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首长是“八路”
作者：张福平
小八路，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吗？
心中充满神奇的那个谜团，整整萦绕了我四十多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才得以化解开来。乙未羊年七月的一天，我拨通了部队老首长的电话，与他闲聊，逐渐知道老首长当年为啥那般平易近人，为啥与士兵打成一片，一同排队打饭吃，与战士一同学习娱乐，为啥能与我这个十五、六岁的小兵那么亲热、随和，以至于在我们分离四十多年后再次通话时，老首长还能亲切地叫出我的名字，说：你还是当年留在我脑际里的那个孩子。
我的首长名叫高玉龙，今年八十八岁，1929年出生在察哈尔省延庆（建国后延庆划归北京市）农村。打小他就从村里读过几年私塾。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的家乡被日寇铁蹄占领，成为沦陷区，目睹日寇惨绝人寰的烧杀奸淫抢掠，1943年春，年仅十三、四岁的他，毅然告别父母，在家乡参加抗日（区小队）游击队，不当亡国奴，扛枪打鬼子。起初，他年纪小，领导分配叫他当司号员。司号员虽说活计轻巧，但他年岁过小，跟随游击队行军打仗显得很吃力。由于他识字，数月后，领导便把他调配到八路军10团卫生队，学习看护员，主要跟着医生跑腿，为伤病员拿药送药，送口服水。卫生队也要随军打仗，为八路军提供医疗保障，流动性大，居无定所，餐无准时，昼伏夜出，环境险恶。他在卫生队待了八、九个月，初学一些基础常用简单的医护常识，如抹二百二(红汞)，涂紫药水，缠纱布条，简单止血包扎技术，上级又把他调到10团后方休养所（相当于部队后方医院）当看护员。
说是后方休养所，老首长强调说，就是在延庆县和昌平县交界处的三岔北沟深山中，搭几处土茅草房，当做病房，让前线负伤的八路军官兵转移下来后，有个较为安全隐蔽舒适的疗养环境，进行治疗康复。别看休养所地处大山深处，缺医少药，交通不便不说，也不安全，时常遭到日伪军的袭击和扫荡。
老首长给我讲述了一个当八路时，发生在他身边最危险，最让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生死经历。1944年春夏之交，因为经常接触病人，或是休养所环境简陋，他染上了伤寒病。这种病属传染病。休养所领导就将他单独放在一处偏僻的病房里，隔离治疗。老首长回忆说：说是隔离治疗，其实重点是隔离，怕传染别的伤病员。那时国民政府早就不给八路军发军饷，日本鬼子反复扫荡封锁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极度缺医少药，得这种病，就等于是拿身体硬扛硬熬。这期间我父亲还来北沟休养所看过我。见我这个情况，父亲很感谢八路军、共产党，感谢休养所的同事和领导。
1944年8、9(确切时间因年代久远，已记不准了)月份的一天早上，他们休养所突然被进山扫荡的日伪军包围。原来日伪军夜间偷袭10团休养所，因不知确切地点，就抓了个老乡带路，寻找八路军山中的医院。根据地的老乡憎恨日本鬼子，思想有觉悟，心向八路军共产党，就骗敌人说，夜里不能钻山沟找，容易中八路军的埋伏，提议走山梁。敌人也是被我们八路军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打怕了，怕被打埋伏，果然中计。老乡领着日伪军沿山梁走，故意将敌人暴露给我们。天蒙蒙亮时，敌人长长的队伍被休养所夜间放出去的侦察员发现。情况万分紧急！侦察员很机灵，跑回休养所报信已经来不及了，他就先朝敌人进犯的方向扔了一颗手榴弹。
