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上代數課，某位女老師正操著外地口音講課，有些同學不聽講而在課堂上說話。其中說話的同學中，有個叫王勇的話音尤噪，被老師點了名。而點他名字時，老師剛說完“代數和”三個字，於是點名就成了“代數和王勇”，一時“代數和王勇”便成了王勇的綽號。而今這位女老師“代數和王勇”的音聲似乎仍在耳邊迴響。 還記得有次上音樂課，當時我在教室最南邊一行倒數第三排靠牆的位置坐著。我因上嘴唇正中上火破了口，後來結了很厚的痂，不但不美觀，還不能張大口說話，所以我辄用手捂著傷口，自然亦不能張口唱歌。老師疑惑，就走到我旁邊詢問。還沒等我答辯，早有鄰邊的同學替我解釋了，我這時也放下手，讓老師看了破嘴唇，老師也就作罢了。
音樂天賦我是一點兒都沒有，加上又不喜好，所以極少涉入這種活動。但是，有次基本上全班同學都要上臺的文藝節目，我也厠身其中了。這個節目是白老師編導的，此節目也像白老師組織乒乓球賽製和籃球訓練比賽一樣，極顯露出了他的才華。節目編排是這樣的：衆學生象大合唱似的站立幾排，前面是溫天星和漂亮的女同學宋柏麗對口朗誦。朗誦一段後，由他倆領唱，衆站立者就在他倆的指揮下唱歌。聰慧的白老師把這個節目編排的新穎脫俗，還被選上代表學校參加市里組織的某種演出比賽。有天晚上，我們都化了妝(記憶中這是首次化妝，截至目前還是最後一次)，到市區的某個禮堂(記不住地方了)表演過一次。以後學校一直保留著這個節目，但衆站立唱歌者，換成了校文藝隊其他節目中的演員，這是個不小的裁員，而我們僅靠站著唱歌的同學就此“失業”了。
筆者所作《蘭花》成扇
在红旗學校上學時期，我說遇的最“文言”的一句話是“祇能再一再二不許再三再四”，緣起是：上課鈴響老師進門後，由固定的班幹部喊起立，我是調皮不好學習的，並且還不知對老師恭敬，所以每次起立都是懶懶的、慢慢的。有一次不知上什麼課，當老師進門同學們聽到起立聲，大都迅速起立，我則被習慣性的懶慢付出了代價一一前排同學起立動作過大，把長條凳子弄倒砸在我的大拇腳趾上(我若也是迅速起立，便不會有此皮肉之苦也)，很疼，但當時没有發飚，原由前排弄倒櫈子的叫宋柏麗的女同學長相嬌好，且身姿若流風回雪，假如是不好看的女生，我的“浪啥呢”等臟話立馬就脱口而出了。孔聖人所謂“美女多吃四两豆腐”，真實不虚矣。但回家脫襪子一看，大拇腳趾甲內有一塊紫黑的血塊，走路也竟致一瘸一拐了。當時父親從許昌地區糧食局局長的位置上，受“文革”末期派性鬥爭的迫害，被下放到寶豐降職任縣委副書記。寶豐離許昌市區大概有百餘公里，那時的公路坑坑洼洼，儘管當時寶豐縣委有兩輛小車(一輛破舊的“華沙”房車和一輛帆布蓬的“北京吉普”)，但從寶豐開回許昌家裏也是要大半天時間的。父親疼我，聼到我的脚被砸傷後，仍是帶車回來看我了。 關於罵女生“浪”，在那個時代是比較狠的話。我有次因罵一個在教室打拍子指揮唱“紅歌”的女生“某某多浪”，而被老師上綱上綫對我進行過“批鬥”：“唱讃美偉大領袖的歌你説是浪，你說啥叫不浪？”老師本來就惡我不好學習還好搗亂，這次借著“浪”，恨不得把我拍打成“现行反革命”。 這期間，學校響應偉大領袖的“既要學工、學農⋯⋯”的指示，參加遇學農和學工活動。我們年級的學工是在市區某個重工廠幹10天活。所謂幹活，實際是給廠裏添麻煩的。好在那時都在“抓革命”，廠裏生產亦不太正常，所以我們去學工的“干擾”不是太明顯。而對我們則是個不小的損失：把應該在學校學習文化課的光陰浪費在了不需要我們的工廠裏。我們幾個同學幹的活，是在一臺高大的氣壓機旁邊，等待氣壓機壓出來小小的圓型鋼片散落地下後，收集起來歸入木箱，這樣就算是學工了。