挑到水口山集市上去卖，换点零用钱。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农闲时泽生就常常偷着回到城里，靠木工手艺和书画本领到处帮各单位制作忠字牌、画宣传画、书写语录，赚取点辛苦钱补贴家用。有次他同段小林两人冒着寒风，在柏坊铜矿几十米高的架子上爬上爬下干了几十天。
平时毎个月，因为两个孩子都在我父母家带，他要挑满满一担大米、红薯、蔬菜、木炭等生活用品去给我父母，从水口山的山上到城里有70多里路，往返一百多里路就靠步行，现在真是不敢想象，可他从没叫过苦。
1977年开始下放知青大返城，反修林场的单身知青全部招工回城了。我们两对已经结了婚的知青仍然回城无望，只好继续留在山上。两年后反修林场撤销了，县里把我们巳经结了婚的知青全部转到位于双安的县畜牧场，在畜牧场我们每户包了一个猪场，专心养猪。
通过不断争取，直到1980年我们才搭上知青返城的末班车，被批准招工，将户口迁回城里。从十七岁开始上山下乡到三十二岁最终返城，整整熬了十五个年头。
当我接到返城通知书时忍不住双泪直流，此时才发现头上已有些许白发，眼角已现细条鱼尾纹，“少壮能几时, 鬓发各已苍”。人生中最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已经过去了，但好在进城了，我们被招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四）回城
返城之后，我被招为城关医院的正式职工。丈夫泽生进了电影院做放映员和美工，放电影，出海报，有段时间担任了松柏电影院的经理。我和兄弟妹妹们一起孝敬年老的父母，也算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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