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跟韩半仙同学吃火锅。
热气腾腾的小店里人声鼎沸，我们从红楼聊到九型，从慈善聊到非遗，我听她讲述外公的故事，一个老革命的故事，身居高位两袖清风，发现一年级的她收了小朋友的自动铅笔礼物，都要连夜带着她去找家长退回，即使家长一直说这个真的不值钱，即使她其实万般不情愿不舍得，但外公还是坚持要还给人家，因为“共产党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我说这是真正有信仰的人，总有一些有信仰的人坚持着让这个世界不会沉沦，很多人在享他们的福而不自知。
她吃了一筷子肉，喝了一口酸梅汤，忽然说：我打算去申请死后捐眼角膜。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她接着说：我去打听政策了，你知道吗？每个区都不一样。
我说：好，敬你，不过既然眼角膜都捐了，剩下的还留着干嘛？都捐了吧，all in，我也捐。
我们都笑了，举起酸梅汤干了一杯，在那个弥漫着羊肉汤水蒸汽，服务员穿梭往来上菜，每个人都自动提高分贝说话的小店里，就着火锅和酸梅汤，两位老友安排了身后事。
60年前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担任天津医科大学校长达32年之久的朱宪彝，生命最后一刻，亲友同事都劝他住院治疗。他婉拒：“新楼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
1984年12月25日上午9时，朱宪彝心脏病猝发，倒在正在批阅的论文上，与世长辞，身后“四献”。
何为“四献”？
献出全部藏书，
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
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
天津医科大学有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
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每位志愿捐献者的遗体会变成一块块、一片片，甚至他的头发都会变成小切片，被放在医学院学生的显微镜下。初学医的后生们将从遗体身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这事很好理解，我们去医院打针，老护士经验丰富，找血管，扎针，稳准狠，还没怎么感觉就已经打完了，新护士往往要好几次才能找到血管，比病人还紧张，但是，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新护士，所有的老护士都是从新护士开始的，怎么熟练？只能拿病人练手。
打针是入门级，手术呢？拿什么练？直接拿病人练手？
遗体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不捐也烧成灰烬了，反正你我凡夫也烧不出舍利来，为何不物尽其用？
一个人从小到大，吃过的用过的东西如果堆积起来，大概需要一屋子或者几屋子吧？这些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而一个人对大自然的回报呢？需要做多大的功德才能回报？自然不需要人类，但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为自然又做了什么？
十年前接触到禅修，有一次禅修打坐时忽然悟到：如果一个人足够感恩，是不会害怕死亡的。
你得到的已经足够多，而你付出的却不值一提。
人生一切烦恼都来自我执，一生所忙都不过为身体打工满足身心本能，遗体捐献是从肉体上彻底破除我执的方式之一。
做遗体捐献，就是常说的三观的死亡观，是以终为始，你会重新看待当下每一天的生命，包括那些影响你的痛苦和快乐，你对人事的看法和心态不一样了，生命的品质也就此不一样。
我怕疼，也在乎身体完整，爱臭美的我甚至连耳洞都没有，捐献遗体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不是一时兴起。
年前父亲走的时候，看着他从一个我心中强壮健康的男人慢慢变成一个日渐消瘦憔悴的重病患者，看着生命的征兆一点点从他身上消亡，死亡的气息却如乌云笼罩，驱之不散，我和家人们为他擦身换衣，让瘦成一把枯骨的他静静躺在棺木里，我坐在殡仪馆的长椅上等待，等到窗口推出来他的骨灰盒，哥哥捧着骨灰盒，我抱着他的遗像镜框，在一天大雾中驱车五个小时直奔老家，看着他被放入墓地，被埋入地下，再不能看见你的脸，不能跟你说话，不能陪你走路，不能一起写诗，从此阴阳永隔, 耳边是悲痛欲绝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
上一次有这种幻灭感，还是07年外婆的葬礼，我和母亲站在外面，看着殡仪馆的烟囱里那袅袅升起的黑烟，问自己：
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一个人要如何活这一生？
生命本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每个人对这个世界和生命的认知，赋予生命各种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导向不同的生活轨迹。
一般人三代以上就没人来扫墓了。
如果按照能量守恒定律，没有人真正死去，生命只是转换了不同的形式，就像水流蒸发成为水蒸汽上升，遇冷凝结成雨雪落下，又融化为江河湖海，你不在了，你又无处不在，没有人是孤岛，所以同体大悲。
朱校长的“四献”是慈悲大爱，也是通透，更是智慧，世界总是被这样的人引领而不会沉沦。
天津蓟县，元宝山庄陵园里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者为大”“为尊者讳”等等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的遗体捐献率很低，但不应该让朱校长这样的人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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