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人，缺政策，都市农业的“穷途末路”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骆军

“从这个果园的经营角度来看，你觉得主要问题在哪里？”我问骆军。

他是我的学弟，毕业后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不过跟大多数科研院校的科技工作者不同，他喜欢搞技术，喜欢去生产第一线，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2005年他居然和同事一起在上海金山建了一个120亩的果园，2008年扩大到330亩，主要种葡萄。搞到现在，启动资金还没回本，还借了5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

而2008年他在松江买的一套房子已经涨了6倍。对比之下，确实让人唏嘘不已。

“问题很多。”骆军叹息道：“刚开始是投入不足，然后是销售市场发生变化，再加上我们都是业余搞的，精力不到位，等等因素吧！”

果园中的“巨峰”葡萄

在我知道的信息中，等等中还包括股份、管理这些不可言说的因素，最后导致这个果园的效益只能是持平，或者是略有盈余，以确保灾年能持续生产。

“这16年来好像整个种植模式和技术方案都没有什么改变？”这个问题不仅是针对眼前这个果园，整个上海的果园似乎都存在这个现象。

16年前，我刚开始负责家乡果业发展的时候，是以上海果园为标杆，学习其精品理念、种植模式以及产地直销的经营模式，甚至包括包装的设计和样板。但十几年过去之后，我发现上海这个产业似乎还停留在那个时代，能让我称得上“亮点”的果园寥寥无几。

工人在采摘“翠冠”梨

还没等骆军回答，我又发现另外一个情况，“好像现在做果园的人也是十几年前的那批人，也没有什么变化。”连帮骆军管理果园的场长都原封不动，从40多岁的中年人干到现在拿退休工资的年龄。

“不光是他们，连干活的工人也是原先那批人，从原来的50多岁干到现在的70来岁。”骆军长叹道：“我经常讲上海水果产业处于一个危机的时代，产业向西部转移之后，没有新鲜的血液进来。大家都在迷茫，到底怎么弄？盈利模式找不到。”

农家苑、施泉、桃咏，我曾经和朱彬彬（原上海市林业总站果树科科长）盘点过上海规模果园中盈利状况比较好的几家果园，问骆军：“还有其他盈利比较好的果园吗？”

管华明是上海第一位规模种植“阳光玫瑰”的果园老板

“在上海挣钱的果园还是很多的。”骆军说：“一般小规模家庭式的都能挣钱，两夫妻加上父母，管理四五十亩，有充足的劳动力……”

“实际上他们还是赚自己劳动力的钱。家里有3~4个劳动力，一年挣30~40万元，一个人10万元，比打工强些。”我其实不太关注这种剩余价值很少的盈利模式。

“真正上规模的，几百亩的能挣钱的确实不多。”骆军分析道：“以前上海的葡萄卖15元/斤，现在卖25元/斤，但成本不知道涨了多少倍了。那时候人工工资是13元/天，现在你要同样的劳动力起码200元/天。原先的工人40多岁，现在60多岁、70多岁，甚至80多岁的都有了。他（她）眼睛都看不清楚了，疏果怎么能疏得好呢？所以上海果园现在最大的瓶颈是人，资金、技术都不是问题。”

72岁的上海果农沈益德

难怪他这些年科研的重点方向是省力化栽培。刚开始提出这个方向的时候我还不以为然，在我“兵分两路”的设想中，上海果园应该是走精致化道路，通过极品品种、细致技术和体贴服务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但从骆军的阐述中，上海已经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支撑走这条道路。

与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对劳动力要求比较高的上海葡萄产业急剧下降，从2009年的8万亩减少到目前的4万亩，而对劳动力要求不高的梨和小水果的种植面积稳中有涨。

 

在不远处，还有一家由科技人员管理的果园——牛博士采摘园。与骆军一开始做生产园的思路不同，这里是地方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在2006年联合打造的农业示范园，所以，无论设施条件还是种植模式都是挺高大上的。

牛博士采摘园的种植模式

“效益怎么样？”我先问最终结果。虽然“阳光玫瑰”的穗形管理不到位，但口感挺好，果香味很浓，符合骆军说的以“健康”和“好吃”为核心的上海地产水果的要求，也符合雨露空间的选品要求。