休养所仅有一个通讯班和侦察班，平时担负着休养所生活补给运输与保卫侦察工作。“轰”的一声！手榴弹炸响后，在清晨寂静的山林中传得很远很远，等于先给休养所的医务人员与伤病员报了个急信。面对数倍于我们的凶残日伪军，在敌人距休养所三里多地时，通讯班和侦察班不畏强敌，在一处山头凭险吸引阻击敌人，掩护伤病员转移疏散。当手榴弹炸响、枪声大作时，休养所医护人员按照事先制订的应对预案，紧急组织伤病员撤离。敌情突然，敌众我寡，情况紧急！休养所的东西物品大家也顾不上拿了，医护人员抬着重伤员，轻伤员相互搀扶着散开转移。年少的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也跑出病房，踉踉跄跄地向外奔跑。他转移的方向是一处几丈深的土悬崖，结果没跑多远便昏昏沉沉一头栽了下去。这处悬崖下方是休养所炊事班经常倒弃柴火灰的地方，他正好掉在松软的柴火堆里，捡了一条命。人虽没死，但还是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时，浑身是柴火灰的他被一个断臂的休养员背着撤离转移。
背他的人叫段勇，是休养所的病人，八路军班长，与日伪军作战时身负重伤，送到八路军后方医院做手术被截去一只胳膊，伤愈后转到北沟休养所休养。清晨手榴弹炸响时，段勇正在山里的小路上散步，撤离转移时发现了他，背着他在大山里左钻右藏，后又遇见从休养所转移出来的看护长和其他几位伤病员。看护长见到他很高兴。看护长说，他正准备回去找我呢，没想到你自个儿也撤了出来。于是大家一起结伴钻山头躲藏。摆脱敌人后，因为伤员多，再加上我不能走路，都是他们轮番搀扶和背着走，行动缓慢，不便于摆脱敌人追赶搜查。于是看护长对我说：小高，我们先把你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待鬼子退了，我们再来接你。我也怕自己拖累大家，就同意了。
他们走后，时间己过晌午，这时隐蔽藏在大石头后边草丛中的我又饿又渴。特别是渴，那真是难受。我便小声喊：班长，班长，我想喝水，给我弄点水喝。我喊了几声没人理我，我才知道就剩我一人了，其实是我迷糊了，他们走我都忘了。渴的感觉实在难受，比饿还难熬，心里想，豁出去了，死就死吧，于是我就使劲翻身滚动，顺着山势滚了下去，恰好滚到一个山涧小溪里，我就趴在那里用嘴喝水。喝足了水，我抬头一看，不远处的山腰上还站着一个扛枪的鬼子，我才知道鬼子也还没撤，我静静地爬在树林草丛中的水里，这时我心里才明白，其实我距撤出来的休养所不远。这样一直藏到天黑，突然我听到看护长喊我：小高，小高你在哪里！原来是鬼子找到我们的休养所后，没抓到一个八路伤病员，恼羞成怒，放火烧了北沟休养所，烧了我们储备的粮食，烧了猪圈和几头猪，砸了休养所的药房，瓶瓶罐罐药片药粉撒了一地。一旦天黑，山里头就是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天下，他们怕遭袭击，无奈地撤退了。事后老首长感慨地说，根据地的老乡真好，如果他带敌人钻山沟，我们休养所就全完了。
看护长带人找到我后，我们一起又回到休养所，借着鬼子放火燃烧的火光，我们看到被日伪军破坏的休养所，见到烧死的几头猪，砸烂的药房，烧焦的粮食。看到他们的暴行，大家气愤至极。看护长来到药房，蹲下拣起还能用的药品，收拾起来准备再用。这时传来休养所领导的指示，让轻伤员翻山约八、九里路，向南沟方向的八路军休养所转移；像我这个情况不能自己走，就由两个侦察员护送，从沟底走平路出山，多走十多里路，绕到南沟。
说走就走，两个侦察员背着我连夜就从沟底出发了。
天渐渐亮了，我们在山里走走歇歇，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些溪水，半路又遇上了几个老乡，他们找来破麻袋片儿，用来兜住我的屁股，轮换着背我行走。一直走到天快黑了，才走出沟口。远远地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情况不明，不敢进村，便沿着山根小心绕行。突然这时侦察员发现五、六百米外有鬼子哨兵，鬼子哨兵也发现了我们，便嗷嗷叫着冲我们撵过来。这时一位侦察员举枪向鬼子射击，欺骗引开敌人。另一个侦察员和老乡又将我背着，边掩护便转移，快速退回山里。
