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晓芙,财经作家,旅居欧洲,以荷比卢为基地,从事全欧洲投资并购业务。
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了,不了解欧洲,有时候,你就不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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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诞生于1773年,英国的制造业从此遥遥领先全球。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在许多学术领域上仍旧领先全球,却在许多新兴产业上失去领先优势,甚至还逐渐失去传统产业的优势,以至于制造业迅速地被美国和德国追赶过去而衰落、萎缩,甚至还输给瑞士这样的小国。
这个惊人的衰落过程,带给中国许多的警讯:中国没有英国的学术优势,却有比她更不利于制造业的内部特质和外部环境;英国可以靠金融业弥补制造业的不足,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美国的崛起吸引了英国的投资,也排挤英国的对内投资和海外市场,美国对于中国的挤压更厉害;美国超越英国之后反过来投资英国,以英国做为进攻欧洲市场的跳板,但是现在美国对于中国敌视态度。
比较英国的衰落与德国的崛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必须避免英国的缺点并学习德国的优点。但是中国在价值观、产学关系、市场机制等文化与制度特质上,却有太多英国的弱点而鲜少德国的优点。
如果我们继续在经济上「画虎不成反类犬」地抄袭美国,并且在思想上盲目地拥抱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前景恐怕不看好。
英国是科学革命、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诞生地,工业实力领先全球至少一百年,而且在二次大战结束时依然是全球的学术与金融中心,却在1870年就已经跨过领先优势的最高峰,甚至在1930年代开始输给德国,生产力只有美国的一半到四分之一。这怎么可能会发生?
在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诞生之前,英国就已经是世界的中心。由于法兰西斯培根的倡议,全球第一个科学社群(英国皇家学院的前身)在1645年成立,并且在1665年发行全球第一份学术期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牛顿在1687年发表了三大运动定律,此后150年内的科学大发现几乎都是英国科学家在主导,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比第二名的德国略胜一筹。
此外,John Kay在1733年发明纺织用的飞梭,瓦特在1769年大幅改良蒸气机的效能,史蒂文森父子在1825年完成全球第一条铁路,布鲁内尔(Isambard K. Brunel)在1833年建造了全球第一艘铁壳越洋邮轮,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的纺织业、矿业和钢铁工业,也都是英国在主导,使得她在1870达到工业、经济与政治的最高峰,遥遥领先全球。
在1870-1914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里,主角是以理论为基础的电学、电磁学、化学和引擎,英国在理论和发明上仍旧明显地领先其他国家,但是德国、美国与日本也纷纷追赶上来,并且在技术的应用与企业的现代化上,比英国更积极。
此外,英国开始出现投资不足与管理效率低落的现象:1870年时英国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投入,比美国和德国分别多出10%和30%,到了1900年时却比美国少了90%,并且被德国追平,甚至连反映管理与创新能力的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都低于其他欧美国家。结果,英国制造业的领先幅度开始缩小:1880年代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出口,分别占全球43%、16%和6%,到1913年时已经变成32%、20%和14%。
美国福特在1913年完成T型车的量产生产线,1914年福特汽车每个工人的产能是其他美国车厂的4.6倍。 但是英国投资不足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而且一直无法引入福特式的大量生产。到了二次大战前夕的1935年,德国工业已追平或略微超越英国:德国每小时的人均劳动生产力,已经是英国的1.05倍,每小时的人均附加价值,更是英国的1.12倍。 到了194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已经高达英国的两倍到四倍。 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英国的打击,远超过其他国家,而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开始积极推动的市场自由化,还是救不了英国制造业的衰落,甚至1989-2007的表现,还不如日本失落的二十年。