“我这里实际种植的也就六七十亩，每年的产值在六七十万元，还能结余二三十万元，账面上的数字还能往上涨一点。”人称“牛博士”的牛庆良笑着说。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蔬菜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西甜瓜，接手这片基地之后发现种蔬菜不挣钱，所以在王世平的推荐下改种葡萄，还种了些梨、甜柿和“红美人”柑橘。

牛庆良（右）和骆军在查看葡萄的质量

“如果单纯从效益角度来评价，价值也不大，辛辛苦苦忙一年，挣二三十万元。”我对这位不务正业的教授调侃道。

“我是以学校为主，精力还是放在科研上，种果树是种爱好，一个星期最多来一次，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按照我们这个模式搞果园的话，亏是不会亏的，但想挣多少钱也是很难的。”牛庆良指了指骆军，“对我们俩来说，最大的价值还是练兵，技术是从实践中来的；另外，也辅助推广一些新品种、新技术。”

这事我也问过骆军，作为科技人员投资果园究竟有没有价值？除了牛庆良说的两种价值外，骆军还提到一点——“真实的信息”，不会像某些砖家会闹出“何不食肉糜”这类的笑话。

穗形不佳但口感良好的“阳光玫瑰”

“对你们来说，想进一步提高效益的最大瓶颈是什么？”我追问道。

“我们两个人都不擅长做市场。”牛庆良说：“现在渠道为主，你看人家弄个小直播，一天也能卖一两百箱，我们干不了这个事情。”

“现在上海的水果销售模式也在变革。”骆军补充道：“像桃咏的何明芳是很好地把新型销售模式结合到她的产业发展中去，但大多数果园是没有这种理念和能力的。”

在线上销售先行一步的何明芳

“我们两个人的目标，第一，在品质和安全性上不要出问题；第二，不毁名声；第三，能够安安稳稳卖出去。我们就完成任务了。”牛庆良笑着说。

 

我忽然发现自己又聊了个寂寞，居然跟两个不需要追求经济效益的人聊果园的盈利问题。就像有时候跟黄伟聊日本水果的产业模式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一样，他追求的是像有贺这样的精神层面上的享受，所以在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前提下，可以不顾一切地沿着自己的目标前行。

“你们觉得上海果园的优势在哪里？”我转而问效益之外的问题。

高大上的设施条件

“在上海搞果园，别的优势没有，一个是靠近市场、靠近消费者，我们能把水果留到口感最佳时再采摘，可以把品质做到极致；第二个，上海在农业方面的政策补贴力度很大，2020年全市各级农业项目资金加起来有160亿。”牛庆良介绍道。

政府补助力度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年我在上海接触到的果园基本上都能拿到9位数以上的巨额项目。黄伟的哈玛匠果园今年就申报了一个3000多万元的项目，项目实施面积不过百来亩。这种政府补贴的力度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政府项目主要支持果园的基础设施，高规格的大棚，果园道路硬化，包括各种果园机械设备和配套设施。”骆军说：“但在真正的产业瓶颈上却没有支持政策。”

政府补贴的果园机械设备

“人。”我迅速想起骆军提起过的“新鲜血液”。由于城市化扩张的需要，在上海很多地方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外地人在上海租地，基本上断绝了“新鲜血液”的来源。

骆军笑了笑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只有退休后的上海人才是上海农业的希望，55岁或者60岁退休，愿意搞农业的人给他政策，结合养老，还可以干个10年。上海现在只能动这个脑筋了，其他你能动什么脑筋呢？”

“那还有什么价值呢？”我甚至觉得如果局限在上海推广，像他俩在品种和技术上的科研成果都是可有可无的。

骆军（左）和牛庆良在探讨上海农业的出路

“还是有价值的。”牛庆良说：“但是果园原先所承载的果品生产功能会逐步弱化，增加休闲、科普和农旅等方面的功能。尤其是科普，现在小孩子连梨花都不认识，更不知道梨是怎么长大的……”

这不正是我在上海林业总站举办的“乡土有约”活动的报告中，最后给出的上海果园的出路：果园+。

 

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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