因为扫荡的鬼子没走，再带着我转移充满了危险，极有可能出事。天黑后，带我去南沟的侦察员临时决定把我再次藏进山里。他带着老乡在山林的灌木丛中找了个小山洞，小山洞靠近山顶，他们把我安顿进去，又让老乡连夜给我熬了一罐小米汤送来，侦察员临走时又给我留下一盒火柴，交待我说：小高，夜间常有野兽出没，野兽怕火，若有野兽上来，你就点把火驱赶它们。抗战期间八路军在敌后和日寇经常发生“拉锯战”，你进我退，你驻我扰，有时双方遭遇，死的人也多，来不及掩埋，夜里常被成群的野狼撕咬吞噬，很是危险，就给我留下一盒火柴。侦察员和老乡临走时又在洞口遮掩了枯枝败叶茅草，把洞口进行了伪装，我趴在洞口通过枝叶茅草间隙可以望到洞外，但外边不易发现山洞。就这样我在山洞里藏着，吃了睡，睡醒饿了就喝米汤，一连几天都这样度过。白天感到万分别样的寂寥，夜里猫头鹰叫着扑楞楞飞，野兽嘶叫，各种鸟鸣好似近在咫尺，心里有种格外的极度孤独感，离开集体太不是滋味儿了，就盼着同志们快来接我，盼着赶快归队。
有天迷迷糊糊的我听到外面有动静，以为是侦察员找我，爬到洞口通过茅草枝叶缝隙一看，见是鬼子伪军又进来搜山了。其中一个鬼子离洞口前下方不足百米，在附近转悠搜查，还胡乱放了几枪，见没有什么动静，也没发现可疑的处所，便悻悻地走了。当时我大气都不敢出，心想这下完了，鬼子若发现洞口搜到我，非用刺刀挑了我不成！鬼子走远了，我又躲过一劫。原来这是鬼子伪军用的敲山震虎的办法。就这样我在山洞里不知躲了几天，后来找我的侦察员说我在山洞藏了五夜六天。终于有天傍晚，我在洞内听到了找我的声音，小高，高玉龙，我们接你来了，鬼子被我们打跑了。
还有的说，这小高不会让前几天搜山的鬼子捆走了吧。
听到亲人营救找我的声音，心里异常兴奋，激动万分，泪水溢满了眼眶，恨不得立即冲出山洞，但因为身体虚弱，我只能躺在地上，用微弱的声音喊他们：我还活着，鬼子没有找到我，你们快来救我！他们把我接下山，送来南沟休养所继续治疗。
老首长说，进入1945年，根据地八路军开始了战略大反攻，抗战形势好转，日伪军被迫龟缩在据点和县城里。初春，也许是大地回春，阳气生发，也许是经过休养所的精心调治，我的病慢慢好了，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但能下地走动了。这时休养所领导决定，送我去距二百多里远的平北军分区卫生处培训学习。因为途中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离开休养所那天，所里派了两名侦察员护送，并找来一头毛驴让我骑，让我深深感受到党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关爱和培养。出发那天，我们与去军分区卫生处办事的卫生队长陈世华同行。途中经过我家所在的村子，我再次回家见了父母。爹娘见我病好了，又去军分区学习，心里那个喜兴，都挂在了脸上，娘还做饭让我们吃。在军分区卫生处，我参加了看护员培训班，还当了班长。在这里较为系统地听老师讲课，做笔记，学习人体解剖，学习临床护理技术，如各种注射技术，无菌消毒技术，伤外捆绑包扎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7月上旬，老首长跟随平北12军分区部队（军分区詹大南司令，段苏权政委指挥的10团、40团、44团）一万多人，在龙门所城西门外的一处有利地形设下埋伏，敌人经过时，枪声大作，打鬼子个冷不防。部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日本鬼子、皇协军各一个大队一千多人，缴获鬼子轻、重机枪多挺。由于他勇敢不怕死，有文化，又是党员，加上战场救护技术好，收复失地打伏击战斗前，他被军分区卫生处编进“火线”手术组，上前线跟着医生抢救伤员，冒着枪林弹雨对负伤人员先行处置，夹板固定，包扎止血，往后方医院组织担架紧急转移。伏击战胜利后，部队休整多日，接着包围攻打日伪占领的赤城县。这时上级来电说“8.15日本鬼子投降了。
听到日本鬼子投降的哨消息，部队指战员很高兴，情绪激昂，打鬼子复仇，攻打赤城的决心更大了。正在这时，晋察冀军区下达指示，命令12军分区部队放弃攻打赤城，改打日寇占领的察哈尔省会城市张家口。小县城不打了，部队要吃“大肥肉”，指战员士气高涨，急行军一百多公里，疾驶奔袭张家口。张家口三面环山，部队从张家口东边的一处叫老虎沟的沟口出来，快速将张家口的日本鬼子团团围住，先火力猛攻，对敌进行震慑，然后大喇叭宣传攻心，宣传我军缴枪投降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几天后，走投无路的鬼子最后举白旗投降。我们部队缴获鬼子各种军需仓库十座，物资枪械无数。打下张家口后，部队进行换装，士气高昂，接连又收复新保安、宣化、怀来、延庆等城市，平北军分区这时又派一个团再次攻打赤城，很快收复县城。山里的休养所也搬到了新保安。