學農雖也累不著，但是要住在農村10天的。我們學農的地方在許昌市西邊某人民公社一個叫郭橋的村裏，離家10來公里。學工和學農是分批去的，我們班先學工後學農，有的班先學農後學工。我們班到郭橋後，前面已走過一批學生了。我們所有男生打地鋪住在一個大房子裏，行李自帶。女同學亦然。飯則是兩個同學一組固定在某一農民家吃，按天交些伙食費。分人到户時，學生坐在一個大房子的原木墩上，等著倆倆地到農民家認門。輪到我在第一名時，本該是緊靠我的一個同學和我一同去，但與我要好的革華冀同學從第三名位子上強行與我一組，撇下了第二名的同學，我和華冀就一同分配到一家姓郭的農民家。儘管憨厚的農民是拿出最好的飯菜讓我們吃，但好像飯菜都不合我的口味。記得有次吃撈麵條，澆頭是粉條燒的什麼菜。我平時不吃粉條，也幾乎不吃撈麵條，兩種不好吃的食物混在一起，就更難以下咽，怎麽也吃不下去。好在農村吃飯不是圍在桌子上一同吃的，這樣我就每每有機會倒掉難以下咽的飯，往往是倒掉大部分。其他吃過什麼就記不清了，好像常吃薄烙饃，但不拘什麽菜，好像皆配著粉條。
筆者《雲破月來》書法
在郭橋學農時，幹過往地裏拉糞的活兒，時間是秋季，因為我記得有次在快熟的豆地裏翻豆葉時，在葉子上看到一條象蠶似的、近2寸長的青蟲，嚇了我一大跳。我生性怕這類蟲子，而現在想起來還是不寒而慄呢。其他還幹過的農活兒，而今記不住了。 大概是我在郭橋的第4天，在家學工的榮忠寶同學，與我很玩得來，他騎自行車跑到我們學農的地方，告訴老師我家裏出了事，要我馬上回去。我當時正在河坡裏不知幹什麼活，聽到消息後馬上跑到住處。當我進屋，榮同學正在整理我的行囊，表情嚴肅(他是做給其他人看的，但也把我嚇壞了)，我於是跟他走了，怎麼走的，記不太清了，好像是坐著他的自行車。原來榮同學為了拉我回去陪他玩，編造了謊言欺騙老師和同學，不過連我也騙著了——當時我真以為家裏出了大事，嚇得不輕。回家後同榮同學到學校操場上訓練過田徑，其他幹些什麼就記不住了。 過了幾天，學農將要結束，我又到過郭橋。到過橋後又幹了些什麼，沒有了印象。但去時坐車的經歷記得很清楚：我的母親托關係找到客運公司的人，送我上了許昌開往南陽方向的長途大客車，交待司機到了郭橋讓我下車。司機問我郭橋有多遠？有何明顯標誌？我答不上來，只說有十幾里，看到路邊“郭橋道班”的路標下車。我以為司機會知道這個公路上的道班的，結果他不知道。最後只好由我坐在車上盯著路邊的這個“道班”路標，看到後時提醒司機停車。
學農期間，當時感覺有兩個遺憾：一是聽村裏的村民講，上批來的學生開了批鬥會，鬥爭了村裏的地主郭什麽財。我們一聽，也要求開個鬥爭地主的批鬥會，村領導同意了，但最後不知何因沒有開成？村子裏同學們祗要一看到這個地主，就叫喊大地主郭XX，聊作遊戲。另一遺憾是，我和革同學吃飯的那戶農民，有個比我們大幾歲的兒子，臨別時送我們一個日記本作以紀念，日記本塑膠面的，小32開，他還在扉頁上用鋼笔龍飛鳳舞的题了辭。我和華冀商量著要抽時間去看他們全家，回家後也的確商量了幾次買些什麼禮物合適，但終於沒有成行，這件事至今仍引以為憾。但前者未鬥地主的遺憾，只是在當時出於遊戲，小小年紀也不懂什麼階級鬥爭，唯圖一時好玩罷了。如今想來，當時沒有鬥爭地主已不以為憾，而是以為幸了。若當時鬥爭了這個地主，地主的痛苦表情一定要留在我腦海中的，以後每每憶起，是要自遣自責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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