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是添‖老梅城的几个中共地下交通站点

老梅城中共地下交通站点，就像安插在敌人心脏的党的耳目与喉舌，一批智勇双全大无畏的红色交通员，默默用行动肩负起上级赋予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苏区革命斗争史册，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留下了一抹抹鲜艳的红色记忆。

老梅城的几个中共地下交通站点

文/廖是添

中共老梅城地下交通站点，不管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地下交通工作者潜伏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也许不见硝烟，但却充满着生命危险，就像那句话说的：交通线就是生命线，交通工作无时不充满艰难与惊险。

凌风东路大安西药行：中共南委梅城交通站

凌风东路南委梅城交通站的建立，屈指数来至今已有80年。在抗战时期，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上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下与所辖省市地方党组织相互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传送党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送各种物资等重要职责。在国统区和沦陷区艰苦、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凌风东路梅城交通站的共产党人，凭着过人的胆识、机警的智慧和灵活的方式与敌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种任务。

时间倒回80年前的1940年，这是南委事件尚未发生前的老梅城，4月的梅江大地，正是清明雨纷纷的季节，时任潮汕中心县委委员、闽粤赣省委交通员的松源寺边村人王华生，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被调转到梅县，以开办“新生印刷厂”作掩护，任广东省委直接领导的梅县地下交通站站长，担负省委与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之间的秘密联络。

1940年10月，南方局决定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从党领导的公开工作分开，成立领导广东（含香港、澳门、海南）、广西、江西、湖南4个省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以方方为书记。王华生被调到南委任交通员，主要任务是接转南方局汇给南委的经费，并担负临近潮汕沦陷区的地下交通工作，公开职业是梅城凌风东路的大安西药行“行江”(类似于现在的采购员）。

1942年6月，“南委事件”发生后，南委书记方方当机立断，指示闽粤周边客域中共地下党组织执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南委机关方方化名陈瑞，机要译电员许英化名阿娣，方方的夫人郑小萍化名陈萍英，在时任永定县委副书记张春汉(化名张清仁)，埔北中心县委书记王立朝的掩护下，扮作商人先后转移到梅县桃源村张春汉祖居庆裕楼，永定县峰市高寨背村隐蔽。为便于收集了解周边情报，更为掩护南委机关秘密指挥革命，在南委书记方方的直接领导下，南委机关工作人员连同张春汉、王立朝等，同时在闽粤两省客商云集的峰市街开设了“陈瑞记商行”、大路下（大园）豆腐坊。

10月31日，方方遭当地土匪绑架，俗称“钓参子”，南委秘书陈华指示王华生尽快设法筹集5万元以赎出方方。王华生即急电大安西药行老板，说有一批西药价格适宜，需资5万元。老板接电后，紧急联系上级如数汇款给王华生。因方方已由张春汉、王立朝为主的闽西和梅县党组织救出，王华生便将5万元归还大安西药行。

1943年3月，南方局电催方方速去重庆，由王华生负责护送。4月21日由揭阳（丰顺）启程，历时12天，于5月2日平安到达重庆。方方于6月28日奔赴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王华生则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而凌风东路南委梅城交通站，依然在中共梅县地下党的领导下，坚持到新中国建立。

义化路大众书店：中共梅县城区区委党组织秘密据点

1937年11月，为了迅速开展梅县抗日救亡工作的新局面，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深入到各阶层中去，闽粤赣边省委（后改为闽西南潮梅特委）委员、韩江工委（是年12月后改为梅县中心县委）书记李碧山指示梅城市委（次年改城区区委）书记黎邦（黎戈锋）筹组新华杂志社。书籍和杂志的来源有李碧山的夫人温碧珍的哥哥温京在广州负责提供。按照李碧山的指示，由王平（王芰祥）出面与三槐堂王家祠的住户王雁宾商量，征得同意将大门右侧的木栅房租给黎邦。这样，黎邦就打出了“新华杂志社”的牌子。

不多久，广州的书籍《青年的修养》《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到一个世界》等书，《游击队》《读书生活》《抗日大学》《自修大学》等杂志便一捆捆地寄来。黎邦遂把原《新报社》的家私桌椅搬过来，当作柜台。这样新华杂志社便开张了。