英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衰退,是始于战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可能始于1870年或更早。
自从187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的学术发现,对工业进步的影响远小于德国和美国。许多英国学者把这个现象,归咎于英国企业家族化,管理效能低落,没有能力将科学发现的充分产业化。
此外,当美国和德国在积极提升基础教育和技职教育时,英国的投入却相对地不足,中学与中等职校的就学率不到25%。这些无疑地都有其重要性,但是学术社群与产业间的隔阂,可能是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影响因素。
如果仔细比较皇家学院这个社群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家,你会发现这两个社群很少有交集!前者是为真理服务,不关心(甚至看轻)俗世的利益;后者是为产业与利润服务,而无关乎真理;很多英国贵族和中产阶级,把前者看成是高尚的、理性的、进步的、符合贵族品味的,后者则是工程师、匠人的事,有趣而不高尚,甚至排斥去工业界服务。这样的价值观,或许才是阻碍英国工业技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爱迪生以来的许多美国人,把科学与发明当成致富的关键手段,甚至把基础研究,当作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科学是手段,致富是目的。所以,比尔盖兹可以开心地休学去创业。对这些美国人而言,学术的「神圣性」,不仅难以理解,甚至是荒谬的无稽之谈。
但是许多英国科学家,却只对真理有兴趣,甚至奋力维护学术的纯粹度与神圣性,刻意将它与现实的利益隔离。牛津大学刻意维护其古典人文教养的传统,而硬把一百多位跟科学、工程有关的教授塞到一个「科学与工程系」;剑桥大学为了维护其纯科学的传统,硬把一百多位跟工程、管理有关的教授全部塞到一个「工程系」里;而伦敦政经学院则只有人文、法政与经济学,而没有管理学院。
剑桥大学对工程的鄙视,清楚地彰显了科学社群和工程技术间的鸿沟。英国政府在1850年,就建议剑桥培养工程专才,她却坚持到1894年,才开始招收第一批专攻工程科学的学生;虽然她在1875年,勉强设立了第一个跟工程有关的讲座教授席次,却无论如何不肯在头衔中置入「工程」一字,而称之为「机构与应用力学讲座教授」。1894年之前想要研究工程专业的人只能到第二轮的「红砖大学」去念,科学家维根斯坦在1908年从柏林到英国去研究航空技术时,就是在曼彻斯特大学注册,而非剑桥大学。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电学与电磁学的发源地,剑桥大学却在1945年才有第一位电机工程的讲座教授,到1962年才招收第一批专攻电机工程的大学生!
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下,英国不可能出现像比尔盖兹的人──学术是高贵的、神圣的,而创业是另一种旨趣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尽管剑桥大学旁边有一个1973年成立的科学园区,学术技转的成果,却相当有限。
不只学术圈这样,连工程天才的态度也相近。英国最顶尖的发明家,几乎都不是为了经济的利益而发明的:曾获得235项电机专利的Sidney G. Brown,从专利所获得的财富抵不上昂贵的专利费;Frederick W. Lanchester曾在航空与汽车领域,获得过将近五百项的专利,但他在汽车厂担任顾问的收入极其有限。这都是典型的例子,而非例外。
反之,成立于1810年的德国汉堡大学,首开以研究领导教学的现代大学风气,她虽然强调学术自由与自主管理,却也同时强调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因而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个机制与理念,被美国与日本模仿,而树立以基础研究厚植产业竞争力的观念。
此外,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在1868年首开全球风气,在企业内设立研发部门,聘请化学博士Heinrich Caro主导染料的研发,后来并陆续聘请许多杰出学者,主持该公司的研发工作,首开全球先例地,将最先进的基础研究与企业利益直接结合。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实验室与贝尔的实验室,也同时在1876年成立,并且在二十世纪初成为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的核心。
此外,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更显示:后进国学术界的首要任务,是保持跟产业界的紧密对话,以缩短国内外产业界的技术差距为第一要务,而不是漫无目的地从事跟国内产业毫不相关的研究。
日本的汤川秀树,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奖,相隔16年之后朝永振一郎才获得日本的第二个诺贝尔奖,而那时候日本的制造业早已经超越英国,日本的案例显示应用研究领先基础研究(或至少同步)的必要性。同样地,韩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学术界与产业界互动密切,不但产业界有顶尖的研究,而且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都在回应产业界的需要。
