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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知识分子《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据说张艺谋读电影学院时因为贫穷买不起书,抄了20万字的摄影教科书。功不唐捐。我们今天条件好了,书是否比过去读得更好?至少我这样一字字抄一遍,又发现第一遍看漏了不少地方。

今天读完此书。

第六讲  谈李约瑟之《中国科技文明史》

公元1500年以前有两千年的时间,中国的应用科学遥遥领先于欧洲。

李约瑟澄清了两个大问题:

为什么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工艺发展很好?

为什么1500年之后,中国不能单独发生一次科学革命?

李约瑟喜欢讨论总共前半段科学发展情况,他提出地理和环境影响的条件不完全站得住脚。他无条件接受了魏复古的东方专制性理论则是根据马克思理论引申而来。

基督教传统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上帝创造和统治,中国的“道”却先天地而生,道要你成为一个人,你也是大道里面的一部分。个体映照全体,于是我与其看任何外在事物,不如看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的自己本来就是道的一部分,转到内心的考查和反省,竟不再观察外面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耕读传家。士农工商整个系统从上到下是宝塔形,中国没有像欧洲的学术界人士。两河流域和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出售知识以知识为商品谋生,替人写信,医生律师会计这一类职业,与古埃及祭司完全不同,也与中国祝宗卜史来联系天人之间的作用不一样,欧洲那种所谓自由职业性的知识分子,古代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有医生,但是没有成为一个阶层或人群,中国基本上没有律师和会计师。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和农业联结在一起,和国家机构联结在一起,和社会的统御运作联结在一起,却不与专业的知识联结在一起,尤其不和实用的知识联结在一起,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文官体系不能分开。

韦伯《城市 》一书中,谈到欧洲近古时期城市挣脱开封建的网,挣脱开宗教组织,以专业和商品为基础,由知识分子、商人、工匠三种人构成。大学和基尔特(工人或商人工会)是城市基石,欧洲中古城市是靠这种自治性组织维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完成道自治的结合。

除了天文学之外,由天主教教士传来中国的,都是当时最好的理论,尤其地图之学是第一流的。中国数学到了明朝一落千丈。清政府统治对知识采取压制,当时知识发展最快的是江南,江南也是反清复明运动最坚强的据点,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不利,以及没有大型集会结社,都使得他们科学革命没有办法开展,这一波拖延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有第二次的觉醒。

第七讲   1500-1700年的科学革命

现代科学主流是由西欧科学延伸下来。

1500-1700年之间有人称之为“科学革命”。原因是古代,尤其是受基督教教义所约束的传统性的假科学思想以及技术,在这段时期已经改变了。巴特菲herbert butterfield曾经称这一段转变为“辉格革命”whig’s revolution,辉格党代表小市民商人阶层,托利党tory代表贵族。巴认为这段时期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发生,新大陆开辟、新市场开拓等造就了机会,使许多本来没有发言权、也没办法受教育的小市民阶层进入受教育人群,这些人就推动了所谓“辉格革命”也就是平民的科学革命。

欧洲科学有好几个系统的科学传统:一系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与生命有关的科学,包括医学生物学等,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将动植物分类等人,这一系有独立演变的线索。一系是从古代炼金术中产生,这个系统也和古代象数以及几何学发生关系。他们觉得宇宙之间有一种秘密隐藏在事物之中,可能是口诀也可能是一种元素。这一系和第一系并不相关。亚里士多德代表的有机系在古希腊有一大堆自己的名词和观念。还有一系则是从天象学占星术发展而来。这三个传统都和宗教有密切关系。

到了1500-1700年,情况不同了,出现了新的人物和因素,出现了以实验为依据的学问,初心了新的语言,科学专用的语言。比如哈维harvery和伽利略\帕拉塞尔苏斯(paraceisus)。

15世纪转折点的重要象征之一即有了实验。帕拉塞尔苏斯用解剖的方法观察人体结构,首创大量使用化学药品,在生命系统的科学传统上,帕氏开了新纪元。而笛卡尔是第一个怀疑到自己在不在的人,第一个严肃的怀疑者。霍布斯认为人性是经常在变动的。还有牛顿及其友人。当时英国有皇家学会,这些人并非商人也非贵族,是所谓收租的人,有钱有闲,经常集合在一起讨论问题,发展出新的学风。

以上新科学家的特点是:都不在中央,都不是真正的上层掌权阶级,却又都有一些其他的支助。或多或少与一些组织和机构有关。

这几个条件和在一起,我认为只有16-19世纪的欧洲,才可能有科学革命的特殊背景。

第八讲   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说,中国科技分为天、数、地、弄、医五个项目。