当时，只有黎邦一个人站柜台，没有规定营业时间。期间黎邦向李碧山汇报了《新报》因受当局限制不能出版，仍存白报纸两筒。李碧山指示黎邦：将白报纸转出版《新文摘》。由李碧山亲自供给稿件，梅城城委宣传部长黄芸（红杏坊人，公开职务为民众教育馆助理员）写刊头。16开20页，一次出版500份。《新文摘》出版之后，除一部分在新华杂志社销售外，大都由李碧山寄发各地。虽然只出版了一期，但起到的影响作用是不小的。

1938年春节期间，在中山大学读书的谢锡琴（谢公鈇）和谢双庆回到梅县。谢锡琴来到新华杂志社找黎邦，说他们原本回梅县后拟办一书店，由广州回梅时见过温京，故此提出他们参加合作的意愿。黎邦将情况告知李碧山，李碧山一口答应同意谢锡琴、谢双庆等人入股的要求。全部家私当作25元股金，谢锡琴、谢双庆他们各出资250元，这样，新华杂志社归并给谢锡琴、谢双庆管理，改名为大众书店。确定之后，黎邦便与谢锡琴去找店铺，恰好那时义化路有两三间新修店铺贴着“吉铺招租”字样。便与店主联系，租定了店子。这间店子共三层：底层卖书，二层住人，三层后办流通书报社。最初由谢锡琴当经理，后改由谢双庆负责。中共梅城组织则通过李碧山调来松口的黄光和黄渊隆（红杏坊人，黄芸之弟）协助，以后又改调梁隆泰和张伯赞协助。大众书店开业，进步书刊一应俱全，门庭若市，生意兴隆，黎邦和李碧山经常在那里出入。事实上，当时二楼已成为中共梅县城区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据点。

1938年春节后，抗战形势迅猛发展，当时，恰好梅县东山中学校友会办的《梅县民报》业务上竞争不过《日日新闻》。由于营业业绩不佳，颇有难以负担之势。恰巧陈超寰和刘清如（两人均为地下党员）都是东中校友，李碧山便指示他们先把编辑权拿过来；他们便跟该报董事们商量，很顺利地接过编辑部工作。不久，《梅县民报》报社的全权都转移到梅城城委党组织手上了。李碧山亲抓这一工作并调张琛（张惠镛）、李凌（李展新）、王子英等同志到报社任编辑工作。此后，《梅县民报》变成了梅县中心县委的机关报。

与此同时，在《梅县民报》报社的印刷部里还大量刊印进步书刊，如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风行全县的《妇女夜校读物》等。

1938年春，李碧山为了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从一月份起出版了党的秘密刊物《锻炼》，每月出版一期。内容大都是党的指示文件，如《现阶段我们的中心任务》《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反对拉夫主义，也要反对关门主义》等等，这个刊物用32开纸油印。梁练专门负责刻印，他是刻印的能手，刻的字体是仿宋体，刻的字如新五号那般大。1938年秋黄芸被捕，《锻炼》也随之停版。

元城路裕安祥：中共梅县中心县委交通站

1937年12月，梅县中心县委和梅县城区区委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指示杨微仪（人称四姆，黄芸黄渊隆的母亲，杨徽五的女儿，杨广存的姐姐）先后在梅城上市社甸背和元城路中段，开设小食店和裕安祥青果店，作为梅县城区区委地下党一个交通联络点，后来正式建立“裕安祥”为中共梅县中心县委的地下交通站。

杨微仪长期担负着交通员的任务。平日，以小商贩面目出现，既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又借以维持全家生活及招待来往同志的膳宿，免除或减轻了党的经济负担。杨微仪的交通联络任务是很繁重的。由于梅城地处交通中心枢纽，作为中心县委交通员，她经常奔走于梅城至梅县湾下、泮乡、南口、丙村、西阳、松口和兴宁、平远、蕉岭、大埔，以至闽西等地之间，各地地下党来往的同志都知道梅城有位“四姆”，是位慈祥、可靠、不辞劳苦的革命母亲。

1937年寒假，李丹和一批同学到西阳、白宫一带宣传演戏，步行回到梅城，大伙就住在杨微仪家里，杨微仪烧热水给他们洗澡，煮饭给他们吃，安排他们住宿。1937年至1938年，地下党的领导人方方、李碧山、陈华、伍洪祥、李平、林美南、王亚夫等，在梅县西区螺子角李屋，租赁了一座二层楼的独屋，作为中心县委的秘密据点，担任对外交通联络任务的就是杨微仪。

