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晓芙，财经作家，旅居欧洲，以荷比卢为基地，从事全欧洲投资并购业务。
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了，不了解欧洲，有时候，你就不了解中国。
欢迎关注：鲁晓芙看欧洲。 合作请联系微信：Xiaofu_Lu
世界各地的经验证明，大规模民众运动释放出政治能量后，政府必须找紧机会，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政府尽快接纳，尽快实施，来改进经济结构和制度，减少社会不公平，促进社会和解。
综合香港各界需求，提出六大经济诉求，实行难度有简单到复杂，希望香港特区政府主导，工商界支持，全民督促贯彻执行，有利于香港经济长期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
香港的打工仔一向待遇微薄及缺乏保障，几经辛苦才争取到的强积金，但雇主竟然运用强积金去对冲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历届政府束手无策。
梁振英政府及林郑月娥政府都口口声声要尽快打开这个死结，不惜动用巨额公款来补贴商界，但雇主代表坚决不让步，至今还是胶着，取消无期。
时至今天，林郑政府应当机立断，克服工商界的无理阻力，早日取消强积金对冲这个于天理不容的畸形现象。
香港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了。超级富豪们，请你们尝试与你的家人以最低工资生活一个月，体验一下低收入人士的困境。对绝大部分打工仔来说，最低工资基本不能应付日常生活需要，更不用说改善居住环境，教育子女，或储蓄养老。
在没有实施最低工资的年代，工商界视之为洪水猛兽，声称一旦实现最低工资，便会导致大量裁员，企业出现倒闭潮，投资者却步。结果事实说明一切，完全没有这些情况。
今天，我们需要尽快以生活工资取代最低工资。据学者的估计，生活工资比最低工资高约三分之一，工商界绝对可以负担得起。超级富豪们，你们不妨又用一个月时间体会一下生活工资对生活素质有何改善？
在香港这个收入及财富如此高度悬殊的社会，为何竟然没有遗产税？
其实香港自1915年便引入遗产税，官方公布的目的是「让整个社会，在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去世后受惠，因为那些富人致富的部分原因，是资产增值及香港经济增长，而整个社会对此也作出了贡献」。
但是，在2005年，当唐英年担任财政司司长时，政府却在大量反对声音中将之废除，这是给予超级富豪的天大礼物。这些富豪的财富，供他们及其家人几世也用不完，为什么连死的时候，也不让他们为社会作出一些贡献？
林郑政府应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遗产税。
恢复遗产税是立竿见影的措施，稍长远一点（两，三年内），是必须改革现有的税制。
香港一向以简单税制及极低度税率见称。这在二十世纪战后初期是无可厚非的。但踏进21世纪仍然抱残守缺奉行这样的税制，肯定是不合时宜。
众所周知，长期的低税率为香港带来至少两大灾害：一是富有的人（包括极富有者）跟一般工资人士采用同一税率，实际效果就是“累退制”，不是当今税收基本公平原则的累进制，越富有，在香港交的税相对越少，也是造成香港收入及财富严重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另一恶果就是由于税率低，政府长期依赖卖地收入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直接导至地价、楼价及租金不断攀升，香港地产商的利润几何级数增长，楼价却升至普通市民无法负担的程度。
林郑月娥还未当上特首时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她是不会触动税制的。很明显，她深知税制改革会影响既得利益者，香港经济界、房地产界和银行界，自然不能得罪他们。
此时此地，香港税制改革实在是急不容缓。改革的方向有两大重点：
一是提高利得税，同时堵塞税务漏洞，让利润高的香港企业负担更高的税款；
二是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让高收入人士交更多的税。总的作用是扭转目前过份依赖卖地收入，及缩减贫富的过度悬殊。
目前公屋轮候时间已升至5.5年，数字不单继续远离政府「3年上楼」目标，再创近19年新高，申请数目近27万个。
近年新建的公屋却每年平均不到3.5万个单位，此消彼长下，轮候时间越来越长，香港普通居民对于公屋，望穿秋水。
与此同时，居住在劏房、笼屋等「不适切住所」的人数，超个20万，他们的居住环境极度恶劣，还要面对不断加租之苦，生活素质每况愈下，是香港这个五光十色大城市的耻辱。
香港特区政府绝对有足够财力大刀阔斧地处理公屋供应问题，但多年来却以土地供应不足为借口，令问题越来越严重。
为了加速香港公屋及居屋的建设，必须考虑推行下列几点：
一、将公屋上楼的目标，由三年改至两年，这好像要求更高，但矫枉必须过正，官员必须问责，否则名为三年实际可能五、六年开外；
二、全面全速落实土地供应研究小组的各项建议；
三、引用《土地收回条例》，收回新界私人业主拥有的近千多顷的闲置农地，发展公屋、居屋等项目；
编辑：鹤立高岗 格式：黄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