中国的数学是为了实际发展,而不是为了抽象思考,与古希腊数学有很大差异。当时训练数学家的方式不管抽象思考只管计算,通过这些训练的学生就成为算学博士,但算学博士的地位在所有官吏中最低、待遇也最差。不能进入知识分子阶层,不过与医师技工一般。中国数学工作并不操之在知识分子手里,而其发展以实用为目的。突破发生在宋朝。宋元之际四大数学家: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杰,明代退步。

《尚书》是古代公文、演讲集、文告等古代记录的集合。商代甲骨文已有大火星的记载。中国天文观测并不是为了吉祥或天象示警,也是为了实际需要。所有天文资料总结而为历法。星象图发展很早,自古即有地球中心说的思想,如盖天论、浑天说等。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理性的科学呢?各科目局限在一个范围,并未应用于其他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有政府职务,从事科学活动非主业。中国科学没有和工艺结合。不像英国皇家学会人员和当时的工匠们有密切关系,这恐怕是后来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

结论:中国科学萌芽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但最灿烂的时代是思想政治不归一的时代,这时最容易因竞争而开花结果。而中国工艺的发展,则需要有一个大有力的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给予工匠几乎是无限的支援和长期的时间发展,所以古代工艺发展往往是国力鼎盛最高峰的时代,大一统的时代。汉代最好的工匠属于官府,最好的工艺品如漆器皆由官府所造,而宋代名瓷则为民间工匠所造。大规模冶炼亦在民间。宋元以后的工业数量质量都有改进,明清两代极端专制,尤其清初压迫精神知识的活动无所不用其极,于是科学发展迟滞乃至停止了,代替的是考证的史学及内观的形而上学。

第九讲  未来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识分子

尼尔森说的六个“革命”:科学技术的革命、空间时间观念的革命、理性观念及度量单位的革命、社会形态、意念上、自觉和良心。

这六个改变归纳为两个现象:一般化与普遍化。

中国天文学实测记录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来得长和精确。中国地理学中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无分别,而以人文地理为主。医学传统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八纲四象五味。第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农书多由士大夫所写。

过去每一个文化根源所在都是在文化初现时“突破”阶段所缔造的,提出的根本的假设,这些假设在文化发展后期始终是该文化的基础,犹如几何学“公理”一般。历史上几大文明体系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方面,在确定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方面。它们本身动摇的时候,新的科技文明以什么代替他们,以什么来重建?所有的文化体系规范和社会个人行为的范围,都是力求在宽与紧之间寻求平衡。

过去几个大文明的知识分子,最早阶段有三种形态:祭师型、官员型、律师医生型。新类型知识分子是过去三种类型的合并。将来的新知识分子不可能像旧时的知识分子,如犹太先知、印度高僧或中国高士般的自由。对群体本身的附属性和被雇佣被豢养性,使新的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应该有的独立性,变得没有自觉、欠缺良知,新知识分子失去了在社会上作为先锋的特性。

一个文化的突破要靠知识分子。假如在新的科技文明里缺少一群有独立地位的人去寻找新的意义,则突破终难出现。商周改朝换代时祭师型知识分子失业了,两河流域有一群知识分子在政权易手时离开庙堂,这些人遂得以从事新的思考。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他们在困境中开拓了新的文化,目前似乎没有一群游离的知识分子,难以想象有一群知识分子摆脱职业的牵绊,离开实验室离开同僚,而同时还能做思考的工作,我个人认为,必须由知识分子在心智上自求解放,以其良知能为文明的突破努力。做新的信仰之祭师,做新的王国的官员,不仅解放自己,也由自我释放而帮助别人开脱自由的心智。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新的性格,永远准备自我批判自我修正。

国界、文明的界限都会消失,宗教的界限也会消失,到了那时,因为愚昧和贫困而产生的冲突和困扰会减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思考,将会看到冷酷的没有良知的国家机器,以及机械化的社会。

附录  论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背景

黑格尔把历史的规律归之于精神,马克思则归之于经济生活,但是它们都认为历史阶段每一步都种下自我毁灭的因,导致了下一阶段取代的果。公元6世纪前后,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是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诸贤前后出现,他称之为历史上的枢轴时代。在这几个地区人类文化进入了文明,由此分化衍生,有了后世的各种个别文明。在此之前人群不过浑浑噩噩度日,人之异于禽兽,不过掌握了用火的能力,即普罗米修斯时代。接着,有一些地区的人类发展额农业、文字及国家,这时古代文化的时代。