1938年春，党组织在梅城义化路开设了一间“大众书店”，并由书店主持组织“流通书报社”，借以向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发动读书运动。杨微仪的二儿子黄渊隆（大儿子黄芸）亦在“大众书店”工作，担负流通输送革命书报到工厂、学校、商店及到西阳等地的任务。到1940年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抗战进入艰苦阶段。大众书店突遭封闭，临急事发，杨微仪就设法协助党组织将店中的书报抢运出来，转移到安全地点。

1938年间，李鸣铮在梅州中学念高中，随后任学抗会主席、党的学委书记，住在梅州同学会内（裕安祥左斜对面，即今梅江区市工人文化宫）。李碧山同志为便于领导学生运动和群众工作，便与李鸣铮同住在一起，每天3餐，在裕安祥寄膳，杨微仪悉心照顾，保障安全。还有梁集祥、廖伟、陈明、王立朝、黄戈平（汉琴）、张英、蔡元贞、古素梅、姚秋实、李蕙若、陈德惠、熊钦海、潘佛章、陈家震、侯巧如、侯秀如、侯晴如、梁练、马添荣、李国瑶、邹传辉……等一大批同志，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经常进进出出于裕安祥，都曾得到过杨微仪的帮助、掩护，其间，杨微仪或当交通送情报，或掩护同志们开秘密会议，从未出过危险。

1940年间，有一次温碧珍从老区来到梅城，到裕安祥联系工作，被敌人盯梢，温碧珍刚登楼，便衣就窜到店中，问店中的伙计（陈亚成，地下党员，是党组织安置在该店协助工作的）“刚才进店上楼的女人是什么人？”陈亚成若无其事地淡然答道：“噢，那是老板娘的亲戚，来串门探亲的。”敌人一无所获，索然而去。

当时裕安祥地处元城路与西门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虽然出入方便，但店堂很浅，东边间隔几间是一个皮革商店，老板就是梅县三青团头子熊耀豪的哥哥，经常虎视眈眈监视着裕安祥的动静；而且此处距离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都很近，真可谓在虎口之下，要保证出入联络的人员安全，确实不容易，而杨微仪却以她的勇敢机智做到了。

1940年5月，梅县“七君子事件”发生（李国超、何孟琳、黄新元、李鸣铮、刘时敏、姚秋实、潘佛章七人，分属东中、梅州、女师、农校的学生，大都是地下党员），震动岭东，杨微仪闻讯即到处奔走联络，为营救7位爱国学生和探视监狱而昼夜奔波，直到7人平安出狱。

“南委事件”发生后，地方党组织转入“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阶段，环境更困难了，杨微仪就以裕安祥为据点，积极为散走各方的同志联络通信，互通消息，进行联系，历数年如一日。党组织恢复活动后，她就帮助从外地回来的同志积极找寻组织，恢复关系。1945年初，李丹和李国瑶抱着满怀希望，由外省远道奔回梅县寻找党。阔别多年，哪里去找寻党组织？一时茫然。后来找到杨微仪，在杨微仪帮助下，只等了一个星期就和地下党的负责人阿琴哥和陈明同志取得了联系。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的1940年至1945年间，日寇打通了粤汉铁路，占领了湖南、江西、广西、粤北大片土地。占领了潮汕的日寇也蠢蠢而动，企图进占兴梅、贯通粤北。在这日寇步步进逼的危急形势下，许多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如李章达、张文、杨伯恺、李伯球、郭翘然、胡一声、丘克辉、杨飘棠、李世浩等人，都退居或回到梅县继续发动民主运动。梅城地下党又是派杨微仪当交通员，出入于梅城内外，负责同这些民主人士联络，互相配合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宣告胜利结束。就在这时，闽粤赣中心县委书记李碧山偕同夫人温碧珍，奉命要返回越南参加斗争，从梅埔边秘密潜返梅城，在裕安祥住了一宿，道经兴宁、东江返国。

1947年夏秋间，闽粤赣边武装斗争迅速开展。为加强领导、指挥斗争的需要，上级党决定在粤东游击区建立秘密电台。华南分局方方在香港派李国瑶携带一部手摇马达秘密回到梅县，为建立电台之用。“货”到梅县置于何处才安全呢？这事与杨微仪商量，她毅然决定将它秘密掩藏在黄泥墩自己的家里。然后通过地下交通员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第二天，便由杨微仪出面雇请一条小木船，将马达秘密运到预定地点梅城罗衣塔下渡口，交给了来接应的游击队员。