解放战争中老首长的部队整编为野战军主力第七旅，后改为独二师。他仍留在平北12军分区下属的昌平县大队，已由卫生员提升为护士长，后又提升医助。不久平北12军分区又将下属的众多县大队改编为独立26团。平津战役时，他跟随独立26团参加了喜峰山战斗。独立26团在西峰山铁瓦窑沟里组织火力，顽强阻击傅作义暂编第三军，不让其窜出铁瓦窑沟回京，战斗打得很激烈。19岁的他独自带领火线救护组上前线抢救转移伤员。独立26团打阻击，是场硬仗，指战员很勇敢，部队顶住敌人的轮番进攻后，与及时入关赶到的第四野战军48军，将之包围歼灭，生俘暂编第三军(伪装成士兵)军长。
时光荏苒，多年过后，抗战中北沟休养所段勇的患难救命之恩让老首长至今不忘。他对我说，建国后，他曾多方打听，四处寻找，都未找到段勇。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我军筹建志愿军空军，老首长所在部队由陆军改编(集体转为)空军，成立空三师，他在丹东飞行场站立足本职，努力工作，担当空勤人员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2年，已是军医的他随搜救小分队多次从丹东进入北朝鲜崇山峻岭，寻找抢救被美国飞机击落的志愿军跳伞飞行员，表现出色，荣立三等功。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老首长随部队凯旋回国，随空三师先后驻防上海、杭州、福建，后又被组织送到空军后勤学院学习，到某飞行航校工作。“文革”中老首长调到我们部队卫生科（医院）任科长，行政14级，与我们五湖四海的战士共同生活多年，结下了朴素深厚的上下级情谊。
电话聊天结束时，老首长操着浓厚的河北口音谦虚地叮嘱我：抗战当八路期间，我就是一个小孩，小八路，一个小兵，是党组织培养了我，我的好多战友都在战争中倒下了。
我说，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年正是有你们千千万万个八路军，老战士顽强不屈，忘我牺牲的浴血抗战壮举，才赶走了日本鬼子，打败蒋介石，才有了新中国，有了祖国今天的强盛。这也正是我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电话多次采访老首长的起因。
老首长话题一转说，你复员应该去当医生，你当时医疗技术比我参军时强多了，是一个合格的“赤脚”医生，没想到你进铁路开上了火车。
我笑着回答道，我们那时在部队医院工作学习，您不是常教导我们，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吗。
老首长听后爽朗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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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福平，
笔名：弓长，现居甘肃省天水市。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在《飞天》、《中国铁路文学、文艺》、《工人日报》、《中国老年报》、《人民铁道报》、《甘肃日报》、《甘肃工人报》、《西凉文学》、《天水日报》、《天水文学》、《共产党员》、《兰州晚报》、《五月花》、辽宁《夕阳红》等路内、外二十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小小说，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杂谈等。若干作品获省、部级文学评奖，并收入不同文集。
作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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