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单元
辛亥记事
扑朔迷离的宋教仁遇刺案尚未真相大白，帝象就着急忙慌的要搞“二次革命”讨伐袁慰廷。那么帝象为什么不等等呢？不是说有实锤证明是袁慰廷派人刺杀宋教仁吗？就算没有，伪造个电报往来也不新鲜。为什么帝象这么着急的搞二次革命呢？
这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帝象的着急正是因为作为一个团体的领袖，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他看的比黄兴、陈其美更深远。再不动手，情况就会更糟糕。
还记得帝象与袁慰廷的“蜜月期”吗？我之前说过，”蜜月期“是这两个人的妥协。在妥协期间，帝象四处兜售铁路，企图搞到钱。袁慰廷也没闲着，他也在积极谋划向外国银行借款。
也就是说，谁先搞到钱，谁一定先翻脸。帝象从1911年开始借钱，到了1913年依然没有借到钱。而袁慰廷从1912年开始向外国借钱，到1913年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我们宏观的看下当时的形势，辛亥革命以来，其实是把庚子国难后清廷恢复的元气给打光了。无论谁当这个大总统，都要面临国家破产的危局。一旦国家破产，根据当时的形势，一定是造成国家的接替。
所以，向外国借钱渡过难关，是袁慰廷和帝象的共识，分歧点就在于谁先借到款。然后就有意思了，帝象当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经理后，就打算用铁路当抵押，四处借钱。而袁慰廷以大总统的身份借款，似乎比帝象更方便一些。但是，当时帮助袁慰廷借款的是国务总理唐绍仪，而唐绍仪我们介绍过，是同盟会的人。
那你想吧，袁慰廷借款能顺利吗？
你去找人借钱，人家问问借多少？干啥用？怎么还？拿什么担保？这都是正常的吧。今天我们去银行贷款，也是这套程序。哪怕你办个信用卡，最低的要求人家也得查查你的社保。你总不能说这是银行在欺负你，逼你签侮辱性合同吧。
而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形式上一盘散沙，尚未建立强有力的信用政府，甚至外国人也闹不清中华民国到底是总统说了算还是总理说了算。
因此在北洋政府提出向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俄亚银行提出借款后，四国银行也提出了“借多少？干啥用？怎么还？拿什么担保？”这四个问题。
北洋政府的答复是：借款七百万两，用于裁军和政府运作，以后用国家财政还，用国家税收担保。四国银行有心不借给民国钱，但考虑到万一民国挂了，他们之前在华的投资就算是打水漂了。干银行的都希望市面繁荣稳定，哪有在战乱地区投资建银行的？再者，借款给民国政府，数额巨大，是笔赚钱的买大卖。对于商人来说，这个诱惑也很大。
综上，英法德俄四国银行组成了银行团，决定借款给民国政府，除了约定利息、还款计划等等正经业务外，四国银行团又加了一条，不允许民国政府找其他银行贷款，除非四国银行同意。
袁慰廷听说后，当即拍板同意。在快饿死的前提下，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先不挑营养了。当时的总理唐绍仪对此不满，这要是借款成功了，帝象咋办？于是唐绍仪偏偏绕开四国银行，去找比利时银行贷款。这种公然违约的行为，遭到了四国银行的抗议。于是四国银行因为民国政府不认真履行合同为由，要求再加些附加条件。比如监督中国裁军，监督贷款的用途。简单说，四国要求害怕民国政府拿钱打内战。借给你钱用来裁军和政府运作没问题，打仗的不行。
这回可让唐绍仪逮着理了，他以附加条件损害中国主权为由，大义凛然的拒绝了谈判。说白了，这就是唐绍仪给袁慰廷贷款下绊子。
随后就是之前我讲过的“王芝祥事件”，让唐绍仪和袁慰廷彻底翻脸，唐绍仪辞职。借款的事，就轮到了财务总长熊希龄去谈判。
1912年6月，熊希龄重启谈判，谈判对象加入了美国和日本的银行，民国政府开始了与六国银行谈判借款一千九百万两的事宜。
鉴于民国政府信誉堪忧，六国银行先借给民国政府三百万两，并附加了条件。比如监督款项用途，用来担保的税收应该由专门机构办理，由银行团派人监理，不得向他国银行贷款，盐税也由外国专员监理。
看近代史，最忌讳的是看见史料不加分析就先用骂街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借款条件是不是苛刻？非常苛刻。合不合理？从银行的角度讲，合理。民国政府其实已经不是在借钱了，而是当当。你去当铺，还想要尊严，那就只好不当。不过，但凡能活下去，谁去当当啊？