回过头来再看看英国,虽然三大名校,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世事,但是还有曼彻斯特、爱丁堡大学与(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在认真从事与产业有关的应用研究。可是,当学术界的最高价值跟社会彻底脱节时,再怎么卓越的学术研究,也救不了英国工业界的衰落。这个故事显示,学术研究领先产业技术是必要的,但是当学术研究与产业需要脱节时,却对制造业没有任何的好处。
中国的学术圈呢?中国的产学鸿沟远远大于英国、日本和韩国,如果我们继续漠视这个根本性的「学术失能」,一味奢谈下一代产业或学术卓越,对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恐怕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英国制造业的衰落,跟投资不足有很密切的关系,而投资不足的原因,跟英国金融业的性格密切相关。
一份2013年的研究指出,英国的金融机构重视短期利益,远胜于长期获利,而且对国内的产业发展漠不关心,只在乎盈利水平,因而有60%的基金都在海外投资,使得英国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经常募不到发展前期的基金。
其实,这个问题自从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海外投资热潮,使得伦敦的金融商圈吸金能力远高于制造业,而导致制造业投资不足;而且制造业的投资偏好传统的矿业、钢铁业、船业与纺织业,使得电机、化学与汽车等新兴产业的投资,相对地不足。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就已经是全世界的贸易与金融中心,不但外国企业把钱存在伦敦金融中心的银行内,而且英国的海外投资,远远超过其他国家。1914年英国的海外投资总金额高达40亿英镑,甚至远远超过英国的年度总产值(23亿英镑)。
譬如,为了充分榨取印度殖民地的资源,英国在印度大规模地建造铁路系统,使得印度在1853年就拥有第一铁路,还比美国的第一铁路早了16年。这些海外投资,只顾追逐高获利的机会,却因此挤压了国内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引起邱吉尔首相和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抱怨和批评。
此外,英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境外资金来源,这项投资不仅排挤英国的国内投资,还培养了英国制造业的竞争者。
只要投资眼光精准,新兴市场的获利,往往高于成熟市场。美国1868-1880年的钢铁产量,年增长率40%,1881-1920年的年增率还保持在10%,远高于英国和德国。同文同种的英国金融商如果不去投资这个市场,那是不可能的。1920以后,美国制造业积极发展福特式大量生产的制程,生产效率因而迅速跃升而急速超越欧陆,使得美国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也对英国的金融商,更加地具有吸引力。
反之,在1948年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生效之前,欧洲国家只能仰赖内需市场和海外殖民地,但欧洲国家的内需市场规模小,且差异性高,大量生产只会增加投资的风险,而无法收到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虽然英国从1890年代就开始,密切注意大量生产模式的利弊,却只就适合英国市场的部份局部地加以引进和应用。
当英国资金大量涌向海外市场时,德国银行团却不吝于对国内制造业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投资,以及比英国更低的利率,使得德国制造业可以迅速崛起。
海外殖民地的庞大市场和英国金融业的发达,是英国工业革命可以领先全球的关键因素。但是资本市场所追逐的利益,并非永远吻合国家发展的需要,有时候资本市场的海外逐利行为,会造成国内产业的空洞化,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深受此苦。
这种时候,政府必须积极建立起有利于国内长期发展的投资银行体系,而不能继续仰赖极端不健全的股市,才有机会化解困境。
规模经济与福特式的大量生产,是美国在十九世纪末迅速崛起,并超越欧洲的关键,但是欧洲却必须要等到1960年代关税障碍撤除,且全球经济蓬勃发展之后,才具有推动大量生产的现实条件。
面对这个天然的发展障碍,德国采取研发密集、知识密集,以及技术密集的手段,以及加强企业的组织、经营与管理,在不需要仰赖大量生产的市场里朝向高质量、高附加价值的方向发展,打造出「德国制」的品牌形象,而成功地跟美国低质量、低成本的产品形成明确的市场区隔。
直到195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欠缺劳动力,才使德国积极投资于大量生产的设备,而在1968年时在适合量产的矿业、钢铁业、纺织业、化工业等领域,大幅超越英国。
另一方面,英美两国的政府,都曾致力于推动英国零组件的标准化以及福特式量产模式。但是因为时机拿捏不当,以及没有充分掌握英美市场的差异,大部分的努力都成效不好,甚至弊大于利。