但是他也认为有些文化始终没有完成第一次的突破,从而发展出枢轴时代文明,比如埃及文化。各个枢轴文明在近时合流为近代文明,雅斯贝尔斯称科技文明之为第二次普罗米修斯时代。人类又掌握了更多更复杂的谋生手段,但是人类还没有找到新的历史意义。第二次突破,还有待于人类再一次的努力。

文字的发明是古代文化的共同特征,几个古代文化中,只有中国、中东和印度三处有枢轴时代的文化,征象是:

1、有了权力集中及文官系统的国家组织,大河流有灌溉工程。2、有文字和一群知识分子。3、有自群意识,共同的语言、文化及共同的生活背景。4、领土广袤的大帝国。5、车马,征战与交通距离扩大。

枢轴时代本身的特点:人有了意识和反省,这是精神上的进展。以理性的能力发展工艺技术,拜托环境制约求生存。社会上有了统治者或圣贤类的精神指导者,人因此有所景从。

文化突破随着崩坏,崩坏之后有新局面。

以色列人在颠沛流离中为了解决自己信仰的困境,却替全人类宗教观念开创了全新的境界,使得后世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了发展的基础。公元前9世纪,希腊人受两河文化影响,包括字母、贸易和城邦制度,承袭地中海迈锡尼文化与亚洲大陆的两河文化,终于发展为光辉灿烂的古代希腊文化。

中国文化的枢轴时代转机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天命靡常是思想理性化的产物,商代宗神的“帝”转变为普世化的道德尊神,不可思议的怪力乱神,转变为“唯德是亲”“天听自我民听”,这转变等于犹太教耶和华信仰普世化加上希腊文化的尊重人格。

国家和机构的出现,将农业生产的成品以税赋的形式集中为极大的储积。于是统治阶层得以掌握大量的积蓄资源,以维持军队以及祝宗卜史与工艺人员。

使别人信服的对象,不外以力量服人或智慧服人。两河文化与古埃及文化为波斯文化、希腊以及以色列文化的源头。

哪些人会提出疑问?

枢轴时代突破的先决条件:要有相当程度的国家组织,要有文字,要有部族和文化之间的竞争对比。希腊文化抛去了神的代号,由宇宙间的力量与秩序,发展为赫拉克利特的道(logos)和毕达哥拉斯的数。中国在孔子一起反省的主题是天命靡常,印度在佛教以前反省的主题是人生无常。

人类永恒的追寻最初是超越现实世界的救恩与解脱,启蒙时代人本主义思想抬头时,转而追寻在现实世界建立完美的社会。中国文化代表了追求完美社会的一端,印度文化着重寻求解脱的另一端。两者之间,古埃及文化接近中国模式,两河文化接近印度模式。

古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是祝宗卜史,在印度是婆罗门,在两河与埃及是祭司,但在祝宗卜史转化为士,婆罗门转化为林中苦行的圣者,祭司转化为流动的文士时,这些摆脱了传统约束的知识分子开始反省自出的传统。稍后有一些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之外,例如没落的贵族,亡国的王孙,失去故国的先知,新型城邦的公民,个别提出了更超越普世的观念,这就是雅斯贝尔斯理论的第一次突破。

全书完。

作者在序言中有一段话深得我心:

每个史学工作者,隔几年有一番省思,有助于梳理自己的思路,再隔几年,我的观点必然又有改变。因此这本小书也不过是一己心路历程的里程碑而已。称不上定论,更谈不上成熟,只盼过几年之后,自己会有更周全的诠释,代表另一阶段的了解。

这段话为什么让我有感触?因为让我想起自己写过的两本书:《九型人格和自我认知秘密》《自我教练:成为一个人》,这两本书都是我目前依旧在上课用的教材,写书既是为了便利学员,也是为了梳理检视自己的思路,而我也希望在教学过程中能不断借助于不同课堂上(企业内训、公开课、大学选修课)不同学员(职场人士、社会人士、大学师生)的反馈可以积累心得经验,不断改进修正,等过几年再版时可以用来更完善这两本书。

因为不仅修行需要“闻思修”,教学写作也需要讲师和学员都不断地上课、阅读、思考、练习、实践,如此往复,螺旋上升,勇猛精进,我想,不独修行、不独教学写作,世间万事莫不如此。阅读是一件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事业,读者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思考放进作者的字里行间,读到会心处,便在心中遥遥致意作者,一本书能在读者心中激发怎样的涟漪,是作者永远也无法预知的,这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愿读到此处的您也总是能有这种美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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