再说这个事也不是没有先例，前清的时候，外国人也不信任大清政府的信誉，这才有了英国人赫德管了大清海关五十多年。赫德工作勤勉，是大清最清廉的官员。他治下的总税务司，也是大清效率最高，且最清廉的衙门。你说赫德是侵略者？不见得吧。北洋水师的组建源头，就是赫德帮忙给买军舰开始的。1911年赫德去世，清廷为了表彰其功，还追赠其为太子太保。
再说了，1912年的中华民国海关总税务司也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安格联。所以银行团提出的苛刻条件，并没达到不能接受的地步。都快渴死的人了，连尿都能喝，就别将就了，先缓过这阵再说。
熊希龄这个人既不是帝象的人，也不是袁慰廷的人，属于中间派。他在谈判期间，遭到了国民党的猛烈抨击。那感觉就像只要看见银行团的条件不骂街，就不算中国人。熊希龄一看这事没法干，就辞去了财务总长的职务，被袁慰廷任命为热河都统。
借钱的事一拖就到了1913年初，这一年美国总统换届，新上任的威尔逊总统反对六国银行团对华提出的借款条件，说各国来华投资应该享受同等的权益，不能出现某几国垄断的现象，这叫门户开放政策。
然后，美帝退出了银行团，民国财政总长答应了银行团的条件，把利率压倒了百分之五。五国银行团本来不答应，但是又怕美帝搞单边主义独自向民国贷款，于是答应了百分之五的利率，借给了民国政府2100万英镑，期限47年。同时，民国政府也加了附加条件，那就是民国地方政府不得私自借款。那意思就是帝象控制的几个都督，不能够单独借款。
这就是1913年4月袁慰廷绕开国会，与五国银行团签署的《善后大借款》。这件事发生在宋教仁遇刺案后一个月左右，所以帝象才会那么着急，而不想慢悠悠的玩法治。换句话说，等到袁慰廷不想玩法治的时候，国民党哭都没地方哭去。
国会肯定是反对善后大借款的，但国会当时约束不了袁慰廷。当初王芝祥事件爆发时，就是袁慰廷密令北洋将领通电唐绍仪改任命，所以唐绍仪气得辞职。这回帝象也这么干，密令国民党将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
此事一出，黎元洪感到大事不妙，于是开始两头劝架，希望大家都让一步。但是，袁慰廷此刻的心态完全变了。他决定彻底铲除帝象和国民党，实在受不了他们给自己捣乱。帝象也对袁慰廷反感到了极点，恨透了袁慰廷对他处处掣肘。所以，黎元洪的劝架是徒劳。
1913年5月，袁慰廷命驻保定的北洋军第六师师长李纯带兵进驻武汉，另调精兵进驻上海。6月初，袁慰廷绕开国会以“大总统令”的方式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改由黎元洪接管江西。改广东都督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由陈炯明接管广东，免安徽都督柏文蔚。
所以这个事我们得说帝象动手也有他的道理，他就掌握三个省的都督，结果被罢免了俩，剩一个还安排去慰问西藏了。
因此在7月初，江西都督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随后，黄兴控制江苏响应革命，柏文蔚在安徽响应革命，陈其美在上海响应革命，陈炯明在广东响应革命，孙道仁在许崇智的胁迫下于福建响应革命。
黄兴的讨袁主力打到徐州，被冯国璋和张勋击败。再加上陈其美在上海也不能打败北洋军，导致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七月底跑路，二次革命立马变成了一盘散沙。
随后的战局就一边倒了，李烈钧战败，逃往倭国。柏文蔚战败，逃往倭国。胡汉民失败后，逃往倭国。陈其美失败后，逃往倭国。
这是帝象的四大铁杆，不到一个月也都随着黄兴的跑路而跑路，无一例外是逃到了倭国。关系差一点的呢？福建都督孙道仁本身就是被胁迫的，所以他的革命出工不出力，随着许崇智跑路，孙道仁也宣布取消革命。广东的龙济光打败了胡汉民和陈炯明，宣布拥护袁慰廷，陈炯明逃往新加坡。重庆的熊克武本来也支持二次革命，结果被滇军的蔡锷打败，熊克武逃往倭国。
满打满算，二次革命持续了两个月整，宣布失败。
帝象、黄兴等人再次成为了通缉犯，众人在倭人的帮助下，沮丧的在倭国重聚首。二次革命之后，袁慰廷与帝象的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他们都以说“共和”为荣。别管心里怎么想的，嘴上都得说那些高大上的敏感词。最起码袁慰廷说什么做什么，不能完全当帝象不存在。帝象干什么说什么，也不能当袁慰廷不存在。俩人互相掣肘，干不出太不体面的事。
当这俩人不在一个国度共存之后，那就都开始变得非常不体面了。那到底有多不体面？跟我们传统印象上的理解有什么不同？下节课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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