由于警觉到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英国政府在1930年代积极推动企业的国有化,大肆并购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然而此举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为消除了内部的竞争者,而使企业更加有恃无恐地仰赖政府的保护,变成既无效率又大到不能倒的寡头企业。
在马歇尔援助计划的要求下,英美生产效率委员会(Anglo-American Council on Productivity)在1948年成立,针对英美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但是英国工业界深知英美市场特质的差异,因此很怀疑(美国)生产模式在英国与欧洲市场的适用性。后来,在英美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刚刚国有化的英国铁路公司,被指定要推动零组件标准化和大量生产,以作为全英的示范。可惜,实验的结果颇让人失望。
反之,二次大战前夕英国情报单位对德国工业界的调查报告则指出,德国的生产方式不比英国有效,他们真正的杰出表现是在研究人员、工程师、技师、工人与经理人员的素质,和企业的组织与协调运作。
这份研究,确实真正掌握到德国的长处和英国的弱点,很多案例都显示英国企业内部的组织不健全,无法整合出一个优势企业所需要的各领域专业人才,因此无法将企业与学术界的创意,充分地产业化。
化学合成染料产业的竞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英国在1857年发明的,并且因为有纺织业庞大市场的需要,而一度蓬勃发展。然而英国并没有警觉到,他们可以利用类似的合成技术,去开发出更多颜色的染料,反而是落后英国十年的德国化学厂,以高效率的团队组织和有系统的方式,把一系列相关的染料,全部开发出来申请专利,并且向国内外纺织业进行强力的营销。结果,德国染料的全球占有率,迅速地在1881年达到45-50%, 并继而在1990年扩张为80-90%。
阻碍英国工业界现代化的组织管理问题,一部分是根植于英国人固有的拘谨个性和文化,一部分是源自于过分强调单一专长的精英教育,这使得他们远比德国人更不擅于跨专长领域的对话与功能整合。
此外,传统英国贵族治理产业的模式,就是严于主仆分际,管家与企业经理人的职责,是全力达成主人的心愿,而不轻易质疑主人的目标与心愿。因此许多实证研究的案例都显示,英国企业的优点,反映着企业主的长处,缺点则反映着企业主的短处。而中低层主管和高层主管的互动模式,也经常反映着这种源自封建社会的阶级文化。
然而全方位的通才难找,而金融业的发达,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人才排挤作用。每一个国家的人才都是有限的,当英国最顶尖的人才,被大量吸纳到与国内产业互动不足的学术界和金融界后,制造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就难免略逊一筹。
企业规模的大小,不足以决定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大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也不是企业致胜的唯一途径。中小企业如果能够强化内部组织的分工与管理,并且找到适合自己发挥的利基市场,照样可以闯出一片天;反之,如果昧于企业与市场的特质,一味追求量产与市场规模,反而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针对英国汽车产业的实证研究就指出,虽然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特质,使她很难发展美式的量产规模,但是这种企业特质,反而适合1970年以前的跑车与顶级手工车等利基市场。因此,能够强化内部的组织与管理效能的车厂,往往可以在全球车市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后来的车市因为供应过剩而竞争激烈,使得小厂很难生存,这个又是后话了。
反观中国,我们的教育体系远比英国体制更僵化、空洞,中小学生至少浪费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一年内一定会忘记的琐细知识上;大学教育还延续中小学的模式而只有讲授,罕有问答与讨论,而且严重漠视跨领域对话的教育和能力,而企业界更充斥争功诿过与争风吃醋的文化,使得我们在团队合作与组织管理上的能力,甚至远不如英国。
如果我们不能从各级教育去积极改上以上弊端,就算找得到适合中国的市场方向,甚至筹足资金,也不见得会有够水平的企业组织来攻占、巩固相关的产业和市场。
结语
比较德国制造业的崛起和英国制造业的没落,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产业落后时,必须全力缩短产业落差,强化跨领域对话、集体领导与团队整合的能力,充分发挥技术工人与各种人才的能力极限,以达到「人尽其才」的目标,来充分发挥中国的优势。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金融机制是支撑,制度、教育与文化的问题是根本,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企业界自然会有能力,因时因地制宜地找到自己的发展市场。
编辑:鹤立高岗 格式: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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