1946年至1947年间，一批女党员要生小孩，由山区秘密地来到梅城，为了安全之计，都先后暗中送到“裕安祥”，把掩护的任务交给杨微仪，杨微仪就把她们护送到白宫刘浣珍医师的诊所，安全分娩，没有发生一次事故。

解放战争期间，杨微仪以她特殊的身份，一直坚持在梅城，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秘密掩护往来进出的上级负责同志，为游击队购买和输送子弹、药品及其他军用物资，传递密信、情报，转运和散发登载有解放大军和地方游击队胜利喜讯的传单、捷报或报纸到白区各地。

1948年夏天，由于一个自新分子的出卖，杨微仪、黄渊隆母子被捕。在监中杨微仪勇敢机智地同敌人周旋。最后，经杨徽五（杨微仪父亲、清末秀才、教育家、叶剑英在东山中学时的国文老师）老先生多方营救，杨微仪母子终于交保释放。

中共梅县中心县委交通站“裕安祥”在杨微仪的主持下，为梅县城区及其周边党组织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立下了永磨不灭的历史真相。

凌风东路生活社米店和泰康路隆发米店：梅县交通支部两个支点

1941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潮梅特委决定撤销梅县等四个中心县委，由特委直接领导下属9个县委，原梅县中心县委属下组织分设梅县县委和兴宁县工委。梅县县委仍辖梅县、蕉岭、平远和武平象洞区党组织，书记马士纯（后王致远）。为了适应党的事业发展需要，县委决定成立直属的交通支部，由县委书记直接领导，指派此前担任梅城东郊小学党支部（包括肩一小学、周溪小学的党员）书记、梅县中心县委交通联络负责中转工作的张弢（张体康），任支部书记，成员有谢禄秀（谢淦青）、温万兴（温再生）。

张弢和温万兴仍以肩一小学教师的职业为掩护，平远人谢禄秀则在其父与人合伙开的生活社米店（在凌风东路中段）当店员，党支部同时以肩一小学和生活社米店为联络点开展工作，张弢、谢禄秀各坐镇一个点，即张在学校，谢在米店。张弢、温万兴两人分工明确：学校工作由患有脚疾的教导主任张蹲点掩护，身强力壮的温万兴与张弢默契配合，获得行动自由后即负责跑线。县委的信息、函件、钱物先由一个住在县委机关的“红小鬼”送到张弢或谢禄秀处，然后由温万兴送出。这样坚持了一年，交通联络支部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县委交给的任务，而且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1942年春由于工作需要，县委对交通支部作了调整，将温万兴调到白渡与县副特派员廖秋声（陈华）一起仍担任交通员工作，梅县城内的交通支部只剩下张弢、谢禄秀2人，工作照常进行，工作方式多是中转联络。

6月中共南委遭敌特破坏后，根据南方局指示，潮梅党暂时停止组织活动。其时，潮梅党特派员林美南和特委机关隐蔽在梅县城郊乌蓼沙菜园；南委联络员李碧山则隐蔽在大埔县，他们两人继续分别领导潮梅党的地下斗争工作。在党遭遇到如此艰难危急而复杂的情况下，交通联络工作显得特别重要。张弢的交通支部的组织活动不但没有停止，任务反而更为繁重，活动方式更为隐蔽，风险也更大。张弢和谢禄秀共同负责潮梅特派员林美南的交通联络工作，梅县方面以张弢为主，谢禄秀偏重林美南与潮汕方面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掩护，张弢辞去肩一小学教位，到梅城泰康路隆发米店当掌柜。店老板是张弢的族人，对张弢十分敬重和信任，这就在客观上为他创造有利的工作环境。

南委书记方方在南委遭破坏时脱险，隐蔽在桃尧后即派梅县副特派员谢毕真（谢昆华）奔赴梅城，接林美南到桃尧共商贯彻南方局指示潮梅党暂停组织活动问题，谢毕真抵梅后即到隆发米店找张弢，由张弢转知林美南随谢毕真前往。平时他们和林美南的联系是通过陈权（特委机关党员骨干）往来传递。更经常的是由乌蓼沙菜园每天进城卖菜的菜农（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化妆）分别到生活社米店谢禄秀或隆发米店张弢处联系，然后由他们分别处理。如果一、二天没有人来，谢禄秀就告知张弢或将东西交张弢处理。

1943年8月，方方奉命撤退到重庆时指定的联系人吴南生（中共普宁县特派员），从潮汕到梅县找林美南，就是到生活社找谢禄秀，由谢禄秀转知林美南，林美南再派人到旅店接到乌蓼沙特委机关的。潮汕地下党汇给特委的几笔大宗经费，也是由谢禄秀转交的。为了保值，有的由谢买成大米存放在生活社，需要时换成现款使用。1945年1月谢禄秀被捕，交通支部解体，尔后由张弢独立挑起重担。

1942年6月南委事件前后直到1944年冬，梅县党的工作一直由林美南领导，1944年冬林美南回潮汕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改由李碧山领导，从此张弢又担任李碧山的交通联络工作。在组织停止活动期间，梅县有些同志疏散到外地，有的在外省外县埋藏隐蔽，等待时机。张弢不避艰险与原来和他有过组织关系的同志保持书信联系，使这些同志通过他仍能和潮梅党组织的负责人保持一定的联系，为1944年冬梅县地区重新恢复党组织活动，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干部条件。如张英（张伯赞）在组织停止活动后回到梅城，是通过张弢才和林美南取得联系的；熊钦海自1943年春先后转移到各县隐蔽，一直和张弢保持书信往来。

1945年初，李碧山、林美南等负责同志共同分析形势，认为潮梅地区恢复党组织活动和广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条件已经成熟，李碧山即命张弢发出函、电将所联系的同志一一召回梅县，参加武装斗争和地方建党工作。那时熊钦海在仁化，接到张弢的函、电后偕同新婚的妻子陈德惠由粤北步行（当时日军进攻韶关，交通中断）于春节后赶回梅县。熊钦海首先到隆发米店找到张弢，由张弢告知熊钦海到松口再找宋梅通负责的交通站，然后才找到李碧山。李碧山恢复了熊钦海的党组织关系，并派其前往梅、丰、兴、华、揭边的八乡山创建抗日游击队。1945年6月，陈德惠因怀孕行动不便，在别无其他选择的困境下，冒险下山回梅县熊钦海家分娩，并张罗照顾熊钦海等的营救工作（熊钦海和温万兴、严明执行任务遭反动武装袭击被捕），陈德惠回到梅县后也是通过张弢与县委联系。

同一时期，张弢曾恢复泮坑的古彩英及从江西回梅县的彭碧琴的党组织关系。1947年春陈德惠奉调到香港工作，行前，梅县县工委书记廖伟在余勇谋家中约见陈德惠谈话，也是经张弢联系告知的。

1945年1月，谢禄秀被捕入狱，“生活社”交通点受破坏，为了组织的安全，张弢听从组织的安排，由温万兴护送到梅西李坑李发英老家暂避。以后局势平静，有关同志和党组织都没有因谢禄秀的被捕受牵连。春节期间，张弢回到梅城家中，也不怕受牵连，马上通过亲戚和学生了解谢禄秀在狱中的情况。1945年4月，谢禄秀被保释回家。组织认为谢禄秀刚出狱，暂不要过组织生活，只与张弢个别联系。张弢少了个得力帮手，担子更沉了。

1946年7月，李碧山同志回他的祖国越南从事革命斗争，潮梅特委将张弢的组织关系连同隆发米店交通站移交给梅县县工委，继续为县工委的交通联络工作服务，直至1948年9月李剑锋在梅县武装斗争中被捕入狱。李剑锋和张弢是有过组织关系的熟人，为预防不测，同年冬，组织决定张弢撤离梅县，调到香港《华商报》工作。张弢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从容撤退。自此由张弢负责的老梅城交通站才圆满画上了句号。

文/廖是添

作者简介：廖是添，梅县区王寿山下古村落黄沙村人，原名廖世添，笔名田力、老料、周溪、南子等。历任《世綵文化》《太平洋之声》《嘉信风华》《客都文学》《梅南乡情》等报刊杂志主编，《梅州信息报》记者，《侨乡月报》编辑，现为梅州市客家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梅县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梅江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梅